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早的生物战：汉朝匈奴的“诅”（图）

michaeovich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年轻将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匈奴(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所谓“瘟疫”，即瘟病，瘟也是发热的意思。)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 10-20
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
171 年、173 年、179 年、182 年、185 年五次爆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 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 80
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值5650 万。仅 80 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 1600 余万，锐减去四分之三)。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这一点过去史家无所论及。但从有关史料看，这种疫病发病急猛，致死率很高。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热致喘，气绝而死。一些患者体有血斑瘀块。(故称为“伤/疡”。)

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

一、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

二、起病急猛，高热

三、患者体有出血瘀点

四、具强烈传染性

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出血热》，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他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
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 30
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
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
1 世纪，至 4 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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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

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

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

《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

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

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

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

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

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

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 2 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 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 6
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 165
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ching

原来这生物战是起源于中国啊....

daydreamer

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

[color="Navy"]哇．．这篇文章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好长哦．．看了一半先，明天再接下去！　:big_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