卫祥云：论“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

卫祥云

　所谓“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危害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追溯历史，北京大学的严复教授是最早提出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之一，他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的重要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论自由》，与他同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现在主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也大有人在，但都难具有代表性。

　　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显明的政治诉求，它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不能把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因为，在不同的年代，自由主义包括不同的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思想和追求。如毛泽东同志就曾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和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行为准则划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而市场经济从一诞生起，就有着严格的定义和内涵。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将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的生产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非与自由主义与生俱来，也不能因为自由主义者崇尚市场经济就把市场经济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体系，前者主要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总结；后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则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的理论概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自由主义思想一开始与邓小平理论倡导的市场经济正好相吻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解放思想，打破禁锢，破除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体制限制，呼唤民主发展”等。虽然这些提法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切合了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受到抵制，党内的左倾思潮开始回头。尤其是后来的反精神污染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扩大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于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所以，市场经济被当成了自由化的靶子，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在理论界久久不散，并时刻有卷土重来之势。

　　但形势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固有的惯性思维。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英明论断，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对反对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的左倾思潮的人当头一棒，既是第二次为市场经济正名，也是要把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虽然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但他与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宪政和民主政治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我认为“市场经济”绝对是个好东西，他可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需要使用的工具和有力武器。如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建成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就把市场经济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或冠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了，只是没有人慧眼识珠并加以提炼和总结而已。从历史的眼光看，主张自由主义的人大多有政治诉求，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则不一定都有政治诉求。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北京大学的严复教授翻译过《国富论》和《论自由》，他本人也崇尚自由主义就把《国富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甚至把我们国家现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冠之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而继续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主义的靶子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