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派”炎黄春秋二十周论坛举行

危机灌

2011年12月9日，由信孚教育集团、凯迪网、中道网主办，信孚凯迪企业家理事会承办的炎黄春秋二十周论坛在广州顺利举行，会上广州社会各界精英汇聚，包括：广东省委老领导吴南生、杜瑞芝，历史学家袁伟时，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创办人周志兴，以及社会贤达高仲梧、郝元文等；媒体精英陈敏、周虎城、赵夙岚、李海华、何雪峰、周筱赟等；企业家代表陈志实、陈定方、马中飞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大教授展江主持，会上，《炎黄春秋》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袁时伟教授、凯迪网络创始人肖增建、高仲梧代表老省委老干部等做了精彩发言。


吴  思：从北京到广州感觉很温暖，天气一下子温和起来，又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如沐春风。感谢大家光临，感谢这么多的老朋友捧场，也感谢凯迪网和信孚教育的辛勤努力。我们杂志今年7月份创刊20周年，在会上，我向大家做了一个汇报，20年以来的基本汇报，我今天做同样的汇报，以今年7月份为底的，再说一点额外的话。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杂志社是一个小杂志，16、17人，发行量是一个中等杂志，本期实际印数是15万册，几个月之内会全部卖光。20年来，到本期是237期，大约有5千篇文章，打个比方在历史册上面画的五千笔，也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估计我们的读者在30、50万左右。另外网站每天也有几千的浏览量。

《炎黄春秋》是20年前杜老先生奉肖克将军的建议创办起来的。我们的刊号原来是叫《中华英烈》，后来杜老把这个刊号改为《炎黄春秋》。国家没有投一分钱，也没有给一个编制，于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有点奇怪的杂志。我们在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事业法人，而且所有报刊应该是国有的，但是国家没有投一分钱，也没有给一个编制，杜老说我们这个杂志是四不像杂志，四不像的杂志在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杂志，在这个时代四不像的体制就是最好的体制。按照国家的规矩，所有的报刊都要有一个主管主办单位，这个主管单位应该是一个省部级单位，主办单位一般是司一级的单位。只有省部级才能主办主管一个单位，言外之意，所有报刊都在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倒过来说，所有的公民都没有报刊的申报权，一个公民申报，政府部门是不受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杂志社的老先生，杜老、方老，他们以个人的身份，把过去的刊号变成《炎黄春秋》，在这个体制上事实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公民好象有了杂志申办权。当然这些公民是当年的老干部，有特殊的身份，但毕竟在报刊杂志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这有点体制小突破的意思。这是我们杂志的特点。

今年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搞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意思是企业可以投资，要把事业单位转变成对市场负责的企业单位。一旦成功，这个报纸杂志是听主管主办单位的，还是听投资单位的？这就是一个悬念。最近看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里面有这么一句：要坚持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还要搞转企改革。两个都是老大，就像党是老大，人大也是老大。将来办杂志，主管主办单位，行政是老大，同时投资者也是老大。我们就处在未来前景不明的状态之中，我们的主管主办单位方面要求我们转为国有企业，我们本来就是企业，要把我们变成国有企业，但是国家没有投一分钱，没有给一个编制，就把我们收编了，这样就很模糊了。

历史画卷中，党史、国史已经画了很多，但通常是颂扬性的文章，但是如果没有批评的文章，就没有进步，所以我们五千笔多数是批评的文章。以前有些空白的地方，我们把它填上了，以前画歪了，我们调整过来。胡耀邦去世之后，他在所有报刊上面都消失了，好象历史上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人。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我们杂志想做点表示，但是又不敢，有一篇稿不敢发，他逝世五周年发一些照片，这样行不行，但仍然不敢。最后我们的社长跟胡耀邦夫人进行沟通，说这个事情有点悬。最后把这个问题踢到肖克上将那里，肖克上将回答说：我肖克认为可以发，如果谁不同意，就告诉他我家里的电话，我愿意跟他讨论。当然没有人跟肖克将军讨论问题，这个文章就发出来了。发出来之后，就马上收到要求我们停发的指示，后面又有一番说辞，最后导致杜老直接出来说：坚持住，尺寸不让。以前历史上空白的一笔，第一次就填上了。以后我们陆续发与胡耀邦有关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资助戴煌写了胡耀邦平反案，胡耀邦最重要的一笔。胡耀邦诞辰90周年，05年11月份，我们发了14位老先生笔谈胡耀邦先生，领头的是田纪云、杜老。那篇文章刚发出来，就接到电话，说：杂志有没有印，如果没有印，就不要印了。我们说：印了；然后问：有没有发，我们说：发了；我们问了一句：发了还要收吗？对方说：没有接到指示，还有剩余吗？如果有剩余就封存起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之后中宣部打电话过来说事情过去了，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这是我们画的第一笔。

第二笔，有一个人的名字比胡耀邦更敏感，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们也是不敢做，也不敢提，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是2007年，田纪云老先生在国务院大院的会议里第一次提到赵紫阳，说的是国务院机关做法多么好，原来都是方形的会议桌，办公厅要改成圆形会议桌，赵紫阳不高兴，也就是关于机关作风要平实的文章。但是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听到沸沸扬扬的说法，说十七大是不是要对赵紫阳重新定义，因为是田纪云老先生写的，所以也没有人兴师问罪。随后是总结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发了田纪云写的一系列农村改革的文章，里面都不可避免提到赵紫阳。渐渐的，大家就习以为常，这个空白处，我们已经填好了，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过去了。没有想到后来又出来一个新华社前党组委员写了一篇文章，写了赵紫阳在四川的改革，农村改革，结果这事就罩不住了，然后就把我们拿出来，一次一次逼着杜老退下来，这个事情就折腾了两年多。   

类似填补空白，在中共领袖方面，我们提到很多人，比如陈独秀，对陈独秀的评价，我们一提再提，从90年代到前几年，我们登了很多文章。更多的是张闻天，他的秘书，夫人都是我们的铁杆作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渐渐澄清了。在这个澄清的过程中，很多老先生以前都不知道，闻所未闻，居然我们党史说的东西跟事实有这么大的距离。这是我们画的比较重的一笔。

领袖级的人物还有华国锋，在他逝世之后，我们登了很多关于华国锋的历史评价文章。当然最大的领袖，中国历史上谁也绕不开的巨人，就是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颂扬，我们有很多文章，但是对他的不同看法，对他犯的错误，我们也不回避。《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是直言不讳。

对于建国之前的党史之中，有些语言不详的地方，或者尽量回避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回避，因为越是错误，越是教育，越是重要。马克思讲过：伟大民族都是从错误中学习过来的。

建国以后一些国史描述错误的地方，比如反右运动，比如大跃进大饥荒，我们的副社长杨继绳就是有关大饥荒比较权威性著作——《墓碑》——的作者，由于他在这里，有关这方面的稿子就像吸铁石一样，都往他这里跑，所以我们这方面也发的比较多一点。尤其是杨老师组织的那期，份量更重。

有关这些题目，不管是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我们的文章都可以汇集成书，都可以成为专题著作，如果发出来的话，在国内都是领先的，顶尖的汇集。

与文革历史有关的文章，我们这里登的文章相当多，多角度，多侧面的反映，如果要汇编的话也可以汇编成书，文革一般都是敏感区域，一般报刊都不碰，碰了就是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我们还有一个栏目叫忏悔录，不管是文革、大跃进、反右，都是那些当事人的忏悔。

对国民党方面的事件和人物，我们也尽量客观，把漫画式的描述变的更加客观、冷静。不仅是国民党，包括北洋军阀，比如段祺瑞，国民党的陈立夫，胡适。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作用，我们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做了客观的介绍。像这样的介绍，也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我们的社长也说有些事情他以前不知道，他是从延安过来的，听到的都是书本的那些东西。

对苏联方面的客观评价，对苏联和欧洲中共历史的反思，很多篇文章，不管是什么方面，不管是哪个侧面，我们都如实道来。在北戴河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传达，内部打了招呼，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里面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的话题吗？这仍然是我们关注的主题。

在一般的思想理论方面，我们对于其他的观点也是尽量客观、全面的介绍。比如说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及其历史命运。今天讨论的热点是《关于文化历史观》一文，引起新民主主义是不是我们未来举的旗的大讨论。杜老就按照他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一方面要回归，一方面要发展。你可以谈如何发展，从这个角度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中国模式的问题。总而言之，这十处，我们的努力就是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上，在空白处，在扭曲的地方，尽量根据我们客观、真诚的认识，把它表达出来，补上，画上。这个历史画卷，或者在整个中国，在我们的历史上，历史的地位，它有一个重大的功能，它是意识形态的基石，它是现有意识形态和过去意识形态的基石，我们把这个基石做好了，就可以建立一个我们认为更加客观、公正，反映我们历史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可以支撑起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推动中国完成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民主理想。

我们以我们是党内民主派的杂志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