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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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墓碑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杨继绳

[color="DarkRed"]【注】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版，可以从该网站订购：http://www.mirrorbooks.com/?p=6345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馀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 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 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中较大和一颗。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3]。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4]。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经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馀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馀文海指认， 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 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5] 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6]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7]。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1958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馀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8]。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馀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1958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 “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1958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90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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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四千万上下，饿死人数加上饥饿而少出生人数共计七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巨灾，也是人类当代史中最为惨痛的空前大悲剧。　　

究竟这是一场天灾还是由「人祸」所造成的大灾荒呢？官方对此或含糊其词，或有意掩盖，竭力淡化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刘少奇当年曾对毛泽东说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内地仍未能见到有一本纪录这一场大灾难的信史问世。　　

本书作者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复查证，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数易其稿，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 ── 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概。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之墓志铭。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共27件评论

   1. 马霭媛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1:34 pm

      这是一部叫人看得心情沉重的书，作者杨继绳在「前言」中写下为书起《墓碑》一名的缘由：一为在一九五九年饿死的父亲立碑；二是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惨烈的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六百万中国人立碑；更要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立碑。他原打算把书名定为《天堂的路》，背后不无对专权「人祸」造成大灾荒的反讽。

      　　杨继绳是著名作家、学者，在新华社当了三十五年记者、编辑，曾三度采访赵紫阳，现为《炎黄月刊》副社长。他花了十年时间，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事实和数据揭露这惨绝人寰的史料。

      　　该书分上下两篇，合共约一千页，上篇集中报导及揭露中国各省如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在大饥荒期间的真实情况，包括人吃人的惨况、官僚对老百姓的残酷逼害、制度的腐败等。下篇则是作者对中国持续三、四年大饥荒问题的专题论述，探讨酿成大饥荒的祸根、当权者对危机的应变、专横制度下的遗祸，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墓碑》出版之际正值中国刚发生四川大地震，全国努力抢救全球参与关注赈灾，天灾人祸加深了大众反思中国的忧患。上篇第三章「天府饥魂」中便提到一段和四川十分关键的史料：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成都会议，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中心概念，依作者分析，「三面红旗」和群众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正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肇因，当中还有段小插曲：毛泽东参观都江堰时望著离堆问道：「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掉？」陪同的省领导答说岩粒很坚固。毛泽东再问道：「一百万年后会不会？」众人一时答不上，但却反复思量毛主席的智慧提问，受皇恩的启发，觉得那阖乎千代子孙的幸福，便立即动工用钢筋水泥加固了离堆。

      　　可是，中国人的苦难从没止息，据知，大饥荒中四川饿死的人数为一千至一千二百万，也是全国饥荒时间最久的省份。书中提及的那场成都会议，彷彿预示饥荒和政治的狂飙，逐步吞噬老百姓的性命。由地震横祸以致杨继绳的《墓碑》饥饿志，就是叫世人在世世代代不堪回首的国难中，以史为鑑，以勇气建构稳健和谐的社会，正视生命的价值，那才是真正通向天堂的路。

      ■马霭媛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2. 史英强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1:36 pm

      美国文豪福克纳有一句名语：「往事不会消逝，甚至不会成为过去」。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次大饥荒一直被封锁在迷雾之中，不为大部分中国人所知晓。资深媒体人﹑新华社著名老记者﹑《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最近推出八十万字的新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

      以研究饥荒而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将中国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称为「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荒中最大的一次」。杨继绳了解到，在饥荒严重的河南省信阳、通渭、凤阳等地，多数家庭都有人饿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甚至空无一人，人吃人事件达上千起。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河南信阳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为了做到客观而专业，杨继绳在写作过程中，跟权威的气象专家、人口专家、病变专家反复查证数据和论据。做了一辈子记者﹑已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花数年功夫，跑遍当年受灾的十几个省份，访问了上百位当事人，查阅了无数第一手的档桉与记录。

      杨继绳在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他父亲就是大饥荒时饿死的，但当时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文革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十万人」，他说「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局公布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同时，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的数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杨继绳认为，人类历史上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没有记载，也没有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杨继绳说，「我必须写出来，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有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不写，后面的人写更困难」。事实上，不论左派、右派，明白的人都支持杨继绳把真相公之于众，「我最终把它写出来，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载的，应该趁早，趁政权相对稳定的时候卸载」。

      杨继绳认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民族，现在我们却不能正视包括大饥荒在内的很多历史；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杨继绳认为自己有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必须首先给自己一个交代，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3. 郭冬至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09 pm

      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南风窗》杂志记者 郭冬至】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他的记者生涯中，一直从事经济报道和经济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观报道见长。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有一儿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业。杨先生现与老伴相守，居于新华社宿舍，退休之后笔耕反而更为勤奋，以如椽巨笔，写宏篇大作。

      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专业是拖拉机，那个年代是讲究对口分配的，你一个记者怎么会是这种专业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么？

      杨：说起来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学时代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在我心中是个神圣、崇高的字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我尊敬的一些历史人物都是办过报纸，写过稿子的人，作记者不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是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上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说： “杨继绳将来能做记者”，下课时有个调皮的同学弓着腰，撅着屁股，在我面前一边蹦着一边喊“记者，咔嚓！记者，咔嚓！”我想，记者在人们心中怎么会是这种形象呢？要是将来我做了记者，一定要力图改变记者这种肤浅形象。我小时候，村上在一个地主家里抄家，弄出来很多书，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别羡慕小说里的那些侠客，我想武侠我是做不了，当记者就算是文侠吧，我本是打算报考新闻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当时全国仅有的复旦和人大新闻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调干生，学校就让我就报考了清华。

      郭：你在清华大学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杨：很遗憾，我的青年时代在清华没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学了造拖拉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们将来就是做一颗社会主义螺丝钉么，还要这么多熏陶干嘛。

      记得我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代在中国顶尖大学收到的教育也就是两条“实用主义加功利主义”，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教育我们：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这个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郭：但毕竟清华大学是一所有文化传统的大学呀？至少是过去的留美预备班，有开放的视野，理工科学校也讲究要追求真理呀？

      杨：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学校的时候，图书馆里过去的书差不多都没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文革”前的政治经济学讲资本主义可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讲社会主义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社会主义好”，学生掌握了这九个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这些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说过王国维，陈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清华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学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红又专，红是最重要的，记得那时候校友杨政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学校里党支部就组织大家批判，要我们，千万别学这两个人走白专道路。我当时特别积极，还是团支部书记。

      我说这个话不是谦虚，确实是实际情况，我们这一代人从进入社会开始知识结构，人格结构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个道理：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记者道路的呢？

      杨：我那一届恰好中央媒体来清华招毕业生，当时招记者就三个条件“党员，贫下中农出生，能写”，我都符合，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郭：这下，终于实现你的理想了。

      杨：哪里呀，这才刚刚发现离理想有多远，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是很神圣的，脑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长江这些榜样，觉得当记者可以指点江山，我68年1月10号去天津分社报道，刚去就失望了。见到记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到我满腔热情就劝我“我是走错路了，没办法了，你年轻，有文化，你别干这行，浪费一辈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铺盖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师说已经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单位，我没办法找到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一个师兄那里，心想这里我总能发挥专业特长了，结果他反过来劝我：别以为我们这里能搞什么研究，这里整天乱七八糟的，不务正业，你千万别来，要不然耽误一辈子。我最后只好认命了，灰溜溜地回新华社当记者。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很多次大致把我当记者的这30 几年以10年为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 1977年，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 “四人帮” 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 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告别被无知和恐惧所驱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总的说来，这30多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郭：那个时代，我是我们国家遭受的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又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馀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 ——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牺牲多壮志么。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岁就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的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浑地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的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历史决不能用来为掌权者一统江山服务，而我们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从最初的热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进而开始怀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接触一些国外的书籍，才开拓了视野，真正开始思想层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跟好。
   4. 亚洲周刊纪硕鸣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12 pm

      杨继绳：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的记者

      亚洲周刊纪硕鸣／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曾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写敏感话题，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不改实事求是、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原则，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

      应香港大学中国传媒中心邀请，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为港大的学生及学者公开演讲“中国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大量的数据、事例，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吸引了听众。站在课堂讲课，拿起笔写评论、写报道、写学术性文章，即使退休后担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出书逾十本，杨继绳还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记者，这大概就是他终身的职业和追求。杨继绳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应景、随潮流的文章让别人去写吧”，他认为，记者纪录历史，反映历史，新闻和历史相通，共同点就是一个字“信”，反映的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就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

      在杨继绳的记者生涯中，他就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被中央领导人（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三十多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因为不“听话”、专门揭露一些真相，杨继绳曾经被三任中宣部长批评过，但被他批评过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更多了；也因为想留下历史的真实，杨继绳三次偷偷地到北京富强胡同，去见当年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还因为要在他写作的书中讲真话，结果他的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大陆被禁，退休后所在党支部要他作检查。杨继绳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感觉还是很良好，虽然有三届中宣部长都批评过我，而且不是批评过一次，我的书被禁，但我照样生存、思考、写作。”杨继绳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一无所惧，二无所求，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之间。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思考的人，和一个自由写作的人”。他把领导人批评他的事都写到了书里，并表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杨继绳可能真有做自由写作者这样的天赋，他从小就爱好写作，小时的作文，还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一九六零年报考大学时，杨继绳与全国仅有的两家有新闻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及复旦大学失之交臂，而进入清华大学学习拖拉机制造。不过，杨继绳似乎注定要成为新闻记者，大学毕业后，新华社要招一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上了，派到天津分社。

      七二年内参转发全国

      新华社的特殊渠道，提供了说真话的平台，除了公开报道，还可以写内参，向北京高层报告基层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二年，杨继绳看到天津驻军占了民房、学校、医院，资本家被抄家后的小别墅等，杨继绳撰写了《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党中央并以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八号文件”转发全国，全军开始退出在支援地方文革时所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三十九万平方米。

      出于记者的责任，在文革期间杨继绳还用大量时间调查军队腐败问题，他用笔揭露了案犯宋某利用和军队某些干部的关系，将一批退役军车私自倒卖获取暴利的黑幕，引起军队领导的重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杨继绳关注企业及经济发展，写了不少文章和内参，包括有关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天津经济地位下降等，就天津经济地位问题，连续写了四篇调查报告。跨入市场经济年代，火柴按市场价格上涨，但天津的火柴坚持不涨价，背后是搞财政补贴，表面上稳定了物价，实质是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改革。杨继绳撰写《孤岛的困窘》，揭露了天津是价格孤岛的现象，让当时的市委领导李瑞环很不满意，一九八八年李瑞环连续九次指出：“有人说天津是孤岛，孤岛要下沉，这不是无知妄言，就是别有用心。”

      因为坚持讲真话，杨继绳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一次，驻天津部队六十六军有军事表演，记者们都去了，驻军军长接见记者一一握手。但因为杨继绳几次揭露驻军的问题，该军长走到杨继绳跟前不仅不握手，还瞪了他一眼，杨继绳也回瞪了军长一眼，事后他还笑著说是“以眼还眼”。

      关注军队被责毁长城

      军队有人到新华社总部告状，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搜集军队黑材料，想毁我长城，希望新华社严肃处理”，这份材料曾经放在杨继绳的档案内，直到六十六军军长下台才暴露出来。一九八八年，新华社将杨继绳调回总部，想不到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升迁调北京，在中南海，李瑞环还耿耿于怀说：“天津有个杨继绳，还反对我，一调查是个书呆子。”

      四十年的记者生涯，杨继绳聊以自慰的是，“后二十年没有讲假话”，他说当记者的前十年讲了不少假话，整理所撰写的稿子，头十年到粉碎四人帮，只有两篇稿子值得留下来，一篇是“驻军占房”，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是凭良知写的，其他的稿子是跟著潮流推波助澜，都要烧掉，不仅要烧掉，还感到十分羞愧”。

      在杨继绳看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小学时就能念了，但真正懂得足足花了十年的青春，“我用十年的时间才学会这四个字，凡跟潮流跑的写出的东西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凭著自己的良知，倾听群众呼声写的文章才留得下来”。第二个十年杨继绳改变自己，他提出“成就三角性”的理念，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三角形的三个边，三条边越长，成就的面积就会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独立思考，独立调查，杨继绳给自己定位是“研究型记者”，以研究思考作出解读及深度的分析。

      前些年，杨继绳退休离开新华社，他觉得还是没有离开记者这个行业，因为他始终不变的特点就是讲真话。“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杨继绳的“三真”原则始终不变。杨继绳表示：“讲真话是为了追求真理，我讲的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我追求真理，讲真话，追求真理，必须做真人，不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人就不会追求真理。”

      四十年记者生涯，杨继绳认识到舆论监督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舆论监督有几个层次，一是揭露坏人坏事；二是对政策层面的分析研究；三是理论层面的提出见解”。杨继绳希望媒体的积极进取和官方的改良可以良性互动，也就是媒体积极促进，促使官方改良。他认为，即使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不会有戏剧的变化。因为，新闻和媒体的改革是和政治改革连在一起的，没有宽松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有自由的新闻”。

      即使中国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环境并不宽松，但并不等于记者可以违背良心说话。杨继绳指出：“在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说好话、写表扬文章肯定升官的机会大；你站在正义和良心的底线写文章，肯定要吃亏。问题是看你愿不愿意吃亏，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杨继绳坚持记者的良知，四十年来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他不计较吃亏，虽然不断被人告状、受批评警告，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但他找回的却是记者的正义和良心
   5. 柴子文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2:14 pm

      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

      大饥荒的时代秘密和反思

      　．亚洲周刊柴子文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秘密仍不广为人知。更触目惊心的是大饥荒并非只是自然灾害，而是专制系统下的人祸。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反思制度改革。

      一国两制的好处之一，是中国大陆禁止出版的书，也可以在香港面世，并且「出口转内销」，通过「自由行」被大陆读者购买、阅读。杨继绳八十万字的新书《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二零零八年五月辗转得以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大饥荒事关人命，题材敏感，至今相关档案仍被列为控制级；即使在大学校园内，学者也不能自由研究，媒体和公众更是鲜知真相。

      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在饥馑严重的河南省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等地，多数家庭都有人饿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甚至空无一人，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达上千起。应了毛泽东在五八年六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以研究饥荒而著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将其称为「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后来情况又如何？到今天，五十年过去了，仍然被封锁在历史和政治的抽屉里，无人知晓，也无人对此负责。

      做了一辈子记者，已从新华社退休的杨继绳发现，历史其实比新闻更扑朔迷离、更震撼人心。为了写作这本书，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受灾的十几个省份，访问了上百位当事人，查阅了无数第一手的档案与记录。为了做到客观而专业，他跟权威的气象专家、人口专家、病变专家反复查证数据和论据。因此该书甫一出版，即被认为是迄今内容最详尽、最深入、最全面的大饥荒研究专著。

      杨继绳认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民族，现在我们却不能正视包括大饥荒在内的很多历史；但一叶障目，一个不能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这本书题材沉重，他自己预期不会有他的前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对赵紫阳的访谈）那么畅销，但会让他面对著更大的政治压力与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亚洲周刊专访了杨继绳，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是如何逐渐知道大饥荒真相的？又是什么促使你要把它写出来？

      我父亲是大饥荒时饿死的，但当时认为那只是个别现象。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单」、「纯」，因为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思想，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文革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十万人」，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直到一九八三年，统计局在公布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同时，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的数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而且人类历史上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却没有记载没有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必须写出来，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有一种责任感，如果我不写，后面的人写更困难。

      事实上，不论左派、右派，明白的人都支持我把真相公之于众。我最终把它写出来，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载的，应该趁早，趁政权相对稳定的时候卸。

      对于大饥荒的原因，中国官方一直的解释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当年苏联逼债。现在，你的调查研究是否可以给出一个公论？

      其实已经有公论了，只是官方不承认。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天灾年年有，那三年是正常年景。饥荒也不能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和逼债。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馀。中国提前还债，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出的。而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偿还外债总额为十九点七三亿元，仅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六。而此期间，中国对「兄弟党」的援助的钱远远大于还债的数。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几年，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为中央领导人建「行宫」。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河南信阳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著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可以说，大饥荒，就是毛泽东和他缔造那一套专政制度造成的，是人祸。

      情况这么惨烈，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大饥荒年代出现过暴乱，但都是小规模的。部分地区出现过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为饥饿。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共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讚铁托（前南斯拉夫领导）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一九五九年春天，有人在篶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洩。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

      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书中，你对大饥荒背后的制度层面有许多的反思，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导致大饥荒最直接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背后的深层制度原因之一则是政治制度，为什么错误政策持续几年？为什么庐山会议错误转向？为什么大量农民饿死，却有粮食大量出口？为什么很多饥民饿死在粮库旁边？这些都是决策错误。专制制度最容易出现决策错误，又最难以纠正。因此，中国需要逐步走向宪政民主制度。

      另外一条教训很重要，要给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管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思想、信仰层面。如果把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你觉得在这个时代，可以从大饥荒的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松动了许多，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成为强势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盪，以及怎样防止社会动盪造成的破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苦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而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催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6. 匿名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5:33 pm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馀。中国提前还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出的。而此期间，中国对「兄弟党」的援助的钱远远大于还债的数。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几年，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为中央领导人建「行宫」。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河南信阳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可以说，大饥荒，就是毛泽东和他缔造那一套专政制度造成的，是人祸。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共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这种恐惧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
      　导致大饥荒最直接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什么错误政策持续几年？为什么庐山会议错误转向？为什么大量农民饿死，却有粮食大量出口？为什么很多饥民饿死在粮库旁边？（摘录上文）
   7. 匿名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6:54 pm

      罪恶滔天。
   8. 匿名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9:01 pm

      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大跃进祸国殃民啊，应该批判！
   9. 一针见血的评论
      July 13th, 2008 at 9:19 pm

      罄竹难书，触目惊心！
  10. 匿名的评论
      July 14th, 2008 at 12:27 am

      想起了彭德怀,中国的良心.
  11. 紫气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6:56 am

      在多维上有一个称作”不平”的同志说:大饥荒是因为中国在那个时候人太多没有东西
      吃，而党为了不让百姓吃糠咽菜，所以就饿死了，而且只有饿死了一个人。现在人
      虽然比那个时候多了一倍，但是党汲取了饿死了一个人的沉痛的教训，所以开放让
      百姓尽管吃糠咽菜，所以饿死了一个人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真不知道你们那么大
      惊小怪写书和评论干什么，要反华么?

pangboy

#  一中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25 am

大饥荒的首犯是毛泽东、主犯是周恩来、林彪,从犯则是全部共干(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除外)。
# 白发渔樵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8:14 am

太感谢这位真人了 我一直盼,为什么没人写这段历史.向您致敬!
#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10:34 am

饥馑的成因有许多，其一是供不应求。中国在那个年代为啥会供不应求，真要列出原因，那该是有：

1.不合时宜的经济生产和配给制度，各取所需是人人做得到，但各尽所能则根本只会是人才能为，真能靠气氛宣扬也只能推行于一时，不能持久。但当时领导中国的领导人多不了解人都有这种根性，总以为人力可以在这方面胜天，结果人的生产力积极性无从发挥，饥荒惨剧结果上演了。
2.人口过多，人多好办事是老毛的错误思想，加上中共党员的党性过强，知识份子多有只求奉承的恶习、而英崇拜观念又深印国人心里，故错误道路愈行愈远，终酿成大恨。
3.西方的围堵，战后东西方较劲，中国周围给全包围著，西方图用经济拖垮共产党政权，结果拖垮目的未达，但经济牛步不前，甚或是退步的现象便出现了。
4.政府民众花过多的人力物力在政治运动上，老以为思想一旦符合共产教条问题就可解决，但结果是事与愿违。
5.与苏联交恶后，中国要向苏输出大量农产品以偿还有关的国债，不还又不成，结果是出现了紧勒裤头输出的现象，另一方面，各国禁运的结果使中国外滙紧拙，只能靠低价农产品换取， 事实上，中国能输出者也只是低价农产品，结果使饥荒问题更严重。

时间所限，先说以上的，其他希望识者能予以补吧！
#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09 pm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运动中，中国经历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户籍管理部
门的死亡人口统计显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万人。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实际死亡人口远远超出此数。按死亡
规模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饥荒之一。

　　这场劫难，中国史书先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后
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提法的微妙改变，表明中国共
产党和政府已不再认为自然灾害是饥荒的主因。现在人们
一般认为，虽然天灾和苏联决裂都有影响，但饥荒主要系
由错误的国内政策所致。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造成了粮
食丰裕的假象。“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扼杀
了反映实情的声音。农村粮食减产，政府却扩大征购，甚
至强征农民口粮，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错误举措，终于
酿成大祸，最后大面积饿死人。
#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13 pm

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论证亩产万斤之可能

# 匿名的评论
July 15th, 2008 at 7:14 pm

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论证亩产万斤之可能


# 匿名的评论
July 16th, 2008 at 2:35 pm

插队落户时，偶听农民说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之流搞出的人祸。如果共产党还是一个有良心的政党，实在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勇于向人民道歉。
# 匿名的评论
July 16th, 2008 at 3:44 pm

父辈口述：
那时候公社办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田里种的粮不能私自收割；因为当时劳动力都被组织去炼钢铁，导致没有人手去收割，粮食白白烂在地里。于是粮食减产，导致第二年没有足够的种子投入农业生产（俺家在四川，主要是稻米歉收），就这样恶性循环造成饥荒。那时候，没有细粮吃，玉面面是能搞到的主要的粮食。这玩意儿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谁都会吃吐（四川人是吃惯了细粮，跟北方人不同）。现在每年我爸还吃那么一两顿玉米面，忆苦思甜。虽然当时也不是风调雨顺，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用很多粮食还债，但饥荒主要是人祸，这是从那个年代过来人的共识。
# 匿名的评论
July 16th, 2008 at 10:22 pm

打错了，“主要是天灾”应是“主要是人祸”，麻烦网管改一下。
# 明镜编辑部的评论
July 16th, 2008 at 10:58 pm

改了。
# 一中的评论
July 18th, 2008 at 4:26 pm

关于六十代大饥荒,先说俺亲自经历的,12岁小学六年级,饥饿得了水肿病,”我那时饿得象瘦猴,几根肋扛着一个头”,失学了,整天在田园溪流滩涂找食物-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拿回家,(有次和同伴逮到一只大田鼠,当场剥皮,用禾杆烧熟吃了,那是一生中唯一吃老鼠)。总算检了小命。而尚不算老(58、62岁)的外公和爷爷却捱不不去,永远的走了。

再摘抄半页书,《中国左祸》第324-325页:
湖南平江伤残老红军寄给彭德怀的诗:
谷撒地,禾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与呼!

据调查,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由1957年的406斤,降为1960年的327斤,减少了19％,其中农村下降了23.4％……..猪肉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10.2斤下降为1960年的3.1斤,下降了70％。

1960年10月11月,重庆市9所大学师生10％以上患浮肿病。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了35％以上。
据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10万,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嵖岈山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高达30％。据测算,全国总人口1959年是6.72亿,1960年为6.62亿,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 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到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数,达到4000万人。

俺另外的资料得知,信阳地区三年饿死100万人,超过100个村庒全村绝种(个别外逃不回不计)。
那些不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中国种生物,是兽还是魔?
# 匿名的评论
August 25th, 2008 at 2:09 am

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大约是出生于80后、90后的，而其父母辈大约是50后、60后出生的，身体素质基本上还是属于挨饿的几代人的基因遗传系统内，中国人的身体素质的真正提升，大约要到2000年以后出生的，才开始进入第一世界的体质基因范畴内，物种基因的复原，往往需要三代以上的恢复期。假如要在体质上超越相似的物种，在优越的生存条件下，就需要5代以上的繁殖改良过程，中国物种体质的崛起，当在2010之后。

将近千年智能体系的缓慢退化，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悲剧的必然结果，就如国内某位大家所说的那样，文革的发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三年自然灾害，就如同目前非洲某些国家一样，是家常便饭。

反思和追究文革、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责任，甚至追究无数解放前的私人财产被充公的愿望一旦实现，将全世界所有的资金都收集起来，也不够偿还中国人无穷尽的法律诉讼之天文数字的赔款，这种无奈和悲剧的历史模式，也是中华民族进化历史过程中的宿命，智能体系的误差一日不改，形形色色的悲剧就永远也不会结束。

从未来的角度，扩大对于以往过错的诉讼—–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法律的，都是将历史的矛盾扩大化的途径，中国的转型机遇将有可能灰飞烟灭。司马易
# 一针见血的评论
August 25th, 2008 at 3:33 am

中国59-61年代的饥荒是很大的历史问题,但是为何对现实,在资本主义占绝对统治的世界,权威估计,年年都有一千万孩子(还不算成人)由于跟饥饿相关而死,你们这些人就从不关心?更不用说探讨原因了.那些死的孩子就不是人了? 十年就是一亿了啊!
其实许多偏好这个历史问题的人,对农民根本看不起,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 匿名的评论
August 25th, 2008 at 6:48 am

必须牢记西方的价值观，第一，错误永远是别人的；第二，自己永远没有错。如果没有达到对此融会贯通的程度，那么就没有真正融入西方文化。
# 匿名的评论
August 25th, 2008 at 6:56 am

自然灾害，靠农民思维来管理国家，蛮干瞎指挥，自然就会对国家产生灾害。这是不容置疑的。
# 匿名的评论
August 25th, 2008 at 7:16 am

现在西方各国根本不提对中国从1949年起长达近30年的围追堵截—-经济制裁，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这个论坛里不少人是从农村或城市的低收入家庭里走出来的，你们应该更能理解那些自以为优于他人的人的傲慢、歧视及制造麻烦对其他人的伤害。以攻击他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的做法，更应该受到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