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

zhuantie · 发表于 2007-10-25 22:27:36

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
 
作者：辛声
 
中共掌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运动不断，迫使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国家元气大伤，百姓痛苦不堪。“文革”后，中共迫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虽然经济放开了，但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却乘机化公为私，中饱私囊，贪污腐化，整个社会被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提起今天的共产党，大陆民众罕有说好话的，大多数人都是骂不绝口。然而，一旦话题转到从前，就会有不少人开始感叹，“今天的共产党早已不是从前的共产党了”。言下之意，早年的共产党是好的，只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了。
 
    持上述看法的人显然不少，笔者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共早年历史的内幕资料后我才发现，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所揭密的中共早期“革命史”吧。          一          首先要揭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因为正是它开了中共暴行暴政的先河，树立了中共红色独裁的第一个榜样。它也是国共两党几十年仇杀的源头。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起来之前，当时的中国乡村不是没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平静而稳定的。          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進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平静稳定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著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二          提起中共的早期“革命史”，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多半头脑中都会闪出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种种场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描写这些场面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教育下长大的，但这其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从实际情况看，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所以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暴力恐怖则是促使国共提早分手的直接导因。就起因而言，不是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先残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先屠杀地主乡绅，破坏北伐，才引发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而中共回应这种报复的则是更可怕的血腥屠杀。凡是中共所到之处，必定都要轮番上演这种冤冤相报、循环仇杀的惨剧。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命令朱德在湘南组织暴动。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德的人乱烧滥杀，把郴州、未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农民起来暴动了——不是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而是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未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著走。当年未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泽东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進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裏，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未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 “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 “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他曾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          以下是广东国民政府人士记述的中共在广州发动暴动时的惨烈情景：          “到了下午，空气比上午紧张得多了，无理性的乱杀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据说单是在第一公园前，被残害的已经将近千人了。公园大门内的喷水池中，碧绿的清水已经变成了红色。在街头上散步，也不像上午那样自由了，武装工人像猎犬般的到处搜索杀人，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会丢去了脑袋。”          “四军军部虽未攻下，但四军军部邻近之中央银行，则于是日下午一时，即被共党占领，共党占领了中央银行后，除将行内现金收没一空外，即将银行付之一炬，自下午五时烧起，至深夜尚在延烧中。火光烛天，全城通火。时西壕口尚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共党虽极力进攻，仍不能胜利，不得已，乃纵火焚西关一带民房，于是到处火起，虽在黑夜，竟明如白昼矣。”          “共党所指挥的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加上很多流氓地痞，正在市各处捕人及抢夺物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现象普及全市，……广州人民之无数人命财产，均牺牲于共产党之手矣，共产党之惨无人道，有如此哉！”          “共产党的残暴，素来有名。而广州暴动时，有一件最足说明中共残暴的事：原来我军各部回师广州时，共党眼见大势已去，竟不顾广州市全体人民之生命财产，欲将全广州市付之一炬，当时他们已经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车工人，各携五加仑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在各处放火，把全广州市化为灰烬。幸我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一暴行，广州市才免于浩劫。”          中共暴动部队攻陷长沙后的情形同样惨烈。当地国民政府人士说:          “赤匪此番入城，挟其马变以后之怨毒，对长沙人肆行报复，而城内居民，因事前丝毫不知匪来如是之快，除一部分得信较早之绅富，仅以只身逃出西南两门外，十分之八留在城内；二十八日满城起火，盖赤匪对长沙绅富及党政机关服务人员之住址，早有调查，因此分头放火，抢掠财物，见人即杀。而杀人方法，亦倍极惨毒，有生剥其皮者，有投之火中者，以大刀砍杀者尚属优待。杀人最多者为梭标匪，且此时匪众多极，流氓地痞无知贫民错杂其间，大多以红布围颈，手持刀枪之属，如有荷一步枪者，已属指挥人员矣。计自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杀人在五千以上，街道河流伏尸为满。”          “共匪劫持愚民之惟一方法，为惨毒残忍，使愚民不敢不从；而匪党有其所谓阶级意识，反对封建婚姻，主张性的解放，淫欲无须避免。匪中有权力者更利用肃反以镇压异己，利用解放以实行乱交，在匪中为司空见惯之常技。”          “黄公略(中共党军头目之一)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城，则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赎，但不赎固杀，赎款缴到亦杀。当长沙破城时，曾有一富孀之子为黄所执，绑之堂前树上，以荆棘状之铅丝鞭挞之，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哀号转侧，血流满地，其母披发奔走，竭一日夜之力，勉足十万亲捧至总司令部赎子，则已成一血肉縻烂气息早绝之血尸矣！富孀哀号一声亦死。黄除杀人外，又好色纵淫，所掠大家闺秀无幸免，拒之立以大刀碎割，顺之则数日后赏其卫士为公妻，卫士人多，往往不终朝已蹂躏死。黄之残杀，比诸张献忠仿佛似之。“          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据后来背弃中共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著，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          中共的烧沙抢掠招来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报复。          1930年，江西吉安地主武装在国民党军队的协助下，以烧杀抢掠的方式，向红区挺进，抓到有“共匪”嫌疑者杀掉后，再“杀其全家，烧毁村庄，或纵横烧毁几里”。          1931年皖西被白军占领，地主还乡后组织“清共”，抓到的“共匪”，凌迟处死，暴尸荒野者，举目皆是。更有挖眼割鼻，斩断四肢，开胸破肚，抠取心肝者。男性格杀勿论，妇女被轮奸后，或杀死，或卖到远方妓院。          三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份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份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份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份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即抓壮丁，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集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当年，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按要求扩红百名，实际完成一百五十多名。”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五          中共不但杀“阶级敌人”心狠手辣，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中共的早期“革命史”中充满了这种残忍的内斗。          湘鄂西地区的中共领袖夏曦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时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辟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时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他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是当时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捕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人，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更典型的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杀党内的对手，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著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六          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国家，百姓毫无人权，备受欺凌蹂躏，对此，绝大多数人今天都不会有异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不知道，其实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经反复进行过专制独裁的实验了，只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是中共在其根据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介绍，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这个国中之国建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泽东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在这个国中之国，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著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是“退还公债运动”，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此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时总是自带茶碗。他搬去沙洲坝时，发现暍的水来自池塘的死水。为了有干净的水饮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们也都跟著沾光。后来这口井成了共产党宣传“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圣地，要人们记住毛泽东无意中施与的恩德。有了毛的开头，共产党机关兴起了打井热潮，没住共产党干部的村子无此福分。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泽东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進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后。“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被广泛运用，尽管关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厕所、电影院等等。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進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著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著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進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著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著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後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官方在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中共于是把梢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進攻后起来反抗。          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裏，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著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七          雷震远神父抗战时期在华北传教，亲眼目睹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一系列暴行。他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写道：     　　     一天，我在陈鲁集一个我所辖的教区里悲伤地完成早课，因为主持这教区的神父已经被共产党逮去了。村里的大钟响起来，以前那位神父的仆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使村长传命，召集村民在一个广场上集合，这广场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     　　     “神父，你也得去”，那年青人说。“每个人都须在十点钟到达那里。”     　　     钟声又响起来，那沉重恶兆的钟声，使我忧郁。我再问那个年青人时，他已经惊恐得讲不出话。我决定自己去看看共产党又要搞什么花样。     　　     我到达广场时，全村的人都已集合在那里，年老的，年青的，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们。小孩子们同他们的先生站在前排。我打听一下共产党把我们唤来有什么事。一个人对我耳语说：“要我们来看出红差──砍头。”     　　     他的同伴靠近我的肩膀，用手掩口低声说：“这是一次大红差，听说受刑的很多，有十个，还许多。”     　　     “他们犯甚么罪？‘我问。     　　     “他们没犯罪，“那人辛酸地说，“他们是学生，在张村的反共学校的学生。”     　　     “四存学校？”我问。我必须要振作，停止战栗。     　　     “是的，”那人说，他推一下我的肩膀，“看，他们来啦！你看那些孩子们，那些畜生们要孩子们亲眼看这种可怕的事！”那人抖战起来，用脚恨恨踢地显得愤怒而痛恶。     　　     我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年青的朋友王君也是那个学校毕业，当共产党有计划地捕杀该校毕业生时，他曾被活埋。我祷告上帝赋我力量；我必须像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外科医生，我必须不让情感和激动所征服。我必须注意观察，不让那些混在人群里作刺探工作的红色魔鬼怀疑我已由于情感的突变而陷于病态。     　　     我后面的那人已经说过，“他们来啦！”我现在看去，一队年青人，多数穿着农装，双手背捆着，被领向这块空场。他们是如此年青，如此年青！     　　     一位共产党向他们狂叫发令，他们被迫跪下，面向着人群。共产党又下令这些年青人跪着彼此移近，直到每人相距不到一呎远。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三个人在晨光中跪在那里。北方原野吹来的风，扫过他们年青的面孔。     　　     这些是纯良的中国青年，是优良刚直的，他们之被清算，就因为他们刚直。守卫的民兵，开始后退。一个共产党官员高读一篇冗长的罪状，“叛逆”一词不断从口中跳出。     　　     人们沉静无声，面孔显出不耻的样子。每人都清楚这些青年，知道他们不是叛逆。四存学校是一个最民主的学校，校长具有新思想，实行半工半读制，是一种新的训练方法，使无力出外就读的学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知识，学习一些读和写。这种教学曾获到很大成就，如果不这样给青年农民一点知识，他们将永远毫无所知。如假以时间，将可使广大的不识字地区，普遍获到一些教育。     　　     人们听到这些捏造的罪名，知道即使这些青年想做卖国贼也没有机会，因为在这区域里并没有日本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意识存在，他们晓得何时停止长篇漫骂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首领开始同时发布两个命令。他令已吓得面白发抖的教员们叫小孩子唱爱国歌。同时作手式叫刽子手开刀。刽子手是一个凶恨结实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     　　     孩子们近于歇斯替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我们看着那刽子手像闪电一样，自右而左，一刀一个，跪着的学生们迅速都变成了刀下鬼。那刽子手砍完一个再砍第二个时，看也不看前一个，毫无意思去看看砍得结果如何。他双千把刀挥动了十三次。阳光反映在刀片上，最初是耀眼发光，随即被鲜血沾污而失掉闪烁。那刽子手挥刀十三次，每次都准确地把钢刀从颈间两块小骨之间砍下，从无一次失手。他头也不转地挥动大刀，当砍完最后一个──第十三个人头时，他把刀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当我用迷蒙的眼看到这一幕时，我冷静地想，那刽子手虽然这样没有人性，他仍旧相信古老的中国迷信：如果刽子手在犯人死去的一霎那去看那犯人时，死者的鬼魂便在头断时从躯壳里飞到刽子手的身上而使刀子手终生不得安宁。那个谨慎的共党刽子手紧紧地遵守些迷信，所以不敢去看死者。     　　     几个在场的观众，跑上去用馒头吸取犯人头中涌出的鲜血。有些中国人认为染存鲜血的馒头可以医治胃病。旧时，犯人在中国常被砍头，现在还常发生，但真正吃染血馒头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现在，共产党竟这样鼓励人们来破除迷信！不过，共产党并没有放任人们尽量拿馒头去沾血，他们自己还随着有新花样搞出来。     　　     我惊奇地看着共党士兵们动手。     　　     几个强壮凶猛的家伙冲上前去，把死人翻转过来，然后我恐惧地看见他们弯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个洞，接着用双脚或一脚蹬踩，使死者的心从洞中外涌，然后捉住拉出。     　　     他们把十三颗心放在一起，用柔软的芦苇穿成一串。     　　     两个靠近我的观众苦笑看着那些离去的共产党。     　　     “他们把心拿去作什么？”我问那较年长的一位说。          ‘他们将在今夜把那些心吃掉，他们相信那样可以增加力量。”他说完后恨恨地咀咒着走开。     　　     “看那些孩子们，”另一个说，“可怜的孩子们！”他悲痛地摇着头。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     　　     这是我首次看到小孩子们被迫观看血刑。这是共产党使孩子们变成凶野无清的计划之一，想使他们变得丧心病狂而能作出一样的野蛮残暴行为，并利用共产党的暴力使他们震服。从此，我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第一次他们受到惊吓，情绪扰动，常常刺激出胃病。第二次情形便较好，到了第三次，有些孩子们便对这种可怖的局面发生兴趣。     　　     第二次的钟声结束了行刑，那时正是十点钟。杀头共享了十分钟，全部时间不及半小时，包括十三个人被砍头。     　　     一天下午，当我在同一村内走过一条巷子时，一些孩子向我跑来。“快来，神父！”我立刻随他们跑去。大道上看到有四路大马车驰向贺龙的司令部去。那些都是乡下土制的大军，没有弹簧，有两个铁架木轮子。我走向一个士兵，他正在鞭着一头驴子架上车辕，尖叫哭声乱成一团，许多村民，共产党士兵和傀儡们团团围住，看不清是什么事发生。不一会，车子都准备好了，人们纷纷闪开让兵士们走进驱车。这时我看到每个车里都有一个人双手和双脚被钉在车板上，共党车夫挥鞭高声叱驴，于是这车列向前开动。路上粗糙的石头凸凹不平，颠簸得车里人难以忍受。驴子跑得越快，车震动得越凶，车里人的痛苦越剧烈。而共党驱车者竟以疯狂的速度横穿过村子几次，再跑到更粗糙的路面，驰向贺龙总部。在那里，车里的人如还没死，便被解下车来。他们惊心动魄的号叫声震动全村。一直震达我的心弦。     　　     每次我看到这种野蛮的行为时，我内心中便引起个人的行动意识，最少想作一点抗议的表示。但我无能为力。我必须记住我所选择的作法，祈求上帝的协助。我正确地记录着每一件我看到和听到的事，不断地研究我的记录以求发现共产党计划及行动的要领。我研究愈深，愈看清他们正在已控制的地区实行恐怖政策，同时发动一个更大的目标──征服全中国。     　　     他们有一种刑讯的方法，表示出他们厌恶国民政府的心情。他们捉到亲政府的忠贞爱国分子，将双手捆起，高高吊在树上，集合一堆人在下面嘲弄着说：“现在你看到你的政府朋友来救你吗？”假如他说看到，一个共产党就砍断树枝，把人跌死在地上。假如他说没有看到，共产党便嘲笑他的爱国主义，并辱骂政府。最后还是在汉奸罪名下被跌死为止。在战时，当共产党假作与政府完全合作而保证忠实于政府时，这类事竟继续不断地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他们更发出大量宣传品，告诉美国及欧洲，夸言他们抗日的英雄行为，及解放中国免于侵略的决心，并声称为中国人民幸福作深远计划。     　　     时间越久，恐怖越增加，杀人都不够刺激了。共产党又增加了许多暴刑，制定各种刑罚，并划分等级，令刽子手学习执行。有时他们强迫一个人吞食大量食盐，不给一点水喝，直到渴死为止。有时疲劳审问一个犯人，昼夜不断地审讯，直到犯人精疲力竭，死去为止。     　　     他们有一种致人速死的方法。被判决的人从家中被拖到共产党总部。一群共产党把他推进一间房子里。“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良心，”一个人说着向另外一个人点头示意，另一个人立刻走向前来将犯人上衣撕下，用利刃把心挖出。     　　     有时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型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在冬天，共党在水冻的河上打两个洞，把犯人从一个洞里抛下，从另一个洞口拖出，看着他挣扎喘息的样子加以嘲弄。当犯人被推下洞口后，共产党在第二个洞口叫道：“从这边出来！”当那人挣扎着到第二个洞口才爬出来时，又被共党推进洞里。那人再游向另一洞口，希望共党能大发仁慈使他从那里爬出。但又被推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冻死或淹死而上。     　　     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定购了几双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又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     　　     此外，共产党还发明许多残酷的暴刑。一种是“北平快车”。用绳子在犯人双足的踝骨打上活结，把绳子另端拴在驴或马的尾巴上，鞭策驱驰。把犯人活生生拖死。另一种是“坐飞机”刑法，是把犯人的足趾和拇指系在树干上。当犯人受“降落伞”刑惩时，先缚紧放在布袋里，抬到塔顶或树尖上，然后从上面抛下。     　　     如果共产党想戏弄一个犯人，只想让他受重伤而不让他致死以便再施用其它酷刑时，还有一种“猴爬旗竿”的恶作剧。把犯人衣服剥光，迫使沿着钉满尖针的竿子向上爬去。在向上爬时也许不会碰伤，但在被迫迅速滑下时也许会弄像皮开肉绽。     　　     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至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号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八          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中共建立的最有名的割据政权就在延安了。那个时期的延安号称“革命圣地”，但却因领导与群众的明显不平等而为人诟病，特别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整风运动，更是为中共统治大陆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起了个坏头。          正如《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记述的那样，抗战时，许多热血青年听信了中共的宣传，怀着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共产党的向往，先后奔赴延安。刚到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著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          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進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著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著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進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的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進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车，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跟毛很接近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以为这“是宋庆龄从国民党地区搞来，专门送给毛泽东用的”。年轻的司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车经过后说，江青穿著深红色的春装，“和毛泽东在车中双双风驰电掣，招摇过市，路人都为之侧目”。          延安盛传著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毛很清楚特权是人们耿耿于怀的敏感东西。一天，老朋友曾志来吃晚饭，饭后毛请她再来。她冲口而出：“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毛收住了微笑，显得有些尴尬。          党是这样向年轻的志愿者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特权体制甚至延伸到日本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和战俘，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有权过性生活：最高领导野阪参三。一位当时的战俘对我们说：“毛泽东希望他过得心情愉快，所以给他找了个女同志作他的伴侣。我们没提意见，没公开提意见。大家是有意见，只是藏在心里。”          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著，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这时，有个好事的干部走过去，指指两个江西佬胸前挂的“长征纪念章”，对他们说：“同志，记得你们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呀！”“这个东西有屁用，我们死里逃生，受伤十几次了，现在人家升官的升官，有好吃好穿，我们为的什么，还不如回家种田去。”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就是这批人毛泽东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显然，他们不是权力基础的材料。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重新塑造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于一九四二年初揭幕。          首先，毛拿他们的带头人、三十五岁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开刀。王实味曾翻译过恩格斯、托洛茨基的著作。三月十三日，延安的主要报纸《解放日报》连载他的文章(野百合花)。毛一看就留了神。王实味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 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著。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自己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毛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又把更尖锐的思想写到墙报上。毛泽东允许墙报存在，给青年知识分子一个透气阀门，说话的园地。对毛来说，它的好处是读者有限，又很容易消失：风吹雨打，撕去覆盖，不像印刷品可以留起来。          王实味在墙报文章里大声疾呼：“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已经不光是反对特权等级，而是鼓动人们“造反”了。          王实味的墙报被贴在布上，高高地悬挂在南门外，延安最热闹的地区。文章不长，但人们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赶来，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几行字，那几行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实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晚间，毛泽东打著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的墙报。他看到激动的人群，感到了王实味极大的号召力，当即决定狠整王实味。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 ，我们打了败仗。”          毛理屈词穷，只好给王实味冠以“托派”的罪名。王实味从前私下说过一些关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话，如说托洛茨基是个“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在苏联清党时“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现在被公开扯出来批判。王实味被关押。          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单独囚禁中度过的。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地区的记者来访延安，王实味被弄出来见他们，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戚激不尽。”记者赵超构注意到他：“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著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          王实味的审讯者之一后来透露王实味说这番话是奉命，出于无奈，“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一九四七年中共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带上，途中被处决。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岁。一九四二年，拿王实味开刀後，毛杀鸡儆猴，要年轻的志愿者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但毛发现他们没有被吓住。王实味毕竟跟托洛茨基主义有些瓜葛，而这些青年人很多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延安刚开始批托洛茨基时，为了帮助人们记住这个俄国名字，康生说：“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          “托派”这顶帽子对年轻志愿者们没有恫吓力，毛和康生另辟蹊径。那年冬天，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著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藉口，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愿者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進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时叫“社会部，)所在地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三千多人。(毛有一住处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被关押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狱卒”的是本单位的人，往往来自非国统区，通常只占一个单位人数的一两成。          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犯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关押后，志愿者们被逼著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延安也在真抓特务，那是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随时進行。据毛的助手师哲说，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把他处理了”，常常是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 对志愿者所施的刑讯逼供，最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类传统办法。还有心理恐吓，如吓唬说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窑洞，甚至假枪毙。在沉寂的夜里，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泽东亲自发出指示怎样用刑效果最佳，当然不是直说“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词“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毛这样仔细，是因为他需要受刑者将来继续为他服务。          与关押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志愿者们一个个被推到台上，强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检举”他们的同志。被检举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认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欲聋的凶狠的口号声中，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進监狱，或是上假枪毙的刑场。毛说这些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任弼时说，坦白大会“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用开不完的洗脑会来摧毁人的意志，将成为毛泽东统治的一大组成部分。所有休闲娱乐，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仅有的一点点个人独处时间也不得安宁，那是写“思想检查”的时候。毛命令：“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都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什么非官方的消息，把这些统统叫作“小广播”，下令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李锐告诉我们：“很讨厌的，你要写听说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我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栏，起了很坏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么，何谓“不好的话”，故意不下准确定义，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足足八百条。          抵制一概被当作特务的证据：“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人们无法用隐私权来自卫，共产党人摒弃一切私有制。有个行政学院，里面的反抗情绪最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是发问者以及学院的大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既然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部不允许，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的枯竭带来大脑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变去。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能诉诸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伯。为了表示清白，日记被纷纷交了出去。人们不仅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          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志愿者们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公正平等的理想献身，如今演变成机器人。一九四四年六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 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          毛要的不是志愿者，不是自愿投入的志愿者。既有自愿，就可能不自愿。毛要的是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他的意志开动。他的目标实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苏联在对德战场上進行大反攻，有望参与对日战争。打败了日本，苏联就会帮毛打蒋介石夺江山了。到那时，毛将需要大批干部。延安整风开始降温。          中共情报机关此时著手甄别，看山一样高的口供材料中，会有多少事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特务。这个过程很缓慢，饱受磨难的人们仍然不得自由，活在惴惴不安的痛苦里。有一点情报机关从一开头就能肯定：真正的特务嫌疑者不到志愿者的百分之一。          其他根据地此时开始“抓特务”。毛要这些地区负责人从头做起，把刑讯、坦白大会等一一过一遍。毛把情报机关关于特务嫌疑者不到百分之一的估计放大十倍，变成百分之十，声称延安厂清出大批特务。          又一年过去了。一九四五年春，毛确切得知苏联将参与对日战争，立刻宣布大批解放受害者。          这些人中，不少已精神失常。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裏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著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後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進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乾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著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著把毛送進紫禁城後，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柢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所有党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没有直接受害的人。他们得被迫揭发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灵上跟受害者一样受到永久性伤害。人人都得参力口坦白大会，目睹可怕的场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下一个轮到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检查”对每个人的隐私都横加践踏。多年后毛声称：在整风中他并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实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强迫”。毛泽东就是这样建立起了他的权力基础。          九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它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卖国贼。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不仅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体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斯大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着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着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 “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正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因此，与日本开战后，中共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中共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它还命令自己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50多年来共产党自我吹嘘的抗日战绩，不过“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而已。“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多人，袭击的是侵华日军辎重部队。而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违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第三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提到，“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抗战期间，中共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共同反对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共情报要人潘汉年的传记，都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49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如历史学家、《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作者谢幼田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议，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塔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塔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1950年《人民日报》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文中针对中国人民失去外蒙古后的遗憾心情，这样说道：“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          十          谁都知道，共产党口口声声为农民谋利益，但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农民的生活一直是最苦的，农民的命也一直是最不值钱的。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共产党打江山的时代，它同样也没把千百万农民的生命当回事。          中共军队的兵源在农村，构成战士主体的是成千上万年轻的农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中共就不可能如愿地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          自古以来，打仗都是要死人的，牺牲在战场上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中共真如其所说是广大农民的代表，是真心为农民兄弟谋利益的话，理当十分珍惜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年轻战士的生命，尽量避免和减少他们的牺牲，但事实恰恰相反。          正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相比之下，在对待牺牲的态度上，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国军不敢牺牲，共军则敢于牺牲，不是战士们敢于牺牲，而是战役指挥官敢于牺牲战士，大规模的、成建制的牺牲战士的生命，这就是中共军事胜利的秘密。          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期间，国共决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是救来救去，共军是围点打援，这就有个心态在里头。国军是国民政府之军，蒋介石不能够随意牺牲，它一旦被围，就必须去救。而中共则不同，牺牲就牺牲了，为了所谓全局可以不去救。大到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催促山东部队进东北时，讲即便丢掉了华东，只要有东北，也可以最终获胜。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说就是全牺牲了，别的地区解放军也可以解放全中国。刘、邓一气冲杀，死伤大半，没有任何兄弟部队进行救援策应。　　          在孟良崮战役中，中共俘获一万多人，其中有7000人整体在一条山沟里被俘，是整建制，队伍很整齐，军械完整，就是没有子弹了，他们静静地投降了。这个事实很重要，张灵甫在没有了子弹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部队全部投入最后的战斗，他只能要求自己牺牲。而中共则不同，他一定会要求最后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的，不论你有枪没有枪。淮海战役时，围歼杜聿明的时候，共军要部队跑步前进，吃饭也是跑动中吃，后来跑不动了，干脆让战士把枪都丢掉，也往前跑。你看看，枪都丢掉了，也要跑到位置上去，去干什么呢？那只能以血肉之躯相拼了。刘、邓过黄泛区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大部份装备。这个张灵甫做不到，那7000人整编制，换给粟裕，肯定是没有枪也要向前冲，用手，用石块，用身体，也要向前冲。但是张灵甫做不到。济南战役时，到关键时，杀红了眼，白天也攻城，死伤惨重，照样攻。王耀武抗日时，曾经打得日军没有办法，结果守济南却输了，关键也在这里。宋时轮、许世友这些人，不断的把部队投入，压上去，尸体填满了河沟向前冲，王耀武就架不住了。中原野战军围住黄维兵团时，对付火焰喷射器，也是拿部队压上去。邓小平给毛泽东打电报，一天就拿下黄兵团，结果碰上火焰喷射器，仗打的不理想，一方面打电报讲要十天拿下，另一方面就命令部队一定压上去，直到黄兵团没有汽油了，火焰喷射器打不响了，部队就冲上去了，那个死人很惨。有些回忆文章都提到这一点。但只是错误地认为是战士勇于牺牲，没有认识到那是将领们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　　          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来回顾当年的这场决战，中共虽然靠“人海战术”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分明却是建立在成千上万战士的尸骨上的，而这些战士中的绝大多数恰恰都是来自乡村的年轻农民。说穿了，在中共眼里，农民的生命并不值钱，充其量不过是他们夺得江山的工具而已。          从以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共的早期历史完全是一部践踏天理人道的血淋淋的恐怖史，充满了刀光剑影和烧杀掳掠。那时的共产党人就是一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地地道道的现代土匪。而活跃在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几乎个个都是冷酷嗜血的杀人狂。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长大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与传统的一切彻底决裂，用暴力手段颠覆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一党垄断权力的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个的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再暴烈、再残忍、再无情、再卑鄙都无所谓。有关这一点，《九评共产党》里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值得读者朋友去细细一读。          所以，共产党根本不是后来特别是当政后才变坏的，而是一直都很坏，打出世后它的邪恶本性就一直没变过。共产党当政后的种种暴政暴行其实不过是它之前的种种暴政暴行的延续和演绎。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只能说是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共产党变得更坏更邪恶更无可救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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