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的破绽

蓝就奥

这几年，稍微读点书的人，没有谁不知道余杰。
    自1998年以一本包装精美的《火与冰》“横空出世”后，这位集“北大怪才”、“中国大陆第一个李敖”、“北大第二个王小波”、“思想刀客”、“蝙蝠侠”等多重美誉于一身的“抽屉文学”始作俑者（鼻祖？），凭借其学院派的“博学鸿词”和“不加入”的异端姿态，一口气掷出六枚“集束炸弹”（六本大著），让久违“天才”的世人大刮其目。出道伊始便大红大紫、洛阳纸贵，其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天赋的异秉（“我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两岁，我便能区分十多种颜色”），优越的资历（25岁的北大研究生），良好的师承（北大的大部分实力派学者都是他的尊敬的“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贺雄飞先生语），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余杰一亮相便广收赞誉，所向披靡。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光环的后面，总有虽难以察觉但毕竟存在的暗影。我对已经达成共识的余杰的积极意义并无异议，但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我觉得余杰文章中存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破绽更有“广而告之”的必要。

    破绽之一：放言无忌，骂不择言。余杰批评文章的批判性是有目共睹的，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奴性人格的揭露亦不无现实意义，但在其批评话语中有极端性倾向也是事实。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我来剥钱穆的“皮”》。且不说这篇文章写得如何，单是这则标题就足以在读者眼前幻化出一个“道德刀斧手”的强梁形象，其文字背后泄露的暴力成分简直让人惊呼“少儿不宜”了。正如钱穆先生孙女钱婉约女士所言：“谩骂代替不了批评，人身攻击更与学术评论无关。”面对质疑，聪明的余杰在承认“钱穆先生巨大的学术成就，不是我的一篇小文章就能推翻的”的同时，又给钱女士大上“文体知识课”，说“杂文与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并以鲁迅先生为盾牌，强调杂文写作，就是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希望通过对一名典型病人的症状的分析，引起每个知识者对自身病况的关注。”果真如此吗？就算读者“难得糊涂”一次，相信他们正面对了一个能够包治百病（主治“中国知识分子的病态人格”）的道德神医，他们也有权要求一种“消过毒”的手术器械（话语方式）。就这篇文章而言，难道真的没有更好的题目吗？
    “世上没有空中楼阁，这是3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季老却在这上面稀里糊涂。”“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的权威者。”这是余杰在《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化》里的批评话语，这种“陌生化”的言说在素有“尊老”传统的中国，倒真给批评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剥皮”一文里，他又如法炮制：“钱（穆）先生的智力，怎么跟一个3岁小孩差不多呢？”另一篇文章也用“狐假虎威”、“叭儿狗”等偏激词语批评多少有些道学气的吴小如先生。应该说，这些文章大都言之有物，写得很有功力，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一找到“批评的靶子”就有些忘乎所以，不把别人骂个狗血喷头决不罢休，这就有些让人齿冷了。王元化先生在《忒耳西忒斯的酷评》一文中说的好：“嬉笑怒骂虽然皆成文章，但意在求胜却不是批评的应有态度。”

    破绽之二：学理混乱，自相矛盾。在批评“张承志现象”时，余杰对“泛道德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在谈及道德问题时，我们不可忘记，道德有一条标准线：正当的个人利益；道德有一个前提：主体的自由选择。不承认个人的正当选择，乃是从根本上否定道德。”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相信很多人正是因为余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而将其视为同路人。然而，由于奉行“写下来”的原则，余杰很快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一俟那篇著名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隆重问世”（同时在几家报刊发表），他奋力射出的那支批判之箭，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头击中了自己。
    在这篇引起知识界舆论哗然的文章中，余杰犯了一个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即通过“签名”一事，把昆德拉笔下人物（托马斯）的行为与昆德拉本人的行为“直接等同起来”，以此说明昆德拉与另一位捷克籍作家哈维尔相比，有“责任感的丧失”、“灵魂的缺席”和“没有人格力量”之弊，并把后者指认为“圣人”，号召中国知识者向其“看齐”。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将余杰的大而无当的“救世情结”和“一元论”的道德主义倾向暴露无遗。正如许多专家学者（包括钱理群先生）所看到的那样，余杰的“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的论断，宣扬的恰恰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它的直接后果是推导出可怕的知识分子的“原罪”论。余杰把自己认定的真理标准和价值判断强加于批评对象乃至全体知识分子身上，将其在批评别人时念念不忘的“主体的自由选择”之说抛掷九霄云外，这是少不更事者的一时疏忽呢，还是压根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让我们再来看看“救世情结”的背后又是什么。在《知、行、游——重读杨绛》一文中，余杰对杨绛先生进行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解构”之后，这样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从屈原到王国维，一直到傅雷，这其实是一种被‘儒表道里'的主流文化所遮蔽的侠的精神，像流星一样在中国的天幕上偶尔掠过几颗。惟其少更显得可贵。”而在另外一些篇什里，余杰也流露出对茨威格、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海子、胡河清等作家诗人的由衷钦敬之情。如果我没猜错，余杰所倾心的乃是一种“敢死队精神”或“弃世哲学”。他甚至还根本没有搞清楚上述文人自杀动机与内因的不同之处，便匆忙向他们致以一个“自由主义者”（余杰自称）的崇高敬礼，就因为他们殒身不恤！照他的逻辑推演开去，在黑暗年代里忍辱负重而终于迎来些微曙色的知识分子都是“躲避崇高”的胆小鬼和苟活者，非一死不足以谢后人，不管他们在各自的园地里做了怎样的耕耘和收获。这种逻辑实在让人不寒而栗。我粗陋的观点认为，关注政治、不断以智识者的敏锐洞察力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疗治社会疾病的“社会良心”式知识分子固然可敬，但也决非知识分子中之唯一可敬者。那种因为自己乐此不疲便以为凡不事此道者皆面目可憎的看法多少带点“沙文主义”的味道，而不是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声音。道理再简单不过，知识分子关注政治，针砭时弊，是为了给更多的人争得一块相对纯净自由的园地，而不是要所有知识者都去做“政治批评家”。
    余杰这种拿文化人开刀（反正他们手无寸铁而又一身毛病）用以解剖政治的做法，未尝不是聪明人的路子，理论上自然畅行无阻，但在实践上，却冤枉了一大批可怜的文化人。这种舍本逐末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批评法，能叫做“悲天悯人”么？
    然而奇怪的是，在批判张承志的“死亡美学”时，余杰又能“跳出三界外”，强调绝大多数人的“生之依恋”。一面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救世良言，一面是让你活着感到“无耻”的弃世哲学；一忽儿是菩萨，一忽儿是判官；真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由于对很多问题缺乏深入思考和缜密分析，只是东鳞西爪，快人快语，使得余杰的文章只具有“零部件”的吸引力，而无整体的价值感和可信度。尤其有趣的是，利用余杰之矛常常可攻余杰之盾，他的不留余地的言说最终成了“反躬自批”的口实，这恐怕也是余杰身上最为可爱的地方了。作家韩东在读了《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后说：“余杰的‘承担者'身上弥漫着的自我感动、道德主义、圣战色彩倒是需要警惕的。特别是自我感动，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实践者，他的原始动力不可来源于此。自我感动是幻觉式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它的敌人和神圣都是虚假的，由于自己消耗了精力，用心良苦，就以为自己做出了贡献，完成了任务，这乃是欺人之谈。”（见《芙蓉》1999年第4期）话虽不中听，毕竟有理。
    也许会有人为余杰辩护：“抽屉文学”岂能等闲视之？我们的时代需要余杰这样的“敢说真话”的思想青年。理论上讲，这话一点没错；但在实践上，却并非颠扑不破。首先，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余杰的“抽屉文学”虽然做过努力，但并未靠近所谓真理；其次，即使你真的“掌握了真理”，也要面临如何表达真理的修辞学挑战，有时候，真理需要一个懂得“说出”它的人才能奏效；第三，就算表达对你也不成问题，那么“真理”就有必要像功利的谎言一样喋喋不休地“重复千遍”吗？余杰的抽屉到底装了些什么？说得抽象些，是一些尚未理清的概念、理念和观念的混合物，以及才情、热情和激情的反应堆；说得形象些，剪刀、糨糊是其常用的工具，格言式的“心灵独白”、动辄几百条的“摘要式”批判（点评）和遍布“引号”的“读后感”是其“三大支柱性文体”，有了这些“批判的武器”，短时间内搞出数百万言“武器的批判”自然就不成问题。

    这就触到了余杰的第三个破绽：自我复制，打人自打。打开余杰最新的著作《想飞的翅膀》（按：该书的出版发行速度足以让一些“短平快”的休闲杂志“拍案惊奇”），不能不让你大发感喟：这本书的价值几乎全在《附录》部分里了。“心灵独白”披上了“心灵札记”的“马甲”，并无思想深度的掘进；“读后感”被分成了几“辑”，看着还是有些“面熟”；除了那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尚有些“视觉冲击力”外，余则不过是在“新瓶装旧酒”地“宣示常识”（按：余杰能认识到这点还算有进步）。这本依然会畅销的书，让人从字里行间窥出几分长期“演绎精英”后的虚弱与疲惫。以“心灵札记”为例，其文字的质感和可信度，甚至比不上汪国真写于80年代的“哲思短语”！这种完全无视读者智商和身心健康的文字好比一把双刃剑，不仅伤害了读者，更伤害了余杰自己。不管你的初衷如何高尚，如此肆无忌惮地不断“克隆”和“复制”自己，要想赢得人们的永久的信任与尊重就有些困难了。有位从未读过余杰的朋友跳读了三则“心灵札记“之后，大为感慨地说：“余杰，想说爱你不容易！”不知怎么，余杰的抽屉竟让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的匣子”，二者在神秘性（引人遐想）、丰富性（源源不断）上“何其相似乃尔”！要说有不同，也只是“匣子”最终把“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关在里边，而余杰的“抽屉”则直通书商（出版）和传媒（开专栏）的车间，随时准备像“省时节电”的微波炉一样，烤制出“受众”喜闻乐见的“思想面包”，而且仿佛忘了上锁！据我所知，在陈思和先生那里，“抽屉文学”（即“潜在写作”）的界定似乎与之并不相类。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这是余杰《火与冰》里的第一段“心灵独白”。在谈到苏曼殊作画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他还批评“梁晓声则成了一种写作机器，每年都在随想，以反对财富姿态获取财富。”现在看来，这些话就像1948年郭沫若骂萧乾“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一样，成了余杰对自己的预言和自谶。余杰说王小波不懂“悲天悯人”，惯会“元神出窍”，可我总觉着事实刚好相反，余杰在与书商们共度“文化蜜月”时，他的“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和边缘的姿态”不是也一股脑儿飞出“窍”外了吗？余杰是最推崇“知行合一”的，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面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镜子而已。
    有批评家说：“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向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在我看来，余杰最初的的先锋性正在被这个资讯时代的媒体大战利用和吞噬，如果说余秋雨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话，那么，余杰则有点儿像是“刺着思想文身穿街过市”了。在中学时代迷恋汪国真、余秋雨的少男少女们进入大学后被余杰俘虏了，不过是青春期“最后的疯狂”，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一位大二女生亲口对我说，读余杰还有一个“导读”“索引”作用，余杰说什么并不重要，但他“读后感”里引用的书目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大概不会错。单单有此功德，也足够余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