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红二代”上访记

陈强

记者： 赵家鹏


《凤凰周刊》2011年31期   2011年11月5日

为请遵义市收回当年在北京购房多付的121.96万元，身份特殊的张抗美在上访中动员了一般访民不敢奢望的于光远、李普、李锐、何方、何家栋、张思之、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张闻天夫人刘英、任弼时之女任远征等体制内元老。但那个并不难的目标，离实现正变得更远。
不愿收回多付款项
张抗美上访的故事，源于1995年，遵义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下称“遵义驻京办”）向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购买了一处房产。时任遵义驻京办主任的胡光华与负责财务的副主任杨晓林出面，代表遵义市政府，签署了购房转让协议。于是，遵义市驻京办搬入了这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二区7号楼2层的房子。
然而，乔迁不过三年，祸从此起。1998年，早先将房产卖与遵义驻京办的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经理高邦明，因涉嫌贪污公款而被审查。在审查中，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纪委发现，高邦明在售卖遵义驻京办所处房产时，种种手续颇有异常。于是，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纪委向遵义驻京办通报了这一情况。
此时，胡光华已经调回遵义，暂时主持驻京办事务的杨晓林出差，而张抗美此时已升任驻京办副主任，兼管财务工作。不了解购房情况的张抗美在获知此事后，将事件汇报给了时任遵义市市长傅传耀、市政府秘书长江文才，江文才要求张抗美配合调查。
由是，购房黑幕渐被揭开。调查过程中，张抗美发现，当年为购西罗园的房产，胡光华曾签署了三份房产转让协议书。第一份协议无署名日期，由胡光华同高邦明签订，涉及全部转让费为197.82万元；第二份协议签于1995年3月13日，由胡光华同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签订，对方签字人名为闫建华，全部转让费为310万元，但经调查，闫建华并非该公司法人代表；第三份协议签于1995年3月15日，亦是胡光华同高邦明签订，全部转让费为263万元。
一套房产，三份合同，颇不寻常。更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所订立的关于西罗园房产的《房产卖契》标明，议定卖价为197.82万元，但遵义驻京办最终支付给高邦明的价格却是三份合同中的最高价310万元。
然而，有关法律机构审核后认定，三份合同中唯有标价197.82万的合同合法有效。对此，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纪委表示，遵义驻京办在买房过程中，存在人为多付款现象，121.96万元差额应予退还。其时，著名刑法专家单长宗、张泗汉、梁宝俭联合出具《法律意见书》，指出：遵义驻京办当年购房只需197.82万元，而实际上支付了310万元，多付款121.96万元事实清楚；多付款行为中也涉嫌职务犯罪；遵义市应追回多付款并查清内幕，严惩腐败。
张抗美遂向遵义市政府汇报了调查情况。随后，遵义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市财政局与市审计局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赴京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推翻了北京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纪委的意见，表示遵义市驻京办买房多付款一事“缺乏证据”。不仅如此，还将房产建筑面积从原先合同中的494.55平方米增至了539.24平方米。两年后，此一数据被丰台区测绘队勘测证伪，即实际建筑面积仅为470.1平方米，与购房时驻京办所得房产证上数据一致。
遵义市政府《调查报告》的草率，让张抗美颇为不满，“国家财产岂能置之不理”。于是，从1998年底开始，她不断向遵义市有关方面反映情况，要求拿回多付款项，但遵义市不为所动。
汇报无果，张抗美决心走法律途径。2002年，她诉至北京市丰台检察院，要求以渎职罪追究购房相关责任人责任。然而，丰台检察院驳回了其举报申请。张抗美继而向丰台检察院提出复议申请，却没想到，这一次，贵州省人民政府竟代丰台检察院发来了《不予受理决定书》。
其后，在北京检方拒绝受理的情况下，张爱萍将军的胞弟、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灿明，委托秘书致电丰台检察院，无果后张灿明建议最高检可以考虑采取“异地办案”的方法查处该案。但声沉大海。
不 仅如此，数年后，张抗美的代理律师蒋援民亦因坚持此案，而被贵州省纪委举报中心人员质疑，要求他的当事人与其解除代理合同。很快，在曾担任“江青反革命集 团特别审判案件”辩护律师的张思之与傅志人、原国家法官学院常务副院长梁宝俭、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张泗汉、原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杨克佃等多位 法律界权威的连署签名声援下，此事不了了之。
动员“北京十老”
张抗美的坚持，引来了有关方面的不满。1999年底，有关部门在未知会其本人的情况下，将其调离驻京办。调令发至遵义市统战部时，一位官员打电话询问张抗美情况，张抗美这才知晓。幸好，这位官员恰与张抗美相熟，遂多次拒绝了接收调令。
尽管调令难以执行，但张抗美却并不好过，其数月工资遭到停发，同时遵义方面有人对驻京办打招呼，要求驻京办食堂取消对张抗美的伙食待遇。待遇取消的同时，人身威胁亦在其后如影而至。一次，遵义驻京办内，某员工忽对张抗美暴起，以铁凳掷伤其背。当时，其父张光昭已年近90，是一位老红军，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1949年之后，在遵义担任过领导。张光昭以江姐作譬，鼓励张抗美反抗到底，并决心一同赴京上访。
与 此同时，张抗美曾工作过的贵州老干局，一众老干部亦支持张氏父女的上访。此后数年，以老红军、老八路、原遵义地市老书记、老专员、老秘书长为主的数百名贵 州离退休老干部连署向社会发出数封公开信，要求追索“购房多付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2010年致谢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老干部引艾青诗句壮怀。
由于曾工作于南方局，结下许多战友关系，张光昭进京后，联络了诸多北京老上级与部属，陈情要害。
在《凤凰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发自2006年的材料中，于光远、李普、李锐、何方、何家栋、张思之、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北京十位老人，连署签名，上书中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介入，收回款项，“取信于民”，使“江山永不变色”。连署上书并非一时之声，在另一份日期标为2006年12月、名为《委托书》的材料中，上述“北京十老”表示，“鉴于我们年事已高，行动有不便之处，特委托老干部子弟赵来群同志代表我们，随时了解问题解决的进展情况向我们汇报。”
除了“北京十老”上书中央，从记者掌握的材料中，张闻天夫人刘英生前曾多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董必武、任弼时之女董良、任远征等亦曾代表“红二代”为张抗美发声。而从贵州省信访局流出的一份请示文件中，亦可证实，此事先后有“胡锦涛、朱基同志在内的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分别批阅、批示”。
在“北京十老”上书后，自中纪委、中组部、国家信访局以下至贵州，批示纷迭而至，全国妇联甚至召开全体副主席专题会议，责成贵州省保护张抗美合法权益。
拖延不决的纪检报告
2007年 年底，在前一年“北京十老”上书的压力下，贵州省组成五部门联合调查组，对该案进行第七次调查。此番，调查组承认，遵义驻京办当年多付款事属实，购房中存 在违纪行为，遵义市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有不当之处。同时，为了安抚北京老干部情绪，联合调查组曾专程赴李普处，向其说明情况，并表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 对此事的态度是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此番情况说明最终形成了备忘录，李普在其后签名，并题“情况属实”。
这样，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其建议最终以贵州省委信访局党组2008年1号文件发出。此后，相关结论的书面报告制作形成，上报至贵州省委。然而，张抗美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虽然贵州省纪委曾承诺就此事于2008年9月前作出结论，但她至今犹未获得书面报告，遵义市至今亦没有收回当年多付的款项，该案也没有得到任何处理。
于是遵义故事，僵局再续。十三年间，遵义市政府几番换届面目已非；先后参与事件的“北京十老”，十去其二；暮年上访的张光昭于2003年下世，其在《临终备忘录》上遗墨：“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而对于遵义驻京办的房产，历十三年房价飙升，早已超过当年价值。有人认为，时至如今，一百多万的多付款项已经失去了追讨的价值，不仅如此，恐怕七次调查所费亦早已超过百万。
但张抗美并不服气：“当年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的罪过，难道因为房价升高，也能抹平吗？”
如今，张抗美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祥林嫂。她逢人便说“遵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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