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造过假的少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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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造过假的少年毛泽东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

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

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 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乾爹”。

1902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進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

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

10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

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

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裏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

贻昌见不得儿子闲著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於是恨父亲。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

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 一天，父子俩当著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後来说：“父亲当众駡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著就离家出走。

我母亲追著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

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進水裹……我父亲就软了下来”。

毛讲完这个故事，笑著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

1907年，毛离开第4个私塾後，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13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

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 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

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裏，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

多少年後，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

1911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17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後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 事实却非如此。

毛当时的老师、後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著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於致富。”

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当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农民才被划分为最低层阶级，同时也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1925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

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1917年8月23日，毛在致黎锦熙信裏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

毛说：“愚於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1920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後，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都不过是政客所用的辞藻而已。

10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

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於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 几个月後，他乾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

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19岁的毛只好進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於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 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

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裏。

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裏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

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後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後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 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

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

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於自己之义务，无对於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

身後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後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後世。” 毛泽东完全不屑於追求“流芳千古”。

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毛当时并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

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裏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徵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饺时，应召的只有几个。

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

毛一行8人，住在3间小屋裏，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

8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