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谈中国四大治腐办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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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群众运动造就的这种社会态势，才使的在运动过后相当长时间内，没人再敢贪赃枉法，再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弊端。这对执法人来说，就给他们造出一个能真正做到依法办案的大好环境，“依法办案”才不会成为空话，从而才能还法一个公正，使法在任何时候都能起到治强作用。同时也就使法成了群众运动过后来巩固群众运动成果的最佳工具。当再过七、八年等新的腐败又抬头或发展，就及时再通过群众运动来一次横扫，对此绝不手软，因为只有这样，即使权势者在平素能一时侥幸逃脱法的制裁，但也绝无法在群众运动中再逃脱群众对他的无情揭发，从而就造出一个“腐败必凶”的社会大环境，以此逼着任何一个官在他当官的“吉”的环境中都不得不保持“悔”的心态和行为。毛泽东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其实这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悔”的心态与行为的一种体现。在打天下时，因敌人武力的逼迫。使大家保持了“悔”的心态和行为，在这情况下，加上党的正确教育和严格要求，因为其他政党做不到这一步，所以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了共产党当时的显著标志之一。但到治天下时，因为没了敌人武力的逼迫，这时党再怎样加强正确的教育和严格要求，却也很难再能保持住这一显著标志，但实践告诉人们，又正是毛泽东发明了这群众运动的办法，才使共产党能在治天下时保持了这一标志。同时也就保持了每一个共产党人在治天下时能和打天下时一样对人民的事业不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很快改正，同时也就一改仕途多风险的命运。　　

当然在这全过程中，无论在那一个环节上，又都必须突出思想，使人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把这样的做法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反过来通过这样做的实际成果，就又充分证明了从领袖到各级政府，到每一个党员和官员所说的话，所许的愿，就都成了现实，成了真话，从而也就进一步赢得老百姓对领袖，对党，对政府的更加信赖，更加拥护，也就更加尊重。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威信那样高，人民不信神不信鬼就信共产党，原因就出在这里。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直观看主要有两大弊端，即无序性和过火性，可是正因为“无序”，才能打乱产生腐败的旧秩序，才给腐败造成无处藏身的大势，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当官的因有权而想包住自己腐败行为不被揭发和制裁这一侥幸心理的产生；因为“过火”，才更使人对腐败产生“凶”的感受，从而才不敢再腐败。总之，正是这两大弊端，才是这群众运动成了医治这腐败的最有针对性的灵丹妙药。这也如打仗，再好的指挥官也不能做到没有牺牲，顶多能做到以最小牺牲来换取最大胜利。从直观看，这牺牲就成了打仗的最大弊端，但实际战争又正是靠这精神才能取胜。再如治病，吃的药总是有毒的，有些难治病常常只有用大毒之药，以毒攻毒，才能得到医治，而且药总是不适口的；如果是动手术的病，动手术总是要痛的，甚至风险很大，就是说，从直观上看，再好的医生给人治病都会产生这些弊端，然而又正是通过这弊端才能治好病。治腐败也如这打仗和治病，若只看到这弊端，就不冲锋陷阵，就不求医治病，结局就只能是投降和死亡。　　

再看“无序”，这“无序”是指什么呢？因为在群众运动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权力交给群众，群众有了权才会有真自由，才能真按自己意愿办事，因此这也就成了最民主的时代，即人人都当家作主的时代。但同时，人人都为了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自由，都想自己说了算，就不愿再服从别人，可是别人也不再服从自己，但为了使别人服从自己，却又说服不了别人时，就会用武力来强制对方，而对方又会起而反抗，这就会造成争斗不息的“无序”时代。由此看来，这种“无序”倒成了群众真自由，真民主，真当家，真作主的表现。斗的结果，必然是胜者最后做起败者的主，但败者从此又失去了作主的自由。由此可知，使人真正都得到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暂时的无序，才会造成官家治不了百姓，反过来官家的腐败才会被百姓所治。同时还应该再看到，正是在大家的这种真自由、真民主、真当家、真作主的这个“无序”的时代，人们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各种意愿才能得以真正敞开，舍此，就不会敞开的这样彻底，这样真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能使的各种人才和各种思想大量涌出，人常说：“乱世出英雄”，这虽是总结历史所得出的结论，道理却就出在这里。若这时能在马列思想指导下，把其中对时代发展最有益的共性概括出来，及早制定为中央的现行方针政策和路线，以这样的办法使无序很快走向有序，因为这是在人民最真实意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所以它就最具人民性，再加上群众运动对腐败的医治，这就会保证当官的在这时能按新政策（即民的意愿）给民当好家，做好主。单从形式看，好像这最后又是回到了当官的说了算的时代，但实际它已经超脱出当官的打着为人民的招牌，行沽名钓誉自己说了算而给社会所造成的最大虚伪性。并由此可知，过七八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仅是医治腐败所需，而且是从根本上来保证政权永不失人民性所需。由此可知，这群众运动的最大长处，就是在运动中既能把民意最充分调动出来，使各自的才能得到最充分发挥，又能在运动过后使官权成为人民真当家作主的体现。至于它的弊端，实际就成了像妇女生孩子，阵痛总是难免，因阵痛就反对生孩子，实际就等于在毁灭世界！ 　　

近代人爱讲民主，其实民主，在中国和殴州的概念原是不同的。在殴州把“全民“选举领袖叫民主；在中国，把出现给民主事的人叫民主。前者的含意是指国家的事要“由民作主”来决定，事实上不会成为现实；后者的含意是指国家领导人要“给民做好主”，事实上也很难实现。而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实际是综合了这两种不同概念，把前者作为实现后者的一种手段，归根就是通过群众运动这种能使民真作主的形式，以达到教育各级官员来给民做好主这个目的。以往的历史也告诉人们，只有有了前者，才能有后者，才能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延续，政府的权力才能真正成为“人民政权”，也才能使这个政府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真体现者。从现在看，能做到这一步，舍此还没有创出比这更实在也更有成效的新做法。　　

北京刚解放，毛泽东要进京了，但想到李自成进京后的下场，心情就十分沉重，一方面让大家讨论这问题，另一方面又说自己这是“进京赶考”。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确实不是李自成，因为李自成没有交出像毛泽东这样的答卷，而毛泽东交出了。　　

从以上四种治腐做法可以看到，在第四种做法出现之前，只有在第三种做法中，即在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才能产生出真正的治腐力量，并夺得政权，走向强盛．但这新政权又因治不住自身产生的新腐败，结果就又由盛走向衰，最终又出现了这时当权者最不愿看到，而且要坚决镇压的第三种做法，然而又正是在这第三种做法过程中才又出现了真正能消灭腐败的新生力量而走向强盛，再夺得政权，但接着也同样因治不住自身所产生的腐败而衰亡，这就使的中国最终谁都不能跳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历史循环发展的这个怪圈。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虽有大志，也有大才，终生“劳苦忍辱”，一心要解决这问题，但到头来都因解决不了而不得不说：“命运作主”，并且断言：“凡盛衰在气象”。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人谋不如天谋”，实际这就成了中国人的任天为治的思想内容及由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还不是不懂规律，尤其是其代表人物，往往对规律阐述的还很深刻，甚至一针见血，令人折服，就如以上所谈用“凶”的道理，其实孔子早有所悟，他读《易》时，对“否”卦九五爻辞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含义，他就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一心要通过对这《易》理的揭示来教人做到：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亡乱。”这还不够，他进而从重要性上又指出：非此不能达到“身安而国家可保”的目的，所以他在震卦中还特强调说：“君子以恐惧修身”，以此来教人加强在这方面的“修养“。但当人们知道这一切后，却仍然做不到那又该怎么办呢？对这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可就再也说不出个好办法了，这就使得后人只好归在天命上，曾国藩就是这种人，结果就只好因失败而屈从于天，屈从于规律，实际在规律面前反成了束手无策者。这里的关键，不是没有发现规律，而是没有找到行之有效驾驭规律的办法。　　

第四种办法，是不断总结前人和自己经验教训，失败了，再创新办法，绝不屈从于天，以此达到“与天争胜“的目的，这也就是中国很早就有了的“人定胜天”思想。关于怎样胜天的问题，中国也同样在很早就有了 “人强胜天”，“人众胜天”的各种观点，但到毛泽东时，则提出了自己新看法。他说：“关键，就在於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像打仗，“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认定这是自己主观不符合客观才造成，于是就从主观上找原因，正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在革命成功后，在对自己新政权内怎样就能治住腐败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上，才百折不挠地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努力，同时也招来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攻击与诽谤，虽然风急浪高，但他却始终以“胜似闲庭信步”的冷静，最后才创出了能使百姓把共产党当神一样加以尊重的第四种做法。　　

关于这第四种做法为什么就能治住腐败，在《实用六十四卦》修改本中，在对《系辞上传》中的“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作解释时曾这样说：　　

解放以后在解决自己官员腐败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过七八年就搞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实现。运动之初，鼓动大家都要以Ｘ透视的眼光对当权官员权力失控，决策失误的官僚主义，和在行动上失去规范的随心所欲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因此而产生出的各种腐败现象，都要进行震天动地的如火如荼地大揭大批，这时可真像是“鼓之以雷霆”；但在处理上，毛泽东又主张冷处理，强调和风细雨，强调重在教育，这时可又真像是“润之以风雨”。结果就使官员们接受了教训，受到了教育，从此在主观上再不敢腐败，这也就为官员的为人民服务的良知和行为的迅速生长创造下了一个极好机遇与环境，成了众官员能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的最好时期，同时也就造就出了一个蒸蒸日上，使整个社会平稳的像 “日月运行”一样有朝气，有秩序，有节奏的新时代。但七情六欲是人的天性，而七情六欲的大小，则会因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正因为是这样，平稳的社会反会使当官者手中的权力又成了自己七情六欲增长的条件和满足这七情六欲增长的工具，使权力失控，使决策失误，使行为失去规范，从此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就会越来越成了两回事，并因此而产生腐败，使政权也就由最初的真为人民服务而转向了让人民真为我服务，自己也就由此而变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认定这情况大约过七八年就生长起来，虽然如此，但对众官员来说，他们主观上还仍在为实现当初立志要做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在努力；但另一方面恰又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很“正常”的人情事故和工作的交往中使手中的权力演变成了满足自己七情六欲的条件与工具，但就因为是不知不觉，所以又视为当然。有时也明知自己在做违规的事，则不认为这就能成为和当年国民党的官员一样是在亲手播种和制造着腐败，更看不到它的危害，再和功劳相比，只觉着这算什么！自己也应该享受一下了，“老子不享受谁享受！”所以也同样会视为当然。正因为这一切，所以在这时就会把别人对自己批评的忠言当作诽谤，当作攻击，当作极“左” 行为，当作不尽情理，一旦大家都发现问题严重，则已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们和毛泽东的差距所在，商鞅把这现象称之“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见於未萌”。历史上曾有过多少圣贤能人下决心要解决愚者给社会造成的这一恶果，但事实上谁都没有解决了，不是他们决心不大，也不是他们说理不透，关键是创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和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只是只从理论上讲出道理，更重要的是在创找办法上狠下功夫，最后他所认定的好办法，就是过七八年搞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来对自己当权的官员所萌生或已经腐败的行为进行一次横扫，就像对他们来一次彻底体检一样，以此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毛病，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把他们的毛病消灭在萌芽中，也就使他们由“愚者”再变成了“智者”，使正走在腐败边沿或已经腐败的官员，也就是正走在魔鬼边沿或已经将一只脚迈进魔鬼大门的官员的绝大多数挽救回来再成为创造人间天堂的功臣。由此可见，平稳和运动的这种相互交替的实际作用，就成了如同“一寒一暑”的交替才能有一年复一年的正常平稳运行的规律一样，结果就使的谁都治不了的腐败，在毛泽东时代就能得到根治。考其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行为能准确地把天地运行的自然道理用在了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创建上，也说明毛泽东在行为上不但与天地准，而且是解决人类（包括外国人）谁都解决不了而自己则成了在解决这腐败问题上的最有成效的创造者和弥补者。　　

但这也不是说这第四种办法就已经十全十美，因为这只是“明主”用来主治百官之病以保证百官能做到按民意办事的办法，而对“昏君”的“昏”病，就像对共产党在打天下时的王明等人那样，他们的决策本来错了，可因他们操持着中央大权，不但不承认有错，而且把错误说成百分之百正确，在全党强加推行；而把毛泽东本来最正确的主张，却说成是最错误的行为，却给以一次又一次最残酷最无情打击。这情况最后虽然纠正了，实际并不是只靠共产党自身的制度和毛泽东等人的努力，而是被敌人打的他们再无法坚持下去时才得以纠正的。可是到了打得天下的和平时期，这条件就没有了，这又怎样纠正呢？在解决这问题上，群众运动实际也很无力，这就是这一办法的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和弱点。　　

然而怎样纠正这一缺陷和弱点，或者说用什么办法来补救这缺陷和弱点，毛泽东也曾指出过一种办法，就是说马列主义应该有分店。然而这分店怎样和中央保持有机联系，开多少为好，和中央及各分店之间在“为人民服务”问题上怎样实行公平竞争，人民(应主要是指工农)怎样从各店里选择最好内容，来换掉中央现行政策中经实践而认识到是不好的内容，或相形见绌的内容。可惜这一切的一切，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就离世而去。因为这一办法没有实施，所以也不知这是对第四种办法的进一步完善，还是又创出的新办法，就都不得而知了，但就中国历史上至今所实施过的治腐办法，概括起来，大约也就是以上所谈的四种，至于这开 “分店”的办法，因为没有实施，所以还不能把其内容概括进来。　　

总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说统治者为巩固他们的统治也好，说他们在率领他的臣民们为实现大同世界的奋斗也好，他们却都在为治理在他们统治下所产生的腐败在不停息地做着各种努力和斗争，以上所举四种作法，是作者在读曾国藩的作品时，深感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想把世道治好，为此他终生“忧患劳苦”，不仅有着自我牺牲精神，而且著书立说，不少道理都讲的头头是道，令人铭心刻骨，使的《清史稿》在他的列传中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即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斐度，明之王守仁”；慈禧称他“真是公忠体国之人”，虽然如此，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治了当时的腐败，这一点曾国藩自己都承认说：“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就是说，他竭尽了全力，还是不能挽回当时清政府正在加速灭亡的命运，这就使他自己的好话成了空话，成了骗人的话，也使他成了与民为敌的大刽子手，使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叫为“曾屠户”。像他这样的人，却落得这样的下场，真令人遗憾万分。为使天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当官时不再出现像他这样的下场，就应该从中找出原因，于是引出以上一番看法与感慨，或许能使天下当官人在真想治腐败的努力中，能从中找出自己的得失，一改曾国藩的下场。不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到头来恐怕连曾国藩的下场都不如，岂不太可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