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校长：日本让我又恨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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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11-11 10:21 上贴
2008年夏季，北京四中高二年级的400余名师生组成了庞大的修学考察团赴日本访问。这次修学活动的主题是“举青春之力，谋世界和平”。由一所学校组织这样规模的修学活动，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正因如此，这次活动引起了日本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日本国驻华副大使亲自来校作行前演讲，向师生介绍日本的国情和文化，访问期间日本媒体还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学生们感到这次修学收获颇丰，于是我们决定将他们的修学笔记编纂成书，送给他们作为高中生活的纪念。

中国和日本有着割不断的恩怨情结，我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相互之间曾有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1000多年前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就派驻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据说日本由此时开始使用文字。100多年前，中国的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此外还有不少中国青年自发留学日本，这其中不乏反抗封建帝制的志士先锋。30年前，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新干线列车上，他感到了“我们现在很需要跑”，看到自动化汽车生产线时他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就在他说出这句话后不到60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30年来，中日两国的关系曲折起伏、时冷时热、复杂而微妙。30年后的今天，北京四中400多个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学子赴日修学，去感知这个国家的文化，去结交这个国家的朋友，这不论对于学生个人、对于四中和对国家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确需要向日本学习，这已成为许多国人的共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我从学生的文章中感到了他们的观察之细和思考之深。比如，学生谈到了日本的茶道，并将日本茶道和中国品茶作了对比，认为“中国人喝茶在于‘味’，茶味和体味……日本人则通过繁杂的茶道程序表现对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喝茶者的尊敬”。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还有学生提到了“音姬”，这是我去日本时曾与导游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位朋友曾写过关于礼仪方面的书，书中讲述了有关做客的礼貌，说做客时尽量不要在主人家解手，如果时间长则另当别论。当你确要在主人家解手时，你要冲两次水，第一次冲水为的是用水流的声音来掩盖自己解手时发出的声响，这当然使你显得很有教养，但同时也造成了水的浪费。于是细心的日本人（也许不是日本的发明）就采用了“音姬”。“音姬”显然是社会文明的产物。试想，如果人们都不以让别人听到自己如厕时不雅的声响为羞，甚至不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怪叫谩骂为耻，怎么能有“音姬”这样的文明的产物？

不论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还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或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是由于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的原因，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在四中参加过多次欢迎日本师生的仪式。每当我讲到过去的战争时，对方常要表示一下道歉，有时还要深深的鞠躬。两年前，在欢迎长崎东高等学校访问团时，我第一次没有在讲话中讲到战争，而讲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和平崛起，讲到中日关系对两国和世界的重要，讲到作为一个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教育者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要让更多的中日青年成为朋友。轮到长崎东的校长讲话时，他也没有提到过去的战争，而是说长崎是距离中国国土最近的岛屿，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最长，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大，在长崎，他们还保留着每年举行舞龙活动的习俗，中国是龙的故乡，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那次活动后不到100天，北京四中历史上第一个师生团队访问了日本。在长崎东高等学校，我的确看到了他所说的龙，在龙的一些鳞片上还写有文字。

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它引发了我许多思考。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读了一些学生的论文和随笔。我发现这些学生与我、与我认识的许多去过日本的中国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由恨到敬再到恨的心理过程。这样的心理过程是你访问其他国家时不会有的，因为它源自于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尽管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许久，但它给中国人民内心和情感上留下的伤痛是无法抹去的，所以我们对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我们仇恨这个国家的过去。每次在接待日本的来访者时，我都不回避让他们看看校史馆中有关抗日的文字和图片，他们每次都看的非常仔细，有时默不做声，有时表示一下愧疚。我想，正是因为四中有这样的历史和校友，才使得他们对四中产生了尊重，才使他们愿意与四中交往，这正是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

但是，当你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后，你就不得不对这个民族产生一种由衷的敬佩。坦率地讲，我从不认为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更聪明，也不认为日本人想到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想到，但是我必须承认，日本人做到的我们中国人没有做到，而且还相差甚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弹丸之国创造了如此的奇迹与辉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以后的几代人都应当深深思考的问题。若是在20年前或是更早来到日本，我们一定会对日本高楼林立的城市、发达的交通、精巧的电器、漂亮的汽车感到惊讶，因为那时我们很穷，我们没有见识，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无动于衷。今天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你很容易从他们身上发现的一种东西，一种特质，或者说一种元素。同时我也不得不痛心的承认，这种元素在我们的许多同胞身上是不多的，甚至是根本看不到的，但是在日本，你会从许许多多的细节中发现它，确切地说是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把这种东西称为“国民精神”。这种国民精神使得他们能自觉地用自己的行为来树立国家的形象，这种国民精神使得他们能自觉地去维护企业和国家的利益，这种国民精神使得他们能自觉地把本职工作做的精益求精，这种国民精神使得他们能自觉地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环境，这种国民精神使他们每个人能把“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国民精神使得这个民族能够紧紧地的凝聚在一起。我想，国民的素质就是通过这种精神来体现的，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我相信每个访问过日本的人都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我相信，这种“ 国民精神”就是日本立国的根本，就是日本创造奇迹的原因。一个国家能拥有这样的国民，能拥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文化，怎能不令人敬佩呢！

汪中求先生（《细节决定成败》的作者，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曾引用过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的话：“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国民素质相差30年”。我不知道“相差30年”这个结果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差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心中又会生成一种新的恨。这种恨不是对别人发达或富有而产生的妒嫉的恨，而是一种恨自己不争气的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是一种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的确如此的无奈的恨。面对日本人，我们为什么那样不服气，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那样一段历史啊！是因为我们曾在他们面前受尽屈辱啊！我之所以认为访问日本能使我们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这就如同一个人曾因弱小而受欺辱，他天天梦想雪耻，然而一梦醒来，发现对手仍比自己强壮，这怎能不使他产生恨呢？这种恨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矛盾的情感。而且你对自己的祖国爱的愈深切，你那种恨的感觉就愈痛彻，特别是当我们听到像“三鹿奶粉”、“黑砖窑”、“黑煤窑”、豆腐渣工程等这样一些令国人颜面丢尽的丑闻后，这种恨就愈发不可抑制。这种恨源自于良知的未泯，源自于对民族的忧思。有了这种恨，我们才能有自觉，有动力，有希望。

当然，了解日本的目的，不是要在青年一代的心中埋下恨的种子，而是要让他们彻底铲除一切的恨，不论是前一种恨，还是后一种恨，实现“举青春之力，谋世界和平”。在过去的100年当中，人类驾驭自然和物质的力量变得无比强大，但是却没有给自己带来所期望的安全与幸福，相反，人类对自身的残暴却达到了极致。未来世界的安宁与进步，决定于我们的下一代人之间能否成为朋友，能否和平相处，能否更加理性的交往，决定于人类共同制定的规则能否得到尊重，归根到底，取决于下一代人的智慧与文明素养。丢掉前一种恨需要我们的理智。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但我们可以放弃仇恨，因为仇恨不会带来进步与和平，不会带来国家的强盛，更不会带来世界的和谐。相反，仇恨只会使我们丧失理智，丧失良知，丧失机遇，滞缓我们前进的步伐。丢掉后一种恨，需要我们更加冷静，更加平和，更加虚心，更加务实，需要我们有知耻的勇气。少喊些给别人听的激愤的口号，多些从自身做起的实际的行动吧。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国民意识的现代化，民族振兴的关键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振兴。如果没有国民意识的觉醒，没有国民精神在我们的心中深深扎根，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实现现代化就永远是一种憧憬、一个口号，一个空谈。只有当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自觉从遵守公德做起，从诚实守信做起，从恪尽职守做起，从关心社会做起，从善待他人做起，从保护环境作起，去维护社会的和谐，去推进国家的发展，去树立民族的形象，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成员，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我们内心所感受的不再是恨，而是自尊、自信、自豪、博爱与幸福。

（本文为《在路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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