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字影响千年：追寻《三字经》的渊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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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

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葬，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宋淳熙，岁丁未。月终辜，壬寅识。"(《晦庵集》卷93)

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摘自台湾《历史》月刊250期 作者: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