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聪明大犯罪胡德平历史决议座谈会给解体中共尸体化装

大犯罪胡

2011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这一拨乱反正的重要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回顾从“文革”内乱到改革开放的艰难转折，认清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南方周末》报社在京举办了“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胡德平、高尚全、宋晓梧、杨启先、江平、章百家、何方、孙长江、郭道晖、张胜、沈宝祥、马立诚、周为民、王长江、黄方毅、于建嵘、张曙光、张木生、张维迎、王占阳、王小鲁、常大林、陈有西、吴思、雷颐、蔡霞、杨继绳、张剑荆、李楯、丁学良、章立凡、何兵、王海光、王贵秀、丁东、高峰、吴稼祥、张鸣、展江、卢跃刚、胡舒立、项小米、降边嘉措、杨鹏等来自理论界、学术界的近百位专家学者。

　　与会者认为，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极大的勇气和远见领导形成了这样一份历史文件，这一文件系统分析了党在三十二年执政历程中的得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个人崇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决议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区分开来，对争论严重的问题采取“搁置再议”的做法，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

　　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是，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

　　与会者认为，必须守住《决议》所体现的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也一分为二的底线；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用“文革”的方式处理，而应该通过继续全面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巩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解决。

　　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又处在改革的一个关键期，《决议》制定过程和《决议》本身所体现的很多做法和精神，对于解决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决议》通过反思“文革”的沉痛教训，提出了以党政分开、扩大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在实践过程中，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配套改革的滞后等原因，我们党面临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国家面临着权力腐败、人民的权利被漠视和侵害，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等问题，因此，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现将会议主要讨论成果分四个专题综述如下（各位发言人的发言全文见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一、《决议》是党的历史上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须坚守《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与会者认为，尽管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三十年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开辟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里程碑式的作用。

　　胡德平说：我们应该坚持《决议》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动摇，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态度！这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回顾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非常重大。刚才有同志说这个《决议》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生死路口上，到底是走上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的一个选择。我们这些经过了“文革”、也经过改革的人应该明确，我们走上了“活路”，但是现在负担还很沉重，还有很多问题。

　　宋晓梧说：《决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其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成绩。

　　张胜说：我们重温《决议》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借鉴就是对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退缩，尤其是在人民面前不回避自己的失误，有直面问题、检讨错误的勇气。

　　王长江说：《决议》的精气神值得肯定。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担当。我所说的精气神，就是这种担当精神的体现。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同样要有一种担当需要勇气，而不是得过且过。

　　王海光说：《决议》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文件的写作过程，也是是一个全党思想解放的过程。《决议》代表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成果，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周为民说：《决议》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指出了毛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表明我们共产党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教育，深刻反思认错，痛下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为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李楯说：《决议》最大的价值，是它否定了实施多年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吴思说：《决议》放弃了“文革”理论，回到了八大路线，就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发展党内民主和政治民主，这是一个进步。《决议》总结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这个总结很好。

　　陈波说：这个《决议》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彻底否定了“文革”，以及支持“文革”并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政治判决是镇制党内各种公开的与潜在的“文革”势力的定海神针，是极“左”势力的一副魔咒。

　　章立凡说：从政治层面观察，首先应该肯定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执政党达成的党内共识，是当时党内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有了这个公约数，执政党才能以此为基础，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功不可没，也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杨继绳说：《决议》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活剧。

　　郭道晖说：《决议》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就四千老干部的大讨论而言，初步打破了毛的神话和两个“凡是”。决议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左”的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极“左”余孽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30年后对《决议》科学性的再认识

　　座谈会在充分肯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的同时，在理解和不苛求前人的氛围中，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决议》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看法。

　　胡德平说：《决议》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功绩的时候，也说到他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于中央之上。《决议》说“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四人帮”集团，——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

　　宋晓梧说：对《决议》有困惑，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决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并没有否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问题，提出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处理劳资矛盾，这有没有道理？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日益多发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好，还是建立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好？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结论上往前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和谐劳资关系，而不是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沈宝祥说：《决议》中有些话，就说的不够充分，“宜粗不宜细”嘛。有些话，也不是那么很符合实际，如对华国锋的评价。《决议》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

　　王贵秀则强调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时间点应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应充分肯定华国锋同志的历史作用。

　　蔡霞说：尽管《决议》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悲剧缺乏理论上思想上的深刻反思检讨与剖析。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都还没能够解决。我们需要汲取前苏联共产党的深刻教训。有的人至今肯定斯大林体制，批判和归罪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如何看待斯大林体制，实际上可能影响到以后党的走向与思路。

　　王海光说：《决议》毕竟是一个政治决议，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评价历史，有许多历史认识很不到位，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改造、对反右派运动、对华国锋执政的两年，评价的都很不够。再比如说《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一个切割，把正确的思想当成党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不当毛泽东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

　　丁东说：要承认这个《决议》有历史局限性，对建国以来给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反思不彻底，四千个高级干部中有人已经提出的一些更深刻的意见，没有吸收进来。对毛泽东过于维护，对华国锋又过于苛刻，尺度不一。

　　张曙光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决议确实有进步的地方，主要是认了一些错做了一些检讨；否则我们也不会有30年来的进步。但是决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否则，我们今天的问题也不会这么严重。

　　杨继绳说：《决议》对农业合作化、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全面肯定，还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如大饥荒）。《决议》回避了造成“文革”的制度背景和“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

　　雷颐说：由于历史受到权力掌控，权力往往选择性记忆，要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对这一点我们做历史研究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和遗忘作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保持历史记忆？因为有些人现在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由于不了解真实的情况，觉得那个年代或者是物质贫困精神丰富，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不是无视就是无知。

　　于建嵘说：这个《决议》又存在非常严重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执政党治国理念没有进行全面检讨，对建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探索。

　　吴思说：《决议》不足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否定“文革”，“大跃进”和“反右”，当然不错。但《决议》肯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成绩，而是失误。否则就用不到改革开放。大方向错了，走得再稳再快也不值赞扬。《决议》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评，也不符合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如果这些批评是对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

　　高峰说：历史发展证明，在国家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私人企业实行公有化，搞“社会主义改造”是错误的。实际上，也违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设想。

　　三、关于当前各种思潮和体制现状的评析

　　鉴于当前社会上各种思潮涌动，与会者也对各种思潮进行了评析，其中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和“文革”回潮思潮做了广泛的讨论。

　　胡德平说：近年来，不管是什么原因，鼓吹“文革”这种东西好像在“复活”，有人留恋它；有的人尽管不信“文革”，但却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要守住！另外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呢？有些人反对《决议》的这条底线，如果他们拿出论文、拿出实践来辩论那也好，如果只是一个口号，那也是一种利用。中国人民吃这个亏吃得太多了！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也说到了《决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提高认识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说这两个底线也弃而不守了，那么中国人也太没希望了吧？

　　高尚全说：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一是政府行政主导，二是受控市场。所谓模式就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我国仍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就是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近年来，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为“文化大革命”平反，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纵容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对中华民族未来将会造成巨大的祸害。

　　张木生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共产党的领导要改革，要完善。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极左，越来越表现在城市里面而不是农村。今年的“苏州事件”、“杭州事件”、“广州事件”、“大连事件”，大规模的冲突都爆发在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目标就是广场，民粹主义和极右的，非常着急在中国搞普世价值，这和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一样的，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后极“左”和极“右”都是在广场集合，人什么时候智商最低，就是在广场民主的情况下智商最低，越来极端的口号越有人接受，这在全世界都有历史教训。今天应回到原点的新民主主义，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和驾驭资本主义，直到国际大环境允许我们建成够格的社会主义。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来解决在国际大格局下的新问题。

　　黄方毅说：当前人们在热议新民主主义,并提出将此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而非终点,对此我赞成。我关心新民主主义“1.0版”,70年前的历史就一个词,宪政。凭着这个,中共赢得人心,把全国爱国与正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也凭着这个,把广大知识分子吸引过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王占阳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脉络做了详细阐述。

　　张胜说：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相伴而来的是信仰的缺失和腐败的泛滥，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因为一级政府要抓好经济就要善于经营好本地的资源，也就是要经营城市，把你所辖的城市、农村当做商品和资源去经营，政府成了公司，市长、县长成了董事长，他可以招商、发包、配发资源，名正言顺地坐收红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权力的异化问题，公权力的商品化、商业化、私有化，腐败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了。

　　王海光说：《历史决议》在今天还是确认党内政治动向和社会政治动向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坐标。现在一些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唱红”，颂扬“文革”，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被《历史决议》否定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出现了历史的错乱。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倒退。说明我们的改革底线现在已经发生了动摇，改革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

　　周为民说：纪念《决议》的意义集中地体现在今天会议的主旨上，就是反对倒退，坚持改革开放。因为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使人非常忧虑，那种可能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已经是现实地存在着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那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和行为及其对社会的蛊惑，另一方面来自在这个问题上暧昧摇摆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倾向。中国是在一条生路上继续前进以争取光明的前途，还是倒退到死路上去，现在正处在非常严重的极其紧要的关节点上。

　　丁学良说：我一直认为，造成中国老百姓在“文革”中激进行为甚至暴力行动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以后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和监督上层官员的渠道越来越收窄，到了1966年基本没有了。等到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的时候，底下人就把多年来积累的民怨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是普通民众在“无法无天”的最高领导者的亲自领导下，多年累积怨气的一次集中爆发。如今国内有些人向往乃至热衷于重拾“文革”的办法，恰恰是近年来普通老百姓合法的和自下而上制约、抗议、改正上层权力机关滥用职权的渠道越来越少的折射。合法的渠道越少，非法的做法就越具有吸引力。

　　张维迎说：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只有想当官的，没有想干事的人；只讲关系，不讲是非。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条款，或者根本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

四、对下一步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希望

　　与会者对下一步改革开放的重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胡德平说：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很好，刚才有同志还说到了这点。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这个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是一个什么理念的执政党？对人民的要求，对世界的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各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吸收了些什么？关于民主集中制，我觉得民主一直很弱势，集中很强势。集中就是权威，只要党内有权威在，只要省里、市里有权威在，就是很强势；民主就是弱势，像婢女。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真正的民主要是发挥好了，集中也就在里面了。怎么做到两者统一和谐，这是党要研究的问题。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但是如果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能不能一致起来？不要把党性孤立在人民性之外，如果孤立于之外，确实很可怕。我觉得，合法性的根子就是党性必须和人民性相统一。另外，一些事情也被搞乱了，比如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以前看有关材料，我也被吓蒙了，如果你说“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那你就是自由化！批评者的意思是必须把“坚持”放在“改善”一词的前面，这样才“顺理成章”。《决议》是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坚持是目标，但前提是必须“改善”。不在内容上下功夫，只在形式上喊口号，于党不利。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现在是不是这个时机，我还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提出这个任务，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高尚全说：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是能不能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关键。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有紧迫感，真正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同时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然高水平小康社会有落空的危险！

　　于建嵘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不是要回到争论不休的历史评论中去，而是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有明确回答：第一，国家的权力到底属于谁？第二，公民有哪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第三，如何保障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第四，现代信息技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何兵说：国家和政党的中心任务，都有历史的阶段性。很多人说，经济繁荣会带来政权稳定，这是错误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经济大发展时期爆发的。下个时期，党要“以政治建设为中心”，最好同时提，以“政治和经济建设为重点”。我们不仅要与外国拼经济，更要与外国拼政治、拼制度。制度拼不赢，经济最终不可能拼得赢。政治要让人民讲，不要总是对人民讲政治。司法改革要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只要司法是公正的，人民就有希望，政局不会出现大变动。

　　陈有西说：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

　　蔡霞说：既要防止“文革”重演，又要解决好当前的贫富差距、党内腐败等等社会不公现象靠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前走，把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进一步推向前进。

　　李楯说：我认为，还是要认可利益主张多元，要有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机制。第一，要确立认可“别人和自己不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第二，要构建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宪政、法治，就是这样一种能够协调、衡平利益，化解冲突、保障公平、公正的机制。要走向宪政，最根本的是要启动早已停滞的改革——即：启动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

　　郭宇宽说：能够有公共讨论的平台是最关键的。当年要是毛泽东能就政策和刘少奇彭德怀公开辩论辩论，怎么还能搞得起个人崇拜呢？鼓励公开的对话辩论，才能从事实上改变个人迷信和各种迷信的土壤，避免再走“文革”覆辙这样的教训。

　　王占阳说：“有中国特色的”本来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其含义是“我不搞你苏联那一套，我们中国要另搞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又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有中国特色的”本质是告别苏联那一套，转向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同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排除了只要“中国特色”不要“世界一般”的保守主义。

　　杨继绳说：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郭道晖说：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第三次思想解放。主题是执政党自身改革和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核心是实现由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变。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基本理念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

　　吴思说：为什么一直说民主，一直不能实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强调民主。建国后，八大仍在说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文革”提出了大民主。《决议》否定“文革”，但也主张高度民主。现在仍在说民主。为什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可以证明，毛泽东早就知道，民主是走出兴衰循环的正确道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我的看法是：领导人有一种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领导人民抄一条近路，一步跨进天堂。后来的实践证明，所谓的近路是弯路。

　　张剑荆说：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以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以后能不能这样讲，经济问题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在历史决议通过30年后的今天，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执政党能不能像30年前那样拿出一个新的改革的纲领？我们呼唤执政党要有这样的历史感、勇气和担当。

　　陈波说：我们要解决中国融入文明社会的国家体制问题。所以我非常同意郭道晖先生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由专政党转成宪政党，要用宪政的手段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

　　高峰说：我们今天纪念《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学习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的政治勇气，为党和国家命运担负起改革政治体制的历史责任。

　　沈宝祥说：《决议》是解决党的问题。今天从总的问题来看，仍然是党的问题，关键在党。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关键在党。党的关键又在哪里呢？关键在党的改革。我们常说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我认为，就是要把我们党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党。现代化的党，主要的，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科学化。

　　马立诚说：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