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李瑞环与大邱庄的衰落

大连李扬

李瑞环与大邱庄的衰落 2011年10月21日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在邓小平的掌控下，中国大陆的各种经济模式，风起云涌，尤其是农村的经济发展，更是各显神通。在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中，截止今天，最出名的、也是争议最多的，有三个村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和“庄主”禹作敏，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和村书记吴仁宝，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南街村和村领导王宏斌。三个村和村领导，曾经是、有的现在仍然是世界有名的典型。







李扬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关注这三个村及其领导，也思考了许多年；感觉在中国各村庄、甚至城市发展中，有个英明的带路人，那么小到一个村，大到一个城市，将发展迅速，甚至仅仅十年时间，就可以傲立世界；就这么神奇。为什么呢？因为独裁领导是最高效的领导方式，前提是独裁者必须具有先知般的能力，遗憾的是这种领导很罕见。李光耀领导城市国家新加坡，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世界奇迹，也是这种案例。但这样成功的政客，一定还要注意一点，当你用这种方法取得城市发展奇迹后，仕途进步而成为省领导时，独裁式的领导，就会出现弊端，原因就在于各个城市和农村，都有各自的具体问题，一刀切式的管理一个省，往往会失败。切记。







在2001年时，有的领导不满意南街村的作风，认为他们是文革遗风，是毛泽东式的集体经济，而且经济发展不理想，应该取消；但有的领导非常欣赏南街村，对其进行政策、金融、宣传各方面的国家投入；李扬的建议是，如果南街村这样搞集体经济而成功，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存在下去，允许与当时社会大潮流截然相反模式刺激中国人；而有的领导则非常不满意华西村，认为华西村的发展，独裁、黑箱操作，而且国家投入政策、金融、宣传等过多，想打击他们一下；理由之一就是与华西村类似被打倒的大邱庄。但李扬希望华西村在法治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中央政府可以进行纠偏、指导。







谈到这两个村，就必然要谈到大邱庄和“庄主”禹作敏。华西村现在被称为“中国第一村”，是后来的事情，其实第一个被称为“华夏第一村”的是大邱庄，但由于禹作敏在大邱庄搞独裁，搞家族统治，而且经济账目不透明，又出了一些刑事案，导致禹作敏父子被抓，虽然中国政府拼命宣传，“不会因此影响大邱庄的经济发展”，但事实是大邱庄很快就败落了。1992年做大学老师的父亲，月薪不过400元左右，而当时的大邱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00亿元，这比许多大陆的城市的生产能力还要高。然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挂帅，一切要为政治正确服务，政治斗争甚至可以毁灭经济发展。







原来，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对同任常委的李瑞环很客气，应该说有点拉拢李瑞环的意思，然而在双方共事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摩擦和矛盾，双方慢慢剑拔弩张，出现明显政治斗争。李瑞环也从对江泽民的称呼“江老”，变成了“老江”，甚至到了后期，尽量避免参加常委会，以避开江泽民。2001年底时，看透江泽民的李瑞环，拼命提醒胡锦涛，不要被江泽民的甜言蜜语鼓惑，一定要提防江泽民，胡锦涛果然在后来吃了大亏。江泽民和李瑞环的矛盾，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也无法分清谁对谁错，李扬在此不作评价了。







怀揣邓小平秘密政治遗嘱的李瑞环，和国家元首江泽民，斗争最激烈且公开的时候，是在1992年，大邱庄“庄主” 禹作敏被抓，接着国家各级媒体，开始了对禹作敏的口诛笔伐，短短一年时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带头人禹作敏，被彻底搞臭了，而且案子有越查越往中央查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大邱庄是李瑞环当天津市领导期间，得到高速发展的，这也是李瑞环政绩的伟大之一；禹作敏对李瑞环巴结备至，靠上了这棵大树，而李瑞环背后有邓小平，也正因为这一点，禹作敏头脑发昏，自我膨胀了，忘乎所以，甚至为所欲为。这让国家元首江泽民抓住了把柄，不动声色地逐渐“套”住了禹作敏，在大张旗鼓地搞臭禹作敏的同时，逐渐把矛头指向了李瑞环，这被邓小平制止了。其实，李瑞环做为一个有大智慧的国家领导，什么场面都见过，禹作敏对他的侍候，他根本没放在眼中，他欣赏的是禹作敏敢干和能干，而且干出了中国农村经济第一。







禹作敏的入狱，让李瑞环在与江泽民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从此李瑞环也不动声色地盯着江泽民，时刻找机会取而代之。如果江泽民对待禹作敏，就象对待吴仁宝一样，批评、教育、帮助，那么华西村未必能超越大邱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将多一面鲜明的旗帜；可惜江泽民为了斗败李瑞环，牺牲了大邱庄。这也提醒中国地方领导，如果你发展本地政治、经济的过程中，确实出类拔萃，那么你千万别只跟一个领导走得太近，轻则自己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重则自己的成名政绩也败落了。2011年媒体曝出，华西村出现“天安门城楼”，这就提醒吴仁宝要谨慎了，中国政府可以轻易毁掉一个“华夏第一村”，同样可以轻易毁掉一个“中国第一村”。人在不受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自我膨胀是必然现象。







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成功的共同点，就是继续搞集体经济，而不是响应当时的国策“包产到户”。如果中国大陆的农村经济发展，单打独斗，就算经济发展了，也不会有光明前景，肯定无法做大；当然，李扬也不赞成毛泽东的大锅饭。李扬还是那句话，如果邓小平不是报复毛泽东的情绪太偏执，非要事事和毛泽东的国策反着来，那么就应该在农村以村（或公社）为单位，搞集体承包，这样一来，农村的鳏寡孤独有了依靠，不至于那么悲惨地死去，而哪个农民或家庭出现意外，也能得到集体的帮助，不会被淘汰、消灭了许多出意外的农村家庭；而且集体承包同样能激励农民们的干劲儿，可能粮食大丰收的场景，会一年比一年红火。甚至会出现无数的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中国农村的经济将无限美好。







如果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以村（公社）为单位承包，则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发展，将是最顺利、最容易、也最成功，因为村委会将自然而然地民主表决产生，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会推举大家信得过的带头人；那么整个村庄发展、土地出卖、账目透明，是普遍现象，而不至于象现在这样，农民们以家庭为单位，自由散漫，没有组织性纪律性，村领导普遍腐败的现象也不会发生。总之，那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农村。现在的中国农村，其实又回到了解放前，单打独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没有任何希望。







谈到中国农村的变化，李扬还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20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南方聪明的农民，发明了一种改装自行车，可以轻松进行田地播种，这人和这事，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全国农村各地曾广为宣传。然而，突然一夜之间，此人和此事消失了，中央命令不许再报道。后来，大家才了解到，1978年的中国农村，已经普遍使用了农业机械，而“包产到户”政策，导致中国农村一夜间回到解放前，人拉牛耕；所以出现改装自行车播种耕地，不是发明，而是政治笑话，因为各生产队的农业机械在队里面因不用而生锈呢。读者们会好奇：

“为什么包产到户后，就不使用农业机械呢？”







李扬在1991年时，河北省农民讲，每家就分到两、三亩地，而且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农业机械无法使用，因为你一开上农业机械，没半分钟，就到自家亩地的头了，而且还会压坏别人的庄稼地，导致引起双方械斗。“包产到户”后，农村常常为了一垅地歪到旁边人家地里一点，而发生械斗，这样的人命案大量涌现，至于治安案件，更是多如牛毛；农村人其实争得不是这半垅地的庄稼归谁，而是在争一口气；人在气头上，什么样的事情都敢做。在中国农村各地，所有的农业机械都放到生产队，直到生锈烂成一堆废铁，因为土地可以包给个人，但拖拉机却无法拆散了分给农民们。这又导致生产农业机械的工厂，基本都倒闭了，因为没人用，也没人买得起。







1981年时的河北省农村，人们对“包产到户”大多不赞成，但都承认有一个好处，就是农村人自由了，想什么时候种地就什么时候种地，不想种地出外打工也可以，不必每天早晨集体开工，晚上集体回家，大家在田地里面出工不出力。但由于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很穷，所以当时哪个农村家庭，有头牛帮助耕地，那么这户人家就属于富裕家庭了。包产到户开始阶段，农村到处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们，在自己分到的耕地上，奋力拉着犁，进行人力耕作，那时的农村人真是做牛做马啊；好处是，不甘心的农民们，纷纷在农闲时候，进城打工，为家里面赚点零用钱；这就是农民们进城务工潮的开始。







毛泽东时期大修水利设施，完善牢固的水利设施，甚至不经维修地在邓小平时期，使用了二、二十年；但由于田地被分包到家庭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农民们一锹一镐地弄一些临时沟渠，把水引到自己家的田地中；由于不配套，导致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在农村，这类高耗低效的劳动，基本如此。不过瘫在床上的李扬的姥爷，虽然对邓小平大加赞美，却也对包产到户唉声叹气，跟年幼的李扬讲：

“这样不行！”







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国策，导致中国农业发展停滞了二十年，而中国农业机械生产，也是刚刚恢复了元气，有了发展。2001年时的第三代班子七个领导，已经看出中国农村发展的瓶颈，但没人敢提出对“包产到户”质疑，因为质疑“包产到户”，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那么就会被政治对手扣上“反对邓小平”的帽子，轻则下台，重则被全国范围内批倒搞臭。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建设，看来要推倒重来，真的要进行反思了，反思的目的不是否定，而是更好地发展。中国的领导们和农业专家们，要认真思考一下李扬的文章了。






`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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