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久的不平等：革命的遗留问题与改革的陷阱

寿小丽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一直被称赞为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典范：通过改革改变了其革命进程，带来了过去四分之一个多世纪里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贸易增长，并使中国跻身于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列。但是在这幅炫目的改革图景中常常被人忽视的是持续的、实际上是加剧了的不平等结构和这些不平等结构所大量导致的民众反抗行为的各种形式。而革命时代存在的那些不平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中包括顽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形式的不平等。本文力图提出一个框架，用以评估在革命和改革的一个连续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不平等的结构，以及衡量社会运动与不平等结构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三个关键问题推动着这一分析：对于追求社会平等而言中国革命的遗产是什么？改革是如何重构不平等的模式的？发生在革命与改革两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正在变化的不平等模式之间有何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论证了持续的不平等（根据收入、财富、生活机会和基本需求的满足所广泛定义的不平等）是由三个长期存在的等级结构——阶级、公民权和居住地——所导致的，这些等级结构的运作机制和交互关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在随着时空发生变化。举例来说，我们发现在革命时期从政治上定义的阶级结构转变成为一种既受市场力量所驱动、又受政治权力的不平衡所驱动的结构，并注意到自始至终在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官僚阶层对普通民众都具有持续的主导地位。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从革命时期一直演进至改革时期的不平等公民权的等级结构，因为政府及其再分配政策一直在赋予各种类别的公民以不同的待遇和权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待遇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自1960年以来，一系列相关的权利和待遇的内容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这些权利和待遇在不同地区的实施一直是不平衡的。除了记述这些不断变化的不平等结构，我们还坚持认为，从革命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时代向全球市场一体化时代的转型具有使阶级冲突与抗议地方化和碎片化的出乎意料的影响，这些阶级冲突与抗议在先前的时代不断采取的是大规模的、由党倡导的全国性民众动员的形式。关于阶级和剥削的言论已经让位给强调权利、合法性、公民权和阶层的自由主义话语，力求掩盖已经恶化的阶级和地域的不平等。但这对社会不平等模式以及对它的认知有何影响？

　　一、彻底改变中的阶级、公民权和地域等级结构（1945—1970）

　　土地改革和集体化

　　土地改革和随后的市场控制消灭了根源于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和财富的严重两极化的农村社会各阶级，导致了村庄内部在收入和机遇方面惊人的同一化，但同时也在干部和村民之间形成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划分。在1946—1953年间，土地充公和再分配打倒了地主和富农，部分地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需要，同时确立了政治动员的阶级斗争模式，这种模式在后来的整个革命时期的各种运动中被一再用到。土地改革的成效包括每个村庄的人均土地拥有权基本相同，以及在土地改革初期成立的、承诺维护改革成果的地方党组织的权力的提升（Friedman，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

　　集体化，加上对市场的限制，以土地改革（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体制）所没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农业机制和社会进程。集体农业的基本单位是由20—30个家庭组成的生产队，这些生产队由当地干部主导，他们直接控制劳动力的分配、粮食向国家的上交、收入分配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事务。集体化扩大了政府的管辖范围，使之能够抽取更大份额的农业剩余，其中绝大部分被转移到了工业和城市，转移的方式就是集体生产的粮食和棉花按照规定的低价义务出售给政府。鉴于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国仍然是复制了一种自工业革命开端以来为人所熟知的标准的工业化轨迹：农业和农村的剩余转移至工业和城市。而由此也引出了社会矛盾的一条主线。

　　土地改革和集体化的革命进程使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同一化了。一方面，消除了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收入不平等，形成了高度平均主义的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产生了一个由集体化村民和干部构成的两级结构，其中干部垄断了政治权力。在革命时期的正式结构划分中，“阶级”（成分）由一个人的出身决定，其基础是在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图景中所声称占据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系列僵化的阶级分类：自从被剥夺了曾经决定其阶级地位的土地和财产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地主和富农构成了集体秩序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对价值重新评估的这一过程中，这些阶级敌人和其他被视为“坏分子”的人在政治运动中将不断成为替罪羊和攻击对象。这不仅使共产党的领导具体化，剥夺了农村中那些被界定为阶级敌人的人员的公民权，而且还通过在那些经历了地位被降格的过程的村民中传达一种错误的赋权意识而掩盖了已有的权力分化。

　　工业国有化和城市阶级结构

　　共产党最开始以类似的动机改变了城市的阶级结构，其手段就是没收商人和资本家的资产，以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将工业社会主义化。农村的阶级斗争出现在内战进行中，而且对内战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工业国有化大多发生在党的政权稳固之后，并且涉及的群众动员和暴力对抗要少得多。在社会主义化之后，国有企业的固定职工获得终身就业和一揽子福利待遇，其中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和不错的退休福利。职工队伍内部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和地位差距。比如，只有核心（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才能享受为家属提供免费医疗以及提供其他许多设施这样“丰厚”的一揽子福利，这是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享受不到的利益。不过，与农村集体化一样，工业国有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收入和消费极大程度上的同一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城乡之间日益增加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日渐明显。

　　从1955年开始，特别是在1960年后，国家禁止农村居民进城找工作，即便是为数不多的成为国有企业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农民大多也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Cheng and Selden 1994; Walder 1986）。总体而言，这次革命使城市工人获得了集体性的重要福利和地位提升，这与农村居民形成了对比。有两点导致了这一结果，一方面它是共产党在“工人政权”中对各社会阶级进行划分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导致城市与农村之间以及国有与集体之间差距逐步扩大的物质福利与社保福利的产物。

　　城市中最大的社会差距并非出现在工人队伍中，而是像农村一样，存在于工人和干部之间。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干部和工人之间的收入与福利待遇（如住房分配和医疗保健等）的差距仍然很小（Zhou 2004），但干部垄断着政治权力，他们能够获取特价商品这样的稀有资源，享受那些只有最有特权的工人才能享受的特殊服务。

　　总之，城市与农村一样，都经历了不同阶级被划分进一个由劳动人民（“群众”）和官员（“干部”）构成的两级系统的同一化过程，同时通过提供大量安稳的工作岗位而消除了革命前所特有的那种财富和地位极端集中的现象。农民和工人都是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受益者：前者通过土地所有权和收入的平均化而受益，后者则通过政府提供的具有优厚的福利待遇的稳定工作而受益。在革命的中国，阶级差异既不取决于不同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不以巨大的财富差异为基础，而是取决于通过政党国家获取权力的能力——政党国家控制着集体和国有企业，进而掌控着劳动群众的劳动和报酬。

　　地域和公民权的等级结构

　　1960年，大跃进失败，导致中国出现大饥荒。共产党收紧了于1955年建立的人口登记（户口）制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将农民禁锢在自己所属的村庄，同时切断了大部分仅存的村与村、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流。政府还继续抽取农村的剩余将其转移给城市工业，其手段主要包括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低价义务出售粮食，其次是通过税收（Cheng and Selden 1994; Lin，Tao and Lin 2006：6-8）。一种两级体制结构分割了城市与农村，为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创造了环境。当然，城市的工资水平很低，但现金收入（农民获得的主要是实物收入）、终身雇佣、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政府只为城镇职工和雇员提供）、补贴配给制度和师资优良的学校等都进一步强化了城镇职工和雇员所享有的优势。在城镇职工和雇员中，国有企业职工比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享有更多的待遇。换句话说，农村剩余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再加上政府对各类别工人的补贴，是导致地域性不平等结构不断扩大的根源，城乡分割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但绝不是唯一的表现。

　　城乡分割的重要意义因为两方面的事实而得到了特别清晰的了解。第一，在大跃进饥荒中饿死的数百万人口中，几乎全部是农村人口。从整体上看城市和农村，城市人均粮食消费量略有下降，从1959年的人均201公斤降至1960—1963年的187公斤，而后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8年的201公斤骤降至1960—1963年的168公斤，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Taylor and Hardee 1986）。第二，政府在1961年“派遣”了2000万城镇职工到农村（下乡），从而将在大饥荒时期为这些人提供粮食和工作的负担转嫁给了农村，而此时农村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面临严重的饥荒。尽管政府曾经承诺，一旦饥荒结束，这些人就可以恢复他们城里的工作，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被下放的农村终老。紧随着第一次城市居民“下乡”浪潮之后的是，在1964—1976年间，近2000万城市初、高中毕业生被派往农村，表面上是为了通过他们作为农民对农村发展所做的贡献来弥补城乡差距，但事实上却是为了减轻国家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的义务（Friedman，Pickowicz and Selden 2005）。

　　以土地改革、集体化、工业国有化和控制市场范围等形式进行的革命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阶级的同一化，减少了贫富差距，缓和了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但这场革命并没有简单地消除阶级、公民权或地域的分割。事实上，从1960年开始，城乡分割加剧了。政府控制着社会分割，表现为权利、待遇和收入的差异，特别是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集体化的农民与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城镇职工和雇员之间的差异。

　　二、革命时期的冲突与公众抗议

　　共产党在内战期间和建国初期引导着阶级和地域关系的变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它有效地动员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来支持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的革命目标。这些斗争导致了所有权和阶级关系的改变，从而产生了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城市—农村关系。由于各地都对这些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记录（Hinton 1966; Schurmann 1968; Selden 1979; Friedman et al.2005），因此我们在此着重探讨那些后来分化了或挑战了（或直接或间接）党的领导的运动。

　　在集体化和国家进行市场控制之后，尤其在大跃进失败和随后的大饥荒发生之后，一些农民谋求扩大家庭领域和市场的范围。许多人逃离了集体主义的极端做法和通过户口制度对人口流动施加的严格控制，并诉诸各种日常形式的反抗（Perry 1986：426; Friedman et al.2005）。冒着被公开批判、羞辱和坐牢的危险，村民们拒绝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转而开始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做些小买卖；他们瞒报生产，从事如私自砍伐和销售木材等非法活动，或者盗窃、破坏公物并殴打村干部（Friedman et al.2005; Bianco 2003; Zweig 1989）。官员腐败在大跃进饥荒后愈演愈烈，这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体制的做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这类行为很少采用直接挑战国家的形式，但其累积的效果却破坏了农村集体组织和公社的合法性与效力，而此时不当的国家政策已经削弱了其公信力。

　　20世纪50年代，随着工商业的国有化，全国各城市发生的罢工达1万多次，其中最重要的发生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金融和工人阶级的中心，也是历史上工人阶级运动的中心。在1957年的上海，587家企业发生的罢工涉及3万多名工人（Perry 1994）。因为国有化而失业或穷困的工人成为本次罢工浪潮的排头兵，这次罢工浪潮谴责了国有化之后管理人员大量增加所表现出来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同时要求恢复在国有化期间被削减的工资和福利。

　　对革命领导层的最严峻的考验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在“文革”期间逐步发展并剧烈爆发的席卷全国的社会运动发源于城市，也对城市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在城市和农村，反抗部分是受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军队领导人制定的国家纲领以及中央的政治斗争的推动，同时，在大跃进饥荒之后浮出水面并激烈爆发的反抗也是不平等和挫折所导致的民众的不满情绪促发的，而这种不平等和挫折源自与革命政权有关的政策和偏向。在“文革”初期，学校和工厂的抗议通常是以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反动员开始，对立的双方分别是有着“良好”阶级背景、靠近现任领导层且忠于其领导的学生与国有企业的固定职工和那些与党的关系相对疏远、阶级出身不好且被反抗阵营所吸引的学生与工人。很快，出身于受迫害阶级的学生（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弱势工人（临时工与合同工）开始攻击现任的领导层。能够说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战斗水平的实例就是由临时工和合同工组成的各种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组织，这些组织于1966年出现，要求享受固定职工所拥有的权利、福利和安全保障它们受到江青——毛泽东妻子的鼓动后而大规模爆发（Walder 1996; Perry and Li 1997）。或许自土地改革以来没有任何运动是这样明确按照那些挑战阶级不平等和阶级特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在农村，在打着阶级斗争称号的大旗背后暗藏着的是各家庭、村庄和宗族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行为，其中涉及水权、祖坟、土地或伐木权等。现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新旧冲突和不平等可能会引发公社内部和公社之间的暴力和仇杀。而曾经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村干部们在“文革”中看到了报仇和重新夺回权力的机会，而当政的领导人则力图指导公众对付那些被划分为不良阶级的家庭，同时在派系斗争中寻找地方和高层盟友（Unger 2002; Friedman et al.2005）。最后，“文革”并没能解决城市和农村中或城乡之间存在的权力、机会和收入上的根本不平等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巩固了党和军队精英的领导权力，但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层级和不平等的结构。然而，大跃进带来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暴力、迫害与动乱也让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许多党内外人士，特别是众多沦为“文革”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革命纲领中的关键构成部分。

　　革命早期的主要社会运动，特别是1946—1956年间的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直接针对的是在革命前就早已存在的不平等结构，从而与意义深远的体制变革相关。而随后的运动，无论由政府策划的还是在与政府动员发生冲突时浮上台面的，解决了一系列广泛的不满情绪，其中包括种族和宗教冲突问题，这些问题与户口制度、市场限制和派遣城镇职工和学生下乡相关，对经济与阶级不平等有着重要意义。但这些运动没能造成类似建国初期那样大规模的体制或结构上的变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