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的腐败

chongqin

凡是研究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这些官吏对下属营私舞弊也就开只眼闭只眼。如果拿一棵树来比喻政府的话，这种陋规的毒汁可以说已经流遍树上的每一枝叶和每一根芽。

政府只要求税收机关向国库缴纳定额的税款。主持税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藉口和理由，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在清朝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钱远较缴入国库的钱为多，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索取。官吏向民间搜刮，结果陋规越来越多，人民负担也越来越重。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开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丶民间搜刮而来，清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

清代後期，征税和捐官等方法均未能使清廷达到筹款的目的。因此不得不乞灵於借贷外债，而以出让铁路建筑权或矿产开采权为交换条件。这自然是饮鸠止渴的办法。现在或许还有人记得清廷将四川省内铁路收归国有，以为转让筑路权予外国公司之张本，结果触发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时逢光绪帝国丧，地方士绅披麻带孝，头顶"德宗景皇帝神位"，长跪於总督衙门之前，哭呼先帝，保佑四川，不使铁路收归国有，弄得政府啼笑皆非。

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麽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廿二个行省，大约包括二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於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

我的故乡馀姚城外的江岸边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纷纷下船......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於箱子里面装些什麽，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条，随後这条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船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个学台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知县还得经常给藩台的幕僚送礼，否则他就别想他们给他在藩台面前说好话；如果搞不好，这些师爷们还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种礼金加起来，一个知县为保宦海一帆风顺所花的钱就很可观了。同时人情世故也告诉他必须未雨绸缪，何况他还得养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随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补知县无不垂涎收入比较大的县份。以我的故乡馀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因此藩台只派些代理知县，任期通常一年。这样一来，候补知县们的分肥机会也就比较多了。知县任满离职时，通常都得正式拜谒藩台一次，藩台总要问一声他的缺好不好。当时对於所补的职位叫做缺，也就是等於问他得到了多少陋规金。他的亲戚朋友与他谈话，也常常以同样的问题做开场白，说∶"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吧？"

经手政府收入的官吏，官阶越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数目也越大。据说上海道台每年可以获利十万两银子。所以上海道的缺，是全国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藩台丶督抚以及北京有势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观。

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丶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纯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後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李纯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在清代，有许多候补官员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必出钱，就会有仆从跟随他们。这些仆从们会含辛茹苦地追随不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主人时来运转，他们也就可以分享陋规了。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气，大刮一笔。如果流年不利，官爵迟迟不能到手，仆从们也还守株不去，直至最後一线希望消灭时为止。一些倒霉的主人，受不住饥寒煎熬，只好悬梁自尽，以求解脱。我在杭州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一位赋闲多年的候补知县，因为受不住债主催逼，结果在大除夕自缢了。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於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
∶"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於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

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章鱼，把它的触须伸展到全国的每一条交通线上，吮吸着国内工商业的血液。厘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设置的，旨在筹措战费以供应清军士卒。太平军虽然被平定，厘金却始终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规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诈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经纪人出价投票，只要他出价高，譬如说一年二十万块钱，他就可以获得在某一关卡或若干关卡徵收厘金的权利。这些关卡通常设在官道上的货物必经之地，得标的人就成为此一关卡的厘卡委员，受权向过往的客商徵税。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内收到三十万块钱，他把二十万缴政府，其馀的钱就归他本人及其合伙者所有。因此他规定大多数的货物都得抽税，以便充实自己的私囊。

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装西瓜的木船从关卡附近的一座桥下经过。这条船马上被岸上伸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了，同时岸上跳下好几位稽查，用铁棒往西瓜里乱戳乱插。西瓜主人慌了手脚，恳求他们手下留情，同时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税缴过以後，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驾船前进。

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着令停船，他们却根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只留下那面象徵朝廷权威的，上面写着"奉旨徵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辛亥革命以後，陋规制度逐渐被截止，厘金制度亦於稍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