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三面红旗”（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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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明明是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所谓“三面红旗”，直接制造了空前的大迫害、大镇压、大饥荒、大死难、大动乱，使数千万中国人送了命（！），但毛为标榜“一贯正确”，谎称什么“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才“导致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邓小平为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其“拨乱反正”是有限度的。如同对四九年以来的一系列政治浩劫的“平反”一样，对“三面红旗”，首先减轻甚至回避毛对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而制造的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太多无辜，包括各界高层人士，直至彭、黄、张、周，被种种迫害，有的直至死亡的责任；而评价经济灾难，也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我凭我的良心、良知、是非观、人道主义、正义感、过来人的责任感，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告诉国内外的读者：那年代，饥饿得人吃人！亲人吃亲人！不忍吃亲人，邻居间换着吃！饿倒的无法统计，浮肿病人农村里比比皆是，大都市都有！饿死的竟有3700多万人！，有的公社饿死20%以上的人口！竟发生了不少合家饿死，灭门绝户，无人收尸的人间惨剧！整个大陆哀鸿遍地，饿殍遍野！使我至今不堪回首！对造成这样空前浩劫的原因，认为只是由于“没有经验”而“失误”？！同样回避毛泽东。如同“邓青天”对比斯大林还斯大林的毛泽东的评价，一稿再稿，他都通不过，一定要“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错误），他才认可。老实说，中共对“三面红旗”的结论，历史通不过，人民通不过。由于评价失实，直到如今，对“三面红旗”的许多谎话还在流行。笔者注意到，即使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界人士中，竟还有不少人言必称“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云云，不但见诸口头，还见诸种种文字！这让我想起鲁迅小说中那些被封建专制欺骗愚弄得麻木无知、浑浑噩噩的华老栓、祥林嫂、闰土、夏母（夏瑜的母亲）……

“三面红旗”半个世纪了。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有责任还历史的真实。为此，继续上文的概括回忆，再如实地回忆几个我亲历的有关“三面红旗”的小故事，让年轻人听听。因为今天的青年对昨天的“三面红旗”知之甚少。　　　　　　

请读者诸君原谅大陆自由知识份子的处境，回忆录涉及到的真人，用真姓，人名、地名等用谐音。这并非造假，只能如斯。

* 台子上下都绑人

准确地记得，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我读书的渔巴小学所在地，达恭人民公社成立，万人大会就在学校大操场上召开。从中饭后一直开到晚上。有两个人黑处开小差，被拿枪的民兵逮住，揪着颈项，枪托推着后背，押到主席台。主持会议的金雨猷书记立即下令：“狗胆破坏公社成立大会，绑起来，扣到桌子底下！”会场一下子静了。原来是父子俩，天凉又饿，偷偷回去加衣吃饭。“把富农分子崔某某（记不得名）押上来！”
金书记又大声喝令。“分子”被两手倒八字吊在主席台顶棚的茅头上，双脚半悬，只让脚尖着到桌面。书记再下令：“秦某某上台来，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会场有些骚动。书记继续讲话，“秦某某，身为党员、农业社社长，竟把集体的大型农具交给富农分子管理。现在呢，风车倒了，骨子断了，篷布破了！阶级敌人敢破坏农业社，也敢破坏人民公社。千万要提高警惕！秦某某，严重丧失阶级立场，撤党撤职！”了解到的事实是，秦社长因为崔某某解放前就用风车、水车，有经验，这套农具原来就是他的，社长还配个贫农一起管理、使用。一天换班，值班的贫农棚子里睡午觉，突然起了天色，一阵龙卷风卷过来，惹了大祸……真相信书记，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执行得好，你看，台底下扣着的，台顶吊着的，，台面站着的！让公社成立大会大为生色。

* “你要我有子无孙真绝后啊？！”

公社成立之初，我哥哥结婚。结婚才几天，大放兴修水利“卫星”，公社青年突击队第一批开赴工地，男女一律分开“四集体”。特意从上海回来为我哥嫂办婚事的父亲火了：“杨支书啊，你是要我有子无孙真绝后啊？！”大队杨崇敏支书瞪了我父亲一眼：“这是上级党的号召，我姓杨的敢不服从？还是个工人阶级，你以为我管不到你，支部马上写信到上海告你！”

*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学校也都“四集体”了。一天，班长崔恒元和桌长为同学们分饭。瘸脚校长陈寅跛着脚，到我们五2班教室门口，叫崔恒元到办公室去。不长时间，崔班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回到教室，收起书包走了？同学们又惊又疑，都不由自主地放下筷子，眼光跟随着班长重一脚，轻一脚的步子。班长的那份饭还在冒汽！

下午第二堂课后学校开会。陈校长宣布：百陵大队党支部通知学校，本大队有五名学生家长是漏网的阶级敌人，刚刚揭发出来，被公社集体监管，劳动改造。五名学生不得在校读书！

就在这前一天，我们看见学校操场边的大路上，民兵拿着枪，押着一趟人，都用麻绳反绑着手，，很长的绳子串着一个个反绑的人，蛇行一样赶向了东。也许是个民兵的头儿，边押着走，边训斥：“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不，老子毙了你！”眼里迸着血红的光。

押到哪里去，谁敢问呢。更不会去想一长串坏人中有没有我们班长的父亲。再到后来，小学生也要支援“深翻”——“深耕不达一尺五，种子坚决不下土”——看见又是民兵拿着枪，监督一群人在一片荒地上搭“万头猪场”。（当然喽，后来连万根猪毛也没有。）有学生认出就有我们班长的父亲啊！我们的班长因此永远失学了！也因为父亲，他连老婆也没找到！

* 狗和人争着舔粥

我家所在的辛桦大队迪柳生产队，有个叫陈姆雯的女人，和社员们一样，三根系拎个盆，一早冒雨到食堂打粥。回家的路上，脚一滑，粥盆翻了！这可是一家人的早饭那，不管地上多赃，两手刮粥往盆里捧，薄粥一下子摊开，怎么捧？女人就伏下身子，两手撑着地，头贴着地舔粥，几条野狗发现了，突然变成了疯狗，狂奔过来和女人抢着舔，女人腾出一只手打狗，一条狗猛一口咬掉她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血洒洒的女人号哭着，呼救着……狗子一下子舔得光光，还用爪子斸地，泥屑子直飞，爬地草根总被翻上来了！

这个姓陈的女人七十多了，还活着，她会忘记少掉的两个手指吗？

* 秤杆子掏屁眼 黄表纸卷长明灯

我的堂叔钱稳胞，吃野蘑菇、死老鼠中毒，脸肿得脸盆大！差一线送了命。同样饿得眼仁儿发花的叔婶娘，同饥民抢着找榆树，剥皮扯叶，又吃得叔叔解不下溲来，找医生，医生叫灌油。这就如同历史上的一个笑话：天下大饥，子民无粮填腹，大臣上奏，皇上下旨：何不食肉糜？——已经吃光了树皮、草根，哪里还有香油灌肠呢？！

堂叔用小凳子长时间坐在茅厕上，妈妈呀呀地叫，还是解不出。两条浮肿得发亮的腿发麻，硬撑着猪圈栅栏起来直直腿，却无法自控地向前一下子仆倒，永远爬不起来了！

人死了，天黑了，没油点灯——计划火油点掉，邻居也没油借；点灯蛋，没有吃的油，连灯草也找不到！哭得有气无力的叔婶只得用黄表纸卷长纸卷，对着火星连吹几口，着一会儿，熄掉，再吹----这就是饿死鬼的“长明灯”！

* 上海滩奇观----“我被赶下乡”

我父亲就在该退休的那年“下放”了！他所在的那个董凤铸造厂，派专人看着父亲：不好上班，撒尿也有人跟着，不答应下放，用脚踢你开口，热天不让洗澡，晚上不让睡觉……父亲煎熬着斗争了三个月，只好投降----三个人“陪着”，到上海南市区晓男门派出所迁了户口。接着，厂里的干部，敲锣打鼓到十六埔大达码头，热烈欢送钱稳傧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志愿”下放支援农业。父亲抹着眼泪，下船了，离开他十七岁就来的上海。父亲的下放，让我失去了上学的经济支柱！

父亲回到老家，生产队食堂倒了。我家的茅屋檐子已经拔掉烧了，不能拔屋脊，交冬数九了，父亲跟着队里的男女老少远去东荒田划草屑子，冻得手脚裂口冒血，所带胡萝卜拌三合糁的“午餐”冻成一团疙瘩，啃得浑身打颤。天黑下来，父亲才挑着草担子回家。三接头的独木桥，父亲不敢过，加上又冷又饿，身子一打歪，担子一晃荡，摔下河，打破了河面的冰层……

死里逃生的父亲决心倒流上海。要求厂方办退休，不办就上班。厂党委书记来硬的了：“你顶的是国家自然灾害的困难，不是为我们厂下放的！回去！还和我姓辛的闹什么闹？！”父亲还是不走，又去派出所重新申报户口----父亲回乡后没有向公社报户口，迁移证一直放在身上，坚持了近一年！所长很惊讶，一口拒绝：“操那娘格屄，侬滚！滚勿啦？”

父亲就是“勿滚”。所长就派了一个户籍警，串通厂方，原厂派一名人事科长，把父亲遣送回乡，交给我们乏力公社。公社孙儒锦书记不接受：“你们下放他，没有经过我们公社。现在饭没吃，草没烧，少一个人，少一张嘴。他没有户口，不是我们公社的人，不要！”

“阴间的不要，阳间的不受，好，我就在上海讨饭！”父亲在厂门外倚墙搭了个棚户，油毛毡门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我被赶下乡！”又在破大棉袄的前后身同样写着这几个字，穿出去走街串巷拾荒，小菜场捡菜脚子，饭店倒泔水，猪一般填肚子，路上拾烟头过瘾，晚上回来用拾到的废杂烧锅箱，煨一锅白天捡回的杂七杂八喂肚子。厂方不准搭棚子，拆了再搭，搭了再拆……后来厂方认输了。身子前后都有“我被赶下乡！”的拾荒老头，在闹市转悠特别显眼，注意他的人特别多，上海外滩、南京路上行走的外国人也注意他了，外白渡桥下，几个“老外”停了步，咕咕噜噜，很同情地给了他两块咸面包和糖块，还点了点头走了。幸而这一幕没有被警察看见，他那“我被干下乡！”的“招牌”，警察已抓过他好几次。

拾荒、讨饭营生的老爸，几次背着破棉絮，想冲进外滩的上海市政府，要求回单位办退休，或恢复工作，都被警卫挡住，老爸怒气冲顶：“我十七岁来上海，反动政府总不赶我，人民政府要赶我?!”不让进，他就只有静坐，躺着，吐痰，撒尿，呼号……

* 立党死刑犯滴着血示众

一九六二年冬的一天，我作为高中学生，参加了又一次万人大会----宣判大会。心惊胆寒！县人民法院院长胡兴致宣判。结合行刑后贴出的布告，记起来大概是：我县蓝凭公社张天鸿、刘某某（记不清）、葛某某为首，成立极端反动的
“民生民权党”。张自封主席，刘、葛为副主席……私刻印章。并有明确的反共纲领。纲领否定我党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攻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尤其极端仇视、恶毒污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污蔑“大好形势”，对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国民经济困难”说得“一团漆黑”，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打着“为民请命”的黑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煽动五类分子以及一切阶级敌人和其反动党团一起，呼应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配合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匪帮妄图反攻大陆，一齐实现”反革命复辟”……“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事实上，其立党的章程也只是改善民生，（那个时代，人民的苦难太深重了！）实现民主而已。

插上斩标的三名“现行反革命犯”，就在会场临河边上枪决。胆大的人踮起脚，直着眼看，子弹穿过头颅，脑壳飞了老远！脑壳儿已经“开花”，侩子手还要用刺刀在胸口绞着……然后，监斩法官踢着死刑犯的脚跟，又提着双脚抖动，确认死刑完毕。再由民兵抬起血拉拉的三具死尸，绕场示众----这叫杀一儆百，这叫人民民主专政，这叫维护“三面红旗”，这叫“党禁、报禁”……万人会场，屏气的，低头的，捂脸的，拍胸口的……

这一场面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却还常为这一幕作噩梦，甚至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