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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我在大监狱和小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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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押后,妻和母亲、岳母大放悲声,仰天而哭。母亲和岳母今年同是86岁高龄。母亲为打探我的消息,在四处奔走中摔伤了右腿。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了5个白天,6个夜晚,获释后简直不敢相信镜中急剧消瘦者,是本微胖的自己。嚷着要瘦身的妻,也蓦然颧骨突出。
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虽经内人悉心调理,但我仍觉身体不适,慵懒得要记录这段人生的磨难,也一拖再拖。文字在疯狂的强权面前何其苍白,充其量只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印痕。而这在他们抑或只是又一次开始。我知道不将我夫妇俩折磨至死,恶势力是不会收刀检卦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作家,怒言要杀了某个政法委书记,虽说的只是气话,但其间无疑蕴含了故事,也给人以足够的想像空间和反思。在我哪怕只是一种愤怒的排遣,固然也不该说类似的气话,但这从又一个侧面所凸显的,又何尝不是伤天害理的残酷迫害,强加给人的难耐呢?
凭借我在外力作用下所说的一句气话,就迫我蹲班房,并折磨我全家,所引发的心理暗示适得其反,会使人油然推断:一个作家不堪长期迫害,只说了句气话就要吃牢饭,那么写下过大量令当局不悦的文章呢?匪类恼羞成怒、投鼠忌器杀了其孩子,这八成也是干得出来的。
我一家所遭受的迫害,要比外界所知道的更为严重。为免自己处境更加艰难,有些事情我不能对外详述。讲述这次的无妄之灾以及事件背景,我也只能是以粗线条的形式,大致勾画,有所取舍。在全然不讲法理和道德的荒野,文字的言说有如羊膻,有时只会招来狼群而已。
2
他们仅凭一句气话,就在8个多小时里将一个作家囚禁在铁笼内,随后又将我关了5个白天,6个夜晚,只是一种幌子和警告,其真正目的在于钳制我的生命自由和言论自由,以阻止我摆脱迫害,逼使我继续处在高压之下。我的被抓起因上街卖房,故而不能不讲述卖房的背景:
正月期间国保和片警登门,我就已坦承自己的打算:妻子取环后一直没怀上孩子,我夫妇俩准备用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35万元,拿5万元去找出妻子不孕的原因,用30万元开个商铺,以免被封杀后坐吃山空。国保听后当初还挺高兴,说这样的话,政府对你廖祖笙就放心了。
我不该明说不准备在本地经商。每每有人和我夫妇俩说起梦君,我们的胸口就要痛上一次。这还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般“和谐”生态,使我夫妇俩感觉到了僻壤的恐怖。当时我因言被“取保候审”,行伍出身的我家乡观念较强,不想让家乡官方陷得更深。
结果贷款遇到阻碍,银行的人说有批示“不宜贷款”。我致电国保,请求予以协调,国保要我夫妇俩去找政法委领导,我夫妇俩去了,但在推三阻四中看不到助人的诚意,于是写了篇文章向上反映自己的生存困境,岂料次日公安就“命令”电信对我家断网、断电视到现在。
憋屈和恐怖的不只这些。我家曾被警方包围过,我也屡被传唤,被骚扰,房门旁被刻有侮辱我的字画……许是巧合,在我发布《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的当天,有人拉了满满一车的煤气罐,把车停放在我窗外任其暴晒,我夫妇俩找了保安两次,司机才来把车开走……
我夫妇俩的社交圈不断遭到破坏。某些人对我的故交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只会比我更清楚。已有故交告诉我们,有司某官员曾向其明示,谁和我走得近谁就没好果子吃。在故乡我夫妇俩再不能像当年那样,宛若水中的游鱼,而是被隔离开来,难于和乡亲们有正常的交往。
在维稳经费高于国防开支的“和谐”年月,悲惨的人生会衍生出巨大的食物链,也可能或多或少滋生着贪腐。早前在家乡亦商亦文,也曾春风得意的我,这次回乡定居,有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我夫妇俩发现我们无尽被啃食人血馒头的男女纠缠,这并非我们所想要的生活。
心灵的伤口鲜血淋漓,回乡后非但不能愈合,在换了政法委书记后反而被不时撒盐。这个政法委书记和其前任大为不同,迄今不曾找过我,我夫妇俩去了政法委几次,也一次没见着他。我觉得他官僚,工作方法不如前任,简单粗暴,对他有所抱怨,认为他有责任制止迫害。
前阵子我遇到信访局局长,也让局长给政法委书记带话,要其制止迫害。我说我家已是被断网、断电视两百多天了,就这事,我已向县里的多部门反映了两次,但到现在没人管,这让我夫妇俩真没办法正常生活,这样会逼得我夫妇俩跟人拼命。不料这也成了“证据”之一。
我夫妇俩在当局对我们断网、断电视不久,就已感到心寒,决意卖掉房子离开,但在街头贴出的卖房小广告往往很快被撕掉,而且有一阵专撕电话号码。在仅有的3家中介放盘,不见任何效果。总算熬至房产交易旺季,电话的接听又出现明显的异常,于是只能上街摆摊卖房。
3
我夫妇俩被乡亲们反复问及卖房的缘由,我一遍遍讲述,一天天声音嘶哑,后来说得烦了,于是在A4纸上打印了两段文字,简述自己的卖房缘由。党国警察在抓我之前,就已多次来抢夺这张贴在我们自己摩托车上的A4纸。随后我便有所风闻,当局在准备把我给“弄进去”。
2011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我夫妇俩像往日一样在市民广场上静静坐着,突然来了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说要对我夫妇俩进行传唤,我要其出具法律手续,他们说去后会把手续补给我(后来没给)。我们不想去,结果十几个警察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将我夫妇俩硬往警车里塞。
警察的蛮干,当即招来大量群众的围观。我也感到窝火,故随口说了句,你们这样搞,等于是在逼我夫妇俩去杀了政法委书记×××。后来警方竟倒果为因,制作对我的处罚决定书时,写成民警巡逻至广场时,看到有很多群众围观,经询问得知我在扬言要杀掉政法委书记。
在那样的情况下,别说我被逼得说出了那样一句气话,就是说出了任何气话,均属正常。街上每天说了类似气话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还有说得更激愤的,倘使个个都要像我一样,被当局另类“以言治罪”,就是把整个中国的楼房全部改成囚室,只怕也还是要人满为患。
在肢体冲突的过程中,我妻子的提包和衣服被警察们扯坏,手脚也多处被他们抓破并现出淤青。被控制在警车里了,我妻子拿在手上的摩托车头盔还被一名警察抢走,扔在车外。妻要求车外的一名警察帮她捡起头盔,那警察一脚把头盔踢出了老远,说:“去你妈的头盔!”
在警局我夫妇俩被他们分开扣押。他们解去我的皮带,之后对我全身上下进行搜身,接着将我关进一个两米见方的铁笼子,开始给我做笔录。他们这次共给我做了两次笔录,第一份笔录侧重于问卖房的事,第二份笔录则围绕我的那句气话以及我过去写下的政论、时评讯问。
做第一份笔录时,我几次问他们百姓卖房不能如实讲述卖房缘由的法律依据何在,他们依然答不上来。有人在等着看笔录,也许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仅凭我上街卖房,就弄我去蹲班房,理由不够充分,操作邪门,于是后来又给我重做了笔录。以前他们传唤我都只做一次笔录。
做笔录并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夫妇俩在警局却被拘禁了8个多小时。当时我多次强调家里有两个86岁的老人,我母亲和我岳母见我夫妇俩迟迟未归,肯定会受到惊吓,但说了和没说一样。那时我就感觉这是恶意的报复,他们在折磨我夫妇俩的同时,不惜折磨我家里的老人。
其间我几次上卫生间解手,也都有几个警察跟着,而且不让把卫生间的门给关上。后来我和妻子见了面,妻子说她上厕所时,状况与我相差无几,区别所在,只是近距离监视她上厕所的,是一个女警察。那天我衣着单薄,被他们长时间拘禁在那个铁笼子里,感觉又冷又饿。
妻后来在拘留所探视我,说为她做笔录的警察,当时只顾埋头书写,根本就是在自问自答。他写一会儿,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回来后又写一阵子,又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常被国保骚扰的我知道所谓的笔录是怎么回事。看到妻蓦然消瘦并泪眼汪汪,我的心里满是怜惜。
笔录做完了,国保们隔着铁笼子的栏杆和我没完没了东拉西扯,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围绕着我那篇《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说事,二是说我在一些文章中为身陷囹圄的异议人士说话,是在搞“串联”。他们嘻嘻哈哈,俨然在这种折磨中,感受到了一种快意。
快深夜一点了,警方宣布对我拘留5天,准许我妻子回家。他们要我在拘留书上签字,我拒签,并愤然指出:“这是中国法律的耻辱!这是中国人权的耻辱!”要和妻子分开时,我不只一次对我妻子说:“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一定不会自杀、自残!”
4
被押送到拘留所后,我刚扎上不久的皮带又再次被解走,被警察又搜了一次身。我被关进了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关5个人的号子,大统铺上当时已经睡着两名被拘留人员,这两个人后来被挪到了隔壁的监仓。在被囚禁的6个夜晚当中,我单独一人在这个号子里捱过了4个夜晚。
号子里装有摄像头。我得知这个摄像头在将我关进来的前两天,加装了一条视频线。我看到新连接的视频线露在塑料管外面,接口崭新,亮闪闪的。“卧室”没门,窗户上无挡风玻璃。“卧室”外有个小“天井”,上面罩有钢网,“天井”里有个洗脸池,还有个蹲式马桶。
我在这的遭遇连杀人犯都不如,吃喝拉撒睡均得在牢门内进行。隔壁监仓关有一个烧伤了手脚的杀人犯,白天有家人照料,晚上有被拘留人员照顾,他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到外面的走道上吃饭、聊天、晒太阳。而我不行,不能放风,也不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块进饭堂吃饭。
其他被拘留人员相对自由,白天的监仓门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能整天在外面的走道和一个院子里活动。而我在被囚禁期间,只在短时间内4次走出过监仓:第一天和第二天,在所长的准许下在走道上呆了一会儿,第三天因妻子探视出来过,第五天国保找我谈话出来过。
一日三餐有人按时送来,伙食极差。米饭颜色奇怪,透着淡淡的蓝色,这种米饭是我先前所不曾见过的。我有所顾虑,加上也根本就没有心情吃喝,因此差不多是饿了5天。有时饭不沾唇,有时则勉强自己吃两三个汤匙的米饭。心想不要饿倒在这地方就好,能活着出去就好。
每天的饮用水,也是有人隔着铁门上的监视孔给我递来的。我对这种“专门为你一个人这样服务”的特别监管方式,内心充满了不信任,但是每次把送来的茶水或白开水都礼貌地接下,并向送水者道谢,之后就把水杯放到一旁。实在渴得受不了,我也宁愿喝点自来水解渴。
这个号子里本来有三张凳子:一个塑料凳,一个竹编靠背椅,一张藤椅。但在我被关进来的第二个上午,全被拿到了外面的走道上。看守在将我单独撵进号子时,我要带个凳子进去,不让带。于是我基本上得在大统铺上坐卧,日夜的一举一动,都在那个摄像头的监视之下。
第4个夜晚十分恐怖。外面有人来回走动,这个监仓的铁门拉栓时不时被人轻轻转动或是拉动,直闹腾到半夜。单独睡在号子里的我,内心七上八下,在这期间因了那声响,也一直睡睡醒醒。这个夜晚,我感觉特别的无助,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随时可能被人轻轻捏死的蚂蚁。
一方面我被隔离关押,一方面每天有人隔着监视孔找我说话,这些人里有看守,也有被拘留人员,说的话宛若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就是异口同声叫我不要再写文章了。我在被关的第5天,仍在问为什么一直这样将我关着,不让出去放风,有人答曰:“因为你是政治犯!”
这天上午我向拘留所方面提出最好让我晚上一点前回家,省得我在外面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超期羁押。结果当天下午,有两个国保来把我叫到会议室谈话,谈的都是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事。国保说,你以后有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都不会对你再客气,我们盯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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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森的牢房关得住人的肉身,但关不住人的思想。妻子给我送来的恰好是一床军被,我躺在军被里,又冷又饿,晚上听到楼顶武警巡逻的脚步声,白天听到他们在操练在打枪,想想这国家已是成了这副模样,想到自己竟也身陷囹圄,想到当兵在外的日子,就觉得真够讽刺。
在看守所里苦熬,虽然度日如年,使人难耐,但想到就是坐在家里,我一家人就连上个网、看个电视,在“和谐社会”也已变异成了一种奢侈,内心不由有了对大监狱和小监狱的对比,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泰然。其间我也浮想联翩,想得较多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的艰难。想到我写评论后所遭遇的种种,想到我为反对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被关后竟还不能和杀人犯、盗贼、抢劫者等等,同等享有十分有限的权利,便也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反对派人士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凶险和艰难。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党国,来得真可谓穷凶极恶。
二是为这个党付出不值。我立过军功,为党国付出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年华,在部队机关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当时劳累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垮掉,回到地方后,在写作中也多为忠告,呕心沥血,华发早生,可在我遭受接连不断的迫害时,这个党在哪里呢?党的正气在哪里呢?
三是这个党莫非朝中无人?若非朝中无人,何以手段极其下流,竟要长期默许纵容公安来对付一个苦难的文人?警察的工作职责真的是不择手段修理作家吗?文字上的事情本当在文字上解决。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学会高贵、优雅并走向博大,在政治团体而言到底有多难?
那些天,我每天在逼仄的号子里不时来回踱行,想到了“蠢人执政+恶人执政=和谐盛世”的混帐公式,想到了一些本来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却一直这样久拖不决,想到了大江南北的惨象万千和悲声四起……当然,我同时也想到当局对我百般折磨,实无必要,且无意义。
何以没有必要?我不过是一介文人,而且是个心如死灰、言说场地非常有限的文人,党国犯不着在我的身上不断浪费国家资源,甚而动用国家机器,更犯不着为悲惨若我者有失“大国”风范。我再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与其愚蠢到用强权压服我,毋宁尝试从心灵上折服我。
何以没有意义?我清楚地知道我为何而活。于私而言,我希望孩子的亡魂能安妥,希望正义得到伸张,祈盼司法重拾尊严。于公而言,我希望看到国家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实现的那一天。故此别说关我5天,就是将我放逐于荒岛,活着我就必会以百般的坚忍迎接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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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2日天亮时分,终于被允许回家。回来后电话的接听更是异常,我的一些亲人在使用电话时也发现反常。一场噩梦,未必就已经过去。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自己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情景,忘不了被囚禁在号子里的一幕幕,忘不了母亲右腿的伤口,忘不了妻子婆娑的泪眼……
黑夜醒来,我仍然不敢相信正居住之处,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从20岁开始就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人见多了,鬼也见了不少,可我这几十年来在异乡所遭受的凌辱,加在一块,也不如这一年多来在家乡所遭受的十分之一。还能再说廖梦君的惨烈遇害是地方行为吗?
当初我不过是希望政府正视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撰文谈论的不过是一些民生的问题,结果却“莫名其妙”家破人亡,随后在国内传媒和网络完全失去了表达权……我夫妇俩创伤累累回到家乡,岂知家乡在世事苍茫中,竟然也是物是人非,竟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许多时候,我在让自己努力去理解。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在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步步紧逼,换来的是一次次迫害的升级,一次次对我夫妇俩做得更趋恶劣!我夫妻俩就是再柔善可欺,在这种“大环境”下胡作非为就是再安全,也不能整人无度啊。
这种罪恶体制下的公门中人,除了“当今圣上”,哪个吃公家饭的,会没有“上面”?“上面”如何如何,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能真正成为逾越起码底线、放任自我沉沦或助纣为虐而免于良知叩问的充足理由。“上面”让你整人你就去整人,你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既然我的回乡在有些人来说是个麻烦,那么就干脆给我夫妇俩办两本护照,让我们走得远远的,一了百了好了。可我夫妇俩的出境自由被非法剥夺。那么,我在本国自由迁徙,另换个环境生存,这总可以吧?然而似乎不行,只是想卖了房子走人而已,居然也会被弄成这样。
我曾以为在故乡能安放一张书桌,现实告诉我这完全是奢望。我曾想尽一分孝道,陪伴着两位老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但他们总让老人哭泣,并一次比一次受到更严重的惊吓……我不过就是在文字层面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已,一个“泱泱大国”,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一处洼地的沦陷,何尝不是整片荒野全面呈现扭曲的反射呢?沿袭了几千年的某些道德传承,而今竟然不要了,已在弃之如敝履了。一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也反复出现了公然的模糊化。那么,往后让这国家雨霁云收或奔向井然有序的起跑点,又是什么呢?
史无前例的人生大痛,加上回乡后所深味的种种凌辱和悲凉,使我夫妇俩已是无法承受更多的凄风苦雨,我们早就受够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定期修理”,宁可隐居于深山野墺,也不想再领受类似变态的高压。故乡让我们这般伤感,就是房子不要了,我们也将寻找新的开始!
写于2011年10月28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伟光正”与绝人之后的恶魔连袂共舞第1930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断网、断电视231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
廖祖笙目前电话:(0598)7861331 13860527331 13799156861
廖祖笙目前住址:中国福建省泰宁县金乾水乡一栋101室
廖祖笙邮箱:liaozus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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