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军人的悲哀（二）

liuzhengxi

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封公开信，致中国共产党一封索赔书
大家好！我叫刘增喜，是天津市人，我曾毕业于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任学员班班长，任航空兵十二师歼击机飞行员。我出生成长在共产党一门忠烈的家庭，我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母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游击大队的负责人，负伤后到银行做地下工作，建国后做教育工作。叔父，姑母都是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外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大舅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二舅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区委书记，建国后曾到北京出席过全国群英代表大会，“文革”中惨遭迫害。三舅老红军中共的高级将领，“文革”中惨遭迫害，关牛棚进监狱被迫害致死。老舅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曾任某大型油田副总指挥。我母亲抗日战争时期入党，出生入死，建国后白手起家，为国家艰苦创办企业，为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现在的说法都应该成为私人企业或者是有股份在里面。“文革”中惨遭殴打批斗的迫害，致使精神失常，退休后未能按政策享受应有的老干部待遇。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遭受无数次殴打批斗的母亲，精神失常了，被许多人送回家的情景。每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在剧烈的颤抖，泪水在止不住的下流，心中的伤痛永远都无法愈合。我和姐姐、哥哥，姐弟三人在痛哭，周围的人们也都在痛哭。母亲精神失常后，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年幼的姐姐身上，父亲被下放劳动改造，“文革”中我们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比封建王朝的满门抄斩还惨。请看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看图片）。“文革”后所有的高官都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和赔偿，子女们又都被封侯拜将。我们家至今连一分钱的补偿赔偿都没得到，至今还住在低矮潮湿破漏的平房当中，尤其是我年迈的父亲，从年轻时就陪伴因“文革”的迫害致使精神失常的母亲一生，晚年又与因“文革”的迫害致使呆傻残疾的至今还单身一人的我的哥哥相依为命。共产党内部的权利争斗，宫廷政变导致了十年内战，殃及了多少无辜的平民百姓，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了。“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人类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人间悲剧，任何政党都不应当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中国共产党应当对“文革”的问题，负历史的和法律的责任。所以我要求中国共产党因“文革”对我们家造成的迫害给予赔偿，关于“文革”的赔偿问题，我曾多次用挂号信的方式，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以及一些学者写信，他们只讲“文革”的错误，不谈“文革”的赔偿，我这次用网络视屏的方式，提出“文革”的赔偿问题是有原因的，就是天津市河西区马场街天马集团党委书记李强、工作人员赵淑云、王银，在落实我母亲老干部的问题的上，故意刁难，质疑他们是在敲诈勒索要钱，不给钱明明符合条件，也不给你落实，关于我母亲的简历前面已经讲过了，请看这是天马集团党委书记李强等人关于我母亲老干部问题的文字答复，上面写着我母亲是1945年入党，事实上我母亲是1944年入党有档案可以查证，上面写着我母亲是工人身份，事实上我母亲是干部身份，我母亲曾担任革委会主任，工会主任，妇女会主席等职务，请看这是单位发给我母亲的工作证件为干部身份，工作证件是每个人档案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请看法律依据(中组发[1988]10号文件)，（中组发[1982]11号文件）,明确规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之日算起”。（展示文件）我母亲建国前入党，退休时为干部身份，完全符合老干部条件，是不是敲诈勒索要钱，我不下结论，只提出质疑，将来通过电视，网络视屏在法律工作者面前，在广大的民众世人面前，通过剖析揭露结论会自然出来。我向上级领导部门举报反映天马集团党委书记李强等人的信件，为什么会落在李强等人的手中，我质疑他们这是在打击报复，请看这是我母亲1954年人民代表的证书，这是我母亲1956年人民陪审员的证书（展示证件）。第三个问题：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兑现自己的承诺。我母亲退休后，天津市河西区区委，区政府，工会，妇联等部门到我家看望我母亲，对我母亲讲：“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女党员，河西区就剩两个了，您是其中的一个”等赞美之词，我母亲对他们讲：““文革”的迫害造成我大儿子残疾至今单身一人，本可以要第二胎，但我们没有要，将来大儿子养老照顾的重担都压在了次子的儿子身上 （既我的儿子，我母亲的孙子）”，当时党政部门一口答应孩子毕业后进党政机关部门，现在孩子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找到当时所有部门兑现承诺无人理睬，反过来所有干部子女都进入了党政机关和好的行业工作，我们应当有尊严平等地活着，我们有权利要求兑现当年的承诺，中国共产党应当说话算数。第四个问题：我提出了“文革”的赔偿，揭露了腐败黑暗，要求平等尊严地活着，兑现对我们的承诺，这些问题都是敏感问题，我必然会遭到打击和迫害，我在这里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提出政治避难的请求，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无论是台湾，美国，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能接受我们万分的感谢，如果和我联系不上，那就说明我遇害了，我的手机号是：13034353729，我的家庭地址是：天津市河东区大桥道和进里39号楼一门406室，邮编：300170。我的这个视频画面，传播的越广泛越持久我的人身安全就越有保证，请把这个视屏，转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台湾人民，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离开这个国家，太恐怖太可怕了，要求赔偿，这是天经地义合法合理的，但我们同时还要提防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对我们全家进行监控和抄家这是必然的，前几年就因为我提“文革”的赔偿问题，被我工作的单位无故的开除了，并且我们全家的行动，手机，电话，电脑等都受到了监控，把我的视屏转交到国际法庭和联合国人权组织，我们的赔偿要求和人身安全就更能得到保证，我们老百姓对这个国家彻底绝望了，老百姓的事无人管，来回推，不理不睬，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或者是打击迫害就是不给你解决问题，我们感到痛苦，无奈，愤怒和恐惧。我们家是“文革”的受迫害者，要求赔偿这是合理合法的，可是把我们当成监控的对象，进行监控和迫害，使我和我儿子失去了工作，用经济的手段打压迫害我们，我母亲为共产党卖了一辈子的命，落实老干部政策待遇，还要给这帮新的权贵们请客送礼送钱，否则就不给你落实应享有的政策和待遇，承诺给我们的子女的安排进党政机关工作，到头来无人理睬不给兑现，反过来所有的干部子女都进入了党政机关和好的行业工作，成为了官二代，未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问这样不讲理不讲法，不讲诚信，公开敲诈要钱的社会而无人管的社会，还叫人怎样能生存下去。再一次提出政治避难，希望海内外所有受“文革”迫害的家属亲人能与我联系，如果与我联系不上那说明我已经被害了，我这是视屏演讲，可能是由于制式，技术，设备条件等原因暂时无法将视频画面传播出去，只能将文字传播出去，有不通顺的地方你们可以随便的进行整理，你们需要视屏光盘可通过各种方法渠道告知我向我索取，万分感谢。在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我将把演讲的视屏光盘，寄给天津市政府官员，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对民众的诉求是打压迫害还是给予解决？或是不理不睬不把你当人看，事实能证明一切。出了问题，政府各级部门从来不检查自己，只是一味的打击迫害，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给上访告状者按脏罪名，所以他们从来不敢公开事实的真相，更不敢在公众媒体世人面前对簿公堂，不讲理不讲法，这就是暴政。这就是我们一门忠烈，孝子贤孙为共产党卖命罪有应得的下场。民众意愿诉求的表达，必须以死来作为代价，说明这个社会没有法制没有人权，目前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高压锅，民众的意愿诉求，没有表达发泄的渠道，必须要爆炸，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致


                                            刘增喜   201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