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

冯潇

作者：严晋

于建嵘是近年学术界迅速走红的新星，后起的大腕。他号称“行走在乡间”，“用脚写作”，为农民代言。果真如此，我们理应为向他致敬，送给他最高最美的礼遇。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让人大感意外，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也可以说是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作。在当今学风浮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开始强调调研，如果是深入到弱势阶层中调研，就更能引起人们的高度赞誉。于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假借调研的幌子，而大肆编造，这无疑是更危险，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比书斋里的编造更有欺骗性。

第一，据社科院的消息，于建嵘目前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但他却对无数的媒体谎称他是研究员，而且在公开的简历上竟然称，2003年8月博士后出站就被评为研究员(http://hanlin2.hbu.edu.cn/zhfa/shizi/yujianrong.htm)。根据于的经历(见<南方周末>报导)，他有很多年没有做学问，出道较晚，评职称自然也较晚，这本没什么，但他却极为虚荣、极为着急又以极为少见的大胆，篡改自己的简历，到处声称自己是研究员。他曾对媒体说“学者最大的危险是说假话”，但自己却在最最清楚的职称上说假话。

记得不久前读了社科院政治学所王焱先生的几篇文章，王先生的学术功底不知比于建嵘高出几个档次，而且年过半百，但仍然是个副研究员，每篇文章也都明确地署了副研究员。这并不影响大家对王先生的尊重，不会怀疑他的水平。据悉，社科院方面的学者中像王先生这样有真水平资历也较深的副研究员还有很多，但还没有谁敢像于建嵘这样肆无忌惮地在职称上撒谎。

对一个篡改自己简历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更会篡改和编造调研内容，根据需要编造数据，篡改调研对象和调研内容。以下的事实雄辩地了这一点。

第二，于的一篇成名作是关于 “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后又在这篇文章基础上组装出了《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那么，这些农民群英是些什么人呢？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 “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如“群英谱”中的某某，长期霸占本组的鱼塘承包款至今一文未交；所谓“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某某，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释放后回老家的，有家有室却一直霸占一个农民的妻子；“群英谱”中的某某，复员后在供销社工作，对抗政府主要是因为超生四孩被开除回原籍；“群英谱”中的某某，在作小学教师时因强奸幼女被判刑，长期流动在外因年老无法生存而回原籍，由于户口是属于另一地区的城镇居民，要求享受“五保户”待遇被村委会拒绝而与镇政府对抗，后被镇敬老院收留后就立即成为了宣传政府的使者；等等。这样一些边缘化且不稼不穑的人，能否真正代表农民？记者W先生发现，他们要么向农民集资维生，要么要挟当地政府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自从今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就发现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再也没有任何市场。

这些就是于建嵘笔下的农民领袖，有组织抗争的组织者，依法抗争的带头人。这足以说明，于建嵘并没有认真了解当地农村情况，没有摸底，否则就是在心理和价值上有问题，或者心怀不轨，为了造轰动效应而不惜一切------这完全可能，从他篡改简历的做法上可以看出，他有这样的胆量。

于建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轰动性的结论的：“中国农村出现了有组织的抗争”。尽管过去学术界少有人怀疑过其调研真实性，但早有人对这一结论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他把“个体的调查，上升为整体的概括”，是片面的概括。比如，就有人指出“H县出现的状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就此认为整个湖南和江西、湖北的农村形势也是如此，更没有理由因此得出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的结论(风云一号：<我看农村形势——兼与于建嵘博士商榷“农民有组织抗争”>，“http://www.usc.cuhk.edu.hk)

于建嵘也正是利用这一编造的片面的然而又极具新闻价值的说法，制造了轰动效益，据说还惊动了党中央。是否惊动了党中央，姑且不说，但着实惊动了相当多的老外。因为这正是他们感兴趣和所希望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出现了农民有组织的反抗，而且是血泪深仇，这足以让老外们兴奋不已。于是，就如 google里显示的那样，外国记者纷纷采访他，把他的发现全球化了。

第三，2004年9月初于建嵘发表了使他名气再度飙升的文章<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研究>。请看，这出骗局又是如何演出的？其报告称：

“1、课题组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该栏目共接到观众电话和声讯62446次（条），其中有关三农问题的为 22304次（条），占总数的35.7%，居于首位。而在三农问题中，反映农村土地问题的电话和声讯共有15312次（条），占总数的24.5%，占三农问题的68.7%。有关村民自治方面为1612次（条），占总数的2.6%，占三农问题的7.3%；民工工资纠纷为1301次（条），占总数的2.1%, 占三农问题的5.8%，税费问题1195次（条），占总数的1.9%，占三农问题的5.4%。
2、课题组分析了自2003年8月以来中央某媒体近2万封观众来信，在已分类处理的4300封中，有1325封涉及到农村土地争议，占已处理来信的30.8%。
3、课题组在2004年6月15日至7月14日对720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在有效的632份问卷中，进京上访原因涉及到土地问题的有463份，占有效问卷73.2%。
4、2004年元月以来，课题组共收到172封农民控告信件，信中涉及到土地问题的109封，占来信63.4%。
5、课题组收集的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
6、课题组在2004年3月至6月，分别到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及北京、广东、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进行了专项调查。从有关部门获悉，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４.６９万件，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３.３９万件，清还农民征地补偿费欠款８７.４亿元，占欠款总数的５９％；全国核减各类开发区４７３５个占年初6741个的70%，规划面积从３.７５万平方公里，压缩到1.34平方公里，压缩了２.４１万平方公里。”

初看起来，读者一定会被这样如此高层的信息来源和如此充实的用数字说话的调研所成果折服，更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然而笔者最早对其产生怀疑，却正是起源于这里。因为尽管本人只是三农问题的爱好者，但对如何做科研如何搞调研却并不陌生。因为很显然，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假设62446次电话和声讯，每次3分钟；4300封观众来信，每封10分钟；632份问卷，每份30分钟；172封农民控告信件，每封15分钟；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每起20分钟；则总共需要254478分钟，4241小时，按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则需424天。外加到9个省的调研，每省按7天计，又需要63 天。这样，仅完成原始的调研和材料处理，就需要近500人天，更不要说对材料的后期分析研究。也就说这些工作，如果主要由一个人来做的话，前后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但从于最早公布的结果看，这项研究只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这从他上面叙述中，也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说 “课题组在2004年3月至6月，分别到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及北京、广东、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进行了专项调查。” 调查了哪些县(我想搞农村调研，最起码应该明确到县吧) ，调查出了什么结果，他只字不提，却反而要“从有关部门获悉”，说全国大面上的数据。这大概只能说明，他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调研，这些省他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过。

第四，于在发布<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后，话音未落，旋即(也就隔了两个月)又在信访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据<南方周末>的报导，他的基本观点是要取消信访制度，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于完全有权利持这样的一家之言，尽管绝大多数的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问题是，他同样又在编造和炒作。一方面，调研本身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可靠性颇令人怀疑。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 一文中(www.gongfa.com/xinfangzhoujiongran.htm) ，就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由于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调查报告的全文，故而只能针对有关报道中传递的信息。”并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与他在土地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次，同样是简单地公布了调研的数据和结论，同样没有完整的报告。不同的是，上次是分类处理了中央某媒体近2万封观众来信中的4300封，这次是“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中国信访制度批判——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可以肯定，这就是在明目张胆地说假话编故事，因为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分析完“2万多封控告信”，决不可能。另一方面，他又在大肆炒作。法学界一位朋友说，“于建嵘打败了信访局”，<南方周末>则说，由于于建嵘的作用，“信访条例修改稿最终暂缓通过——在几乎最后一刻他阻止了已经箭在弦上的改革。” 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新的<信访条例>不是很快就通过了吗。这样的炒作，也未免过于胆大，过于不顾一切了。

第五，根据google上的搜索(感谢google)，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网上有数百篇他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2003年12月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把自己咀嚼了多遍的内容，再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展现一把，100%出于炒作的心理。对国外大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午餐会，Seminar多如牛毛，几乎每天都有，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小型学术活动上，主讲人的演讲时间很少有超过一个小时的。但于公布出来的演讲内容却竟然有洋洋近万字，更何况于不懂外语，需要翻译----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 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 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于建嵘的致胜法宝就是强调调研，自称有3/4的时间(有时又说是2/3)在基层，但根据google搜索情况看，这也是大有水分的，因为他很多的时间花在了到处开会、做报告和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上了。

读者朋友们：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芙蓉姐姐自暴其丑，对她们的成名，我们并无多少反感，因为炒作做在了明处，她们境界虽低但起码没有骗人。于建嵘的情况则很不同，他在调研的幌子下编造、炒作，欺骗了学术界，欺骗了社会，其隐蔽性和胆子之大都是学术界少见的。因为，今天有相当多读者认为他“在农村做踏踏实实的调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岂知他有一份的证据，说出了十分的话，而且所谓证据也多是伪证。

学者应该有最起码的境界和职业操守，为了成名而肆意妄为，终有一天会无法收场的。我们望他好自为之---能不能稍微诚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