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名胜”与《水浒》的大“？”

纪兴良 · 发表于 2007-10-31 00:03:59

虚假“名胜”与《水浒》的大“？”<?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毛泽东对《水浒》的浅薄评论也诠释了他浅薄自私的人生）<o:p></o:p>
由《水浒》说造名胜（点滴）· “……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士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精忠之庙’。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水浒传》原文）。”《水浒传》故事寄说于北宋末年，经250年的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据北师大侯会教授研究认为，梁山泊确实有一些民间武装在那儿活动过；但从历史上考察，都是一些小队伍、小规模、小打小闹。从地域上看，梁山这个地儿，既使有过水泊，也不适于建水寨驻扎大规模军队抗击官兵。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只有36人参加，而且不在山东梁山一带活动。与小说里塑造的“宋江起义”非常接近的倒是南北宋间真实发生在八百里洞庭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洞庭湖周长八九百里，港汊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杨幺的大寨建在湖心君山岛，全盛时期水寨达七十多座，震惊朝野。翻遍中国农民战争史发现，凭借大湖大泽建立水寨抵御官军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惟一的一次。由此看来，无论今人怎么编造，山东梁山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更没有什么可建水寨的八百里水泊；而南宋初年，洞庭湖泊却真实地发生过钟相杨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后被历代封建皇帝加封的“精忠报国”民族英雄岳飞率部镇压了下去。《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钱塘（今杭州）人，罗贯中虽祖籍可能是北方，但主要活动区域却也是钱塘。所以小说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热情非常高，并写了很多杭州诗词；写北方时倒没什么热情了，尤其梁山泊是黄泛区，小说里却很少提到黄河，找来找去仅一两处；说明作者对北方的地理并不熟悉……<o:p></o:p>
一晃八百多年过去了，当游客来到山东梁山，那儿却……“但见：金钉朱户，玉柱银门。画栋雕梁，朱檐碧瓦。绿栏杆低绕轩窗，承幕高悬宝槛。五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出朝入相。绿槐影里，棂星门高接青云；翠柳阴中，靖总庙直侵霄汉。黄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员天罡正将；两廊之内，列朱武为头七十二座地煞将军。门前侍从狰狞，部下神兵勇猛。纸炉巧匠砌楼台，四季焚烧楮帛。桅杆高挂长，二社乡祭久。庶民恭礼正神气，祀典朝参忠烈帝。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表史记（《水浒》原文）。”由于北宋末年山东梁山并没有发生过宋江起义故事，所以皇帝也就无从发布诏书。元末明初以来，历代官府均没有把小说当真而大兴土木——造什么“水泊梁山”、“荣宁二府”、“神猴鬼怪”……让人们当作历史去效法。然而，《水浒》小说里道君皇帝的敕书却在20世纪九十年代被山东梁山县委县政府毫不走样地照办了；真如李逵“道君皇帝他姓宋，俺宋江哥哥也姓宋……”一样的想当然了。当今领导人有的还就真以为道君皇帝和宋江是一家子哩！小说《红岩》里塑造了个“中美合作所”，现实中的重庆就真实地出现了个“中美合作所”的版本，其实，在抗战结束时，那个以中美合作抗击日寇为己任的“中美合作所”早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复存在了。历史就这样创造（假造）出来啦！真乃滑天下之大稽、滑历史之大稽。由此看来，只要花钱雇一大批无耻文人来改编历史就可以贪天之功为己功了。<o:p></o:p>
整部《水浒》就是一个？· 近千年来，人民为什么喜欢绿林英雄，为什么赞美梁山好汉？因为梁山好汉为代表的绿林英雄寄托着一种情结——即传统的民族意识和对腐朽政治的不满及反抗精神；然而，人们清楚地知道，使用暴力改朝换代后的所谓“新政府”无论它打什么旗号，最终还是会和被推翻的旧政权一样——穿新鞋、走老路。那么，《水浒》所取的就是“忠义”吗？组织反政府武装劫富济贫、啸聚山林那也算是“忠义”？中国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忠义”哟！如果说它不是“忠义”，那又为什么用“忠义堂”取代“聚义厅”呢？如此说来，那就是“投降”喽？！那是毛泽东的浅薄认识，笔者可不认为是“投降”。笔者认为《水浒》作者有意或无意地用塑造一个“投降派”的手法向后人显示出一种无奈——数千年的无奈，无奈里隐含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读完《水浒》，掂量掂量，你就会知道——整部《水浒》最终就是一个？。在《水浒》里，巢盖的“聚义厅”割据一方、占山为王，与赵宋王朝分庭抗礼。但巢盖死后，宋江把“聚义厅”换成了“忠义堂”，并与赵宋朝廷勾勾搭搭，甚至利用艺伎李师师从中牵线搭桥，终于争取到了朝廷的招安，接着又替朝廷灭了方腊，最后喝下朝廷送来的御酒亡了自己。历代评论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水浒》的理解和评论也必然带有各自时代的特征；明朝人有明朝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是“忠义”；清朝人有清朝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是“诲盗”。明朝人为什么说它是“忠义”？那是因为明朝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忠良遭受迫害，人们自然心“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呼在？在水浒（李贽说）。”清朝人为什么说它是“诲盗”？因为明末清初盗贼四起、流寇遍及天下，人们自然想起《水浒》的“诲盗（金圣叹说）”作用。那么，现代人该用什么观点来解读它呢？那要看当今世界进入了什么样的时代？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什么？很清楚，当今世界是政治空前民主、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世界民主的潮流正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作为现代人，我们不能沉湎于“忠义”还是“诲盗”、“投降”还是“造反”的喋喋不休的咬文嚼字中，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用《水浒》大未知给我们提出的问号来启发国人的迷惘，用崭新的政治理念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动历史的前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说过，“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替国家去打别的强盗，终究是投降。”从表面上看，毛泽东说得很正确，但要往深层次去想，他说得未免太浅薄了；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个东西谁都能看出来。毛泽东是不会像宋江那样做的，如果宋江是毛泽东，那他一定会带领一百单八将灭掉赵宋朝廷，杀尽一切反对派，建立他自己的朝廷。试问，他自己的朝廷是个什么样子呢？ 26年（1949——1976）至少屠杀八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王朝已经给了很好的诠释。如果宋江像方腊一样，那么梁山小朝廷和方腊的南方小朝廷与赵宋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也许他们还不如赵宋王朝哩！几千年来，你推翻他，我推翻你，胜利者还和被推翻者一样，继续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只是换了新人，穿了新鞋，可走的还是老路。当然他不承认自己走的是老路，他说你看我不是“改革（请注意：改名不是改革）”了吗？我在政府前面加上了“人民”二字，我还说自己是“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人民”泛滥成灾；再者我也不叫“皇帝”呀！我叫“主席”、“总书记”；国号也改了嘛！叫“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骨子里还是那一个人说了算，或者叫一元（员）化领导；虽然有时候说是“集体领导”，但那不过是幌子；归根结底我是“人民大救星”、是“领导核心”、是伟大领袖，我是军委主席独驾貔貅，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等一切最高权利集于我一身，我高于法律或者说法律是我手中的玩物，总之是独裁。独裁者把一切权利集中在“皇帝”或者主席、总书记手里，那样就可以发挥最高领导人他一个人的主义、思想和理论，就可以强迫天下所有人按他一个人的意志行事，为他一个人立政绩的丰碑；而人民呢？人民只有做他千年一贯的、永远不变的奴才，他想让人民受什么罪，人民就得受什么罪；他想让人民吃什么样的苦，人民就得吃什么样的苦；只要他和他那个特权阶级“享年”就行。他不喜欢谁可以说他是“反革命”、是“枇杷鬼”、是“敌对分子”，还可以说他“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总之独裁专制是以剥夺人的政治权利为特色（特点）的。正因为如此，《水浒》作者塑造了一个“投降派”；人们对“投降派”都深恶痛绝，他为什么还要歌颂“投降派”呢？难道施耐庵（施惠）他不知道“投降派”丢人？这就是作者留给后人的思考。鉴于上述原因，不做“投降派”就得做独裁者。因此作者也陷入痛苦和困惑，这个痛苦和困惑就引申出一个痛定思痛的问题来——那就是既不做“投降派”，也不做独裁者；要改变千年一贯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切切实实让人民当家做主人，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做抽象的主人；要彻底改变自上而下册封（任命或选拔）各级官员和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总皇帝（总书记）的古老章程，实行直选、上级服从下级、国家各级领导人都服从民意的宪政民主制度。然而由于元末明初的历史局限和中国的国情，《水浒》作者并非“超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不可能提出十七、八世纪兴起的、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立法.执法.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和民主选举制度以及竞争与和平交接权力的机制，也不可能提出新的国家理念；但从深层次上讲，作者在这个大悲剧闭幕时已经给后人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里隐含着一个大大的未知——政治悬念和艺术悬念；这两个可以引发人的思考、启动人的良知的悬念，留给后人沉思，让后人去探索、去追寻、去解答，这正是该作品的最高明、最伟大之处。当然，《水浒》作者并没有说——“喂！你可注意啦！我要给你们这些后人划一个？、大大的？啦！”可我们作为21世纪的新人只是读死书的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用21世纪的头脑去深入地思考一番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痛定思痛、振作一下精神、勇敢地去面对去挑战那不合理的千年一贯的头戴标新立异帽子的旧体制吗？毛泽东的浅薄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深入思考《水浒》所隐含着的一个大大的问题——大大的未知，更谈不上去探索、追寻和解答这个大问题——大未知。毛泽东照抄的马恩列斯主义、理论没有一点新意，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假大空的经典理论版本。毛泽东建立的这个制度没有新意，它和北宋王朝一样实行的是专制和暴政，毛泽东比历代封建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毛共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如果说中共帝国与历代封建王朝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是它掺进了从欧洲引进的精神洋垃圾——“社会主义”，确切说中国封建王朝的这个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叫“社会封建专制主义”或者“后封建主义”更合适。至于邓小平跟马列毛学舌的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封建主义的垂死挣扎阶段（亦可称后封建社会阶段）”更贴切。毛泽东对《水浒》的浅薄评论从文艺角度诠释了毛泽东浅薄、自私的人生。毛泽东不仅自己浅薄、自私，还制定了一整套极为浅薄、极端自私、极其反动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单纯维护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法规，并在政坛上培养了一代极为浅薄极端自私的后人、带出了一支极为浅薄极端自私的队伍，这支队伍就像武大郎开店，高一点的他都不用。我们从毛泽东浅薄自私的人生和他对《水浒》的浅薄评论中，从中共帝国五十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教训中是否可以看到一种可以回答《水浒》大未知的、更高深更远大的东西——一种崭新的政治理念、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并为之去奋斗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大悲哀；也辜负了《水浒》这部伟大的艺术杰作，更不配拥有四大名著。<o:p></o:p>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