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俞正声幕僚： 建立起民主参与的秩序

观察积

　　公平、正义、公道，是一个意思吗

　　记者：毋庸置疑，对“公正”的追求如今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甚至已处在一个“言必称公正”的社会。但习惯言说不等于真正把握了概念的内涵。现阶段，我们该从哪些维度去理解“公正”这个概念？又如何实现它？

　　刘平：过去一般理解，公正就是公平加正义。公平的特征是平等保护，就是提倡机会均等来激发社会的活力；正义则强调倾斜保护，也就是机会均等之外，针对特殊尤其是弱势群体予以相应倾斜，减少“结果的不平等”。

　　现在我们说公正，还有一个维度是公道，即在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怎么维持公道并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公正不只是执政者或公权力的事，也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事。

　　程竹汝：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公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可能讲“公平”比较多，我觉得应该更关注“公正”的本意，也就是以法律和制度来保证人们的权利或者说权利还原。换言之，制度安排要考虑大多数人利益，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按规则办事。

　　刘平：可以说实现公正的基础就是民主与法治。前者是让不同人来说话，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共识；后者则是把共识上升为法律和制度并严格执行予以维护。也就是说，公正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通过民主实现，并由法治保障。

　　倡导法治文化约束公权力

　　记者：对公众而言，提到公正首先想到的还是公权力。公权力运作得是否规范，是否有制度约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民众对社会公正度的判断。

　　骆新：衡量公权力是否公正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是否公开透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有社会成员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二是对公权力是否有制衡。法治强调公权力对社会的管理，也要有对管理权力的制衡。没有权力制衡，人们一定认为它不公正。三是有没有制度化的纠偏方式。当违反规则的情况出现时，有没有机制来进行纠错甚至惩罚。

　　程竹汝：遵循制度的前提是，这个制度首先应该是正义的，即要从公共需求出发，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地方利益法律化。同时，行政领域，要让公众对公权力保持信心，政府必须按规则办事，维护规则的权威性。比如应对动拆迁矛盾，过去往往谁能闹谁就得利。如果对能闹的就给更多利益来摆平，对那些守规则的人又谈何公正？

　　记者：为约束公权力滥用，今年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一些地方的政府大楼、公车，很容易被民众当作“不公正”的符号。

　　刘平：应该说我们正在建立制度和规则来约束公权力，但仍然比较粗线条。譬如公务消费，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公共财政制度，规定政府什么钱可以花、怎么花，什么钱不能花，导致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偏大。国外对于政府预算使用有一套极其严格细致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每一分钱必须在规则内使用，遭来的不公正的质疑声就少。

　　程竹汝：领导干部要戒除特权意识，制度设计上也要将特权釜底抽薪。执政者应该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特权是对社会公正的最大侵害。少数干部习惯于搞特殊化，缺少平等意识，很难想象他能公道地对待基层群众。

　　刘平：其实公权力的每一次改进，都是由社会提出需求倒逼出来的，这是世界规律。这方面我们正在慢慢完善。2004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这就给了社会舆论一个 “倒逼”的渠道，督促政府不断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还必须倡导一种法治文化，让公权力的使用者把遵循制度规范内化为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个过程不容易，但必须做，否则法规再多也可能沦为工具，给潜规则留有空间。


　　建立起民主参与的秩序

　　记者：这就谈到民主参与的问题。一些老百姓认为，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成了 “沉默的大多数”。

　　刘平：从制度上说，我们的民主程度已经有了很大提升。比如公众参与立法，一部劳动合同法就能收到20万条公众意见。几天前我们召开了著名商标保护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就有5名普通市民代表参加。公民以个人身份直接参加听证会或对立法发表意见，国外是没有的。这说明我们拥有民主的渠道。

　　为什么老百姓还不满意呢，因为我们的民主也相对粗线条。比如立法意见，现在只是告诉大家，收到了20万条了。是不是还能再细一点呢？告诉大家哪些意见我们接受了，哪些方面还要斟酌，为什么还不能接受，等等。总之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无论对还是错，我提的建议是受尊重的，那么他就会对社会公正有信心。

　　程竹汝：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参与会越来越多，因为利益日趋差别化、需求日趋多元化、表达渠道日趋丰富。但我们的参与民主目前还存在无序性。参与民主，一类是为了自身直接利益，另一类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相对应的途径就是信访、网络。现在信访中有脱衣服、抬棺材这样的无序状况，网络上有不分是非的清一色否定批判。对于这样的现象，管理者不用反应过度。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民主参与的秩序，让群众平和地、有序地表达自己诉求。

　　舆论要让“两头说话”

　　记者：这次上海提出倡导“公正”的价值取向，特别提到在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处理中，舆论要主持公道，市民要处事公道。但日常生活中人们抱怨不公正，矛头往往单一指向他人。

　　刘平：公正既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公认的核心价值，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来维护。要认识到，社会如果不公平，那不仅仅是公权力的责任，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中间需要一种平衡，就是你既要学会争取权利，也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让渡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公共利益的实现。最简单的例子，居民楼楼道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我是业主，但我不能把东西堆在楼道里，因为那样就会妨碍他人的利益。这就是让渡。当你让渡了你的一部分利益或自由后，你会感受到公正。

　　骆新：不少人关于“公正”的言行显得片面、偏激、非理性，这并不可怕。偏见往往来自信息的不对称，要革除偏见，就要将事物全面地展示给人看，让他去理解，去了解；同时通过合理的沟通、对话、协商机制，让人们通过平等的讨论获取真相。公道需要多方彼此说服协商，如果没有协商和沟通的渠道，是没有公道可言的。

　　记者：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被寄予厚望。

　　骆新：新闻媒体有时候也叫“舆论界”。我们说新闻人要有新闻专业精神，就是要代表公正舆论的态势，要让两头说话，让双方彼此沟通，防止断章取义。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些新闻宣传要么刻意放大弱势一方，要么刻意放大强势的一方，很少出现量化的平衡，这样的舆论一定不公道。

　　刘平：舆论要主持公道，一方面需要发挥舆论对公权力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当社会发生矛盾时，舆论尤其是新闻媒体应当站在理性的一边，良知的一边，而非简单的“帮政府”或者“帮老百姓”。而你判断理性和良知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核心价值。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