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诺与毛泽东的交往看毛的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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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传熹 </SPAN>毛泽東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显然毛是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東又说自已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要比秦始皇多一百倍，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這里说的马克思并非德国的马克思，而是打着马克思旗号的二道贩子，屠殺过苏联大批知识分子的斯大林。毛泽東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泽東要一边倒，要在中国建立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苏联的今天，就成了我们的明天！但由于毛泽东为人阴险、兇残、暴虐和狂妄，他在暴力夺取政权前后，说的与做的判若俩人（見附文），最后把中国建成了一个个人专政独裁的封建皇朝，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他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对其态度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毛的为人及其人格。

一、老友斯诺厌恶老毛

斯诺是美国作家兼新闻记者，也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936年他访问毛泽东共产党控制的“苏区”，印象甚佳，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协助宣传毛的红色革命。毛也视斯诺为其知己。但斯诺晚年最后一次来中国，发现毛泽東极权独裁的暴君真相，对毛顿感厌恶，追悔写过《西行漫记》。中国很多人亦都知道斯诺一直是毛共的好友，他写的《西行漫记》，赞扬毛红色革命者坚苦卓越的革命精神，国内外宣传作用很大。举个例，著名漫画家华君武1937年前后在上海，內心伤徨苦闷。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西风》杂志编辑黃嘉音给华君武一本《西行漫记》，华正是看了这本书，才瞒着家人于38年西行去寻找共产党，黃嘉音通过斯诺的书为共产党争取到一位投奔红色革命的青年，照说该是共产党的诤友。但是，1957年黃嘉音任上海《文汇报》文化副刊主编，被毛泽東划为右派，以刑事杀人犯折磨他，并诬以企图杀人而惨遭枪毙。

斯诺最后一次携夫人洛伊絲的中国之行是在1970年—1971年之间，中国正处在文革红色恐佈中，野蛮残暴稍有停歇，斯诺觉得“中国是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北京，斯诺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译员，当时的外交部长黃华说道；“我们都鄙視金钱和财产，要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新型更高尚的人。”斯诺后来指出；“毛泽東支配中国的思想和行动的程度超过了我原来的想象”，他看见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斯诺反感又奇怪；“毛的思想是不是沙文主义？是不是埋葬了真理？是不是自相矛盾……”，斯诺来到清华大学，这里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堡垒”，見许多人向党交心，他觉得听了四天向邪教主的忏侮，求祈再生。他认为，那就像宗教仪式，不知会重复多少遍。斯诺觉得那位军宣队官员，“好象真相信只要学习毛泽東思想就会料事如神，预卜未来，真是虔诚如耶酥教徒。此人看起来自以为是，伪善，他却自认为自己仁慈而讲道理。”

斯诺去延安及南泥湾五七干校，觉得那里的苦行僧情形同监獄生活。回到西安，斯诺对一路见闻仔细思考；“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新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又回到北京，斯诺来到从沙滩红楼迁到他从前教书的燕京大学原址的北京大学参观。他听到介绍，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解放前是“帝国主义文化机构”，解放后才获新生，頗感震惊。

1970年11月份，斯诺出行后再次回到北京，获悉艾黎的养子艾伦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囚禁在西北，在监獄里“他周围所有同志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殺。”“艾伦是逃跑出来，最后周恩来干预下才获得”解放。12月，斯诺見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一埸全面内战。必须与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斯诺认为“毛泽东巧妙地开脫自已的责任。”毛回答斯诺的提问时说：“人们崇拜毛泽东‘是正当的’。”毛泽东还论证崇拜在政治上的必要性，说：‘皇帝崇拜’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毛提醒斯诺，“他在1963年就说过赫魯晓夫倒台与他缺少个人崇拜有关。”毛向斯诺透露，“随后要掀起对毛泽东崇拜的大规模宣传，那是必不可少的，那样才可以打倒刘少奇夺回領导权。”

毛泽东告诉斯诺，‘四个伟大’中（林彪提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他只渴望当智慧导师。（斯大林自称“人类导师”，即国际共运領袖。毛泽东正是觊覦人类导师，才有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扫除刘少奇的文化革命以及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斯诺发現毛一面以自已是湖南师范学校背景为荣，一方面又辱骂中国的教师群体，将他们通称为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斯诺又发現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1年2月6日，身体不好的斯诺经广州去香港，精疲力竭，情绪低落，中国之行刺激了他，使他感到困惑不安，觉得新发現的毛泽东可鄙可厌，他十分后悔写那本《西行漫记》。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纳德·托马斯根据斯诺四十余天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摘录自《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笔者注）。

二、战争狂人以斗人为乐

斯诺毕竟是客人，在中国居住时日有限，己发現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为毛就是法，就是天。至於我等这輩， 自57年之后，就逐渐看清毛泽東的嘴脸，毛泽東对全国知识分子嫉恶如仇，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毛泽东精于权朮，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时期的吕留良文字獄更“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規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稍有对毛共不满或不愿任其摆布者，不是进入监獄就是投入劳改，“聪明人”不得不违心装疯卖傻，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管不了也不敢管），只求无事。全国除了毛泽东，老百姓个个担扰的是唯恐失去生存权。

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前两斗是陪衬，与人斗是核心）整个国家如同一台机器，按钮控制在毛一人手中，他一个旨意，整台机器就运转。斗天地是自然科学，斗人是社会科学。而毛泽东最不愿人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高岗就吃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亏，“把兄弟”变成了反党联盟。1957年凡说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几乎无不例外均被扣上右派帽子，死的死，残的残。

毛泽东唯我独是、唯我独能、唯我独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自认为是万能博士，三百六十行的专家，通吃全管。其实毛的自然科学知识只是小学水平。他不看马列书，绝不看马克思‘資本论’。今年11月20日的《南方周末》报还介绍说：“毛泽东读书无禁区，他一生读了近十万冊书。他读书的方法‘刁钻’，甚至充满颠覆性。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把红楼当历史书看。”为研究如何统治人，权朮书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等他常常是书不离手。娱乐方面他专看《金瓶梅》，爱得成了床头书。由此可見，他哪有闲情读马克思主义、研究資本论啊！

毛的自然科学常识，同样贫乏淂可怜。与天斗与地斗是自然科学的事，毛插不上手，还要逞能，但凡插手斗天斗地必坏事。如运动群众打麻雀成为世间笑柄、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全国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饥馁遍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余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灭难，這是反右运动所带来的必然恶果。毁林开荒种粮、围湖造田、深挖洞广积粮，结果是破坏生态，造成水土流失、湖泊面积缩小，防洪能力锐减。

总之，毛泽东与天与地斗是陪衬，他主要以斗人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居然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重复一次，阶级斗争永不熄灭。在国内斗还嫌不够，国内历次运动，饿死四千万，整死杀死五千万，累计共九千万，既超秦始皇，也超希特勒，既超古又超外。确不愧数“風流”人物还看今朝！国内杀过杀国外，暴力輸出，唆使柬埔寨波尔布特杀掉柬埔寨七分之二人口。还有尼泊尔和印尼……。毛同赫鲁晓夫、同尼赫鲁谈过，在党的高层会议上谈过，要打世界大战、打原子战，死掉一半或更多都无所谓，只有打原子战，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毛泽东红色世界王朝，毛泽东稳做人类导师。这才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战争狂人毛泽東的狼子野心。

2008年12日10日于杭卅文萃苑

附件：《歷史的先声》所刊登的毛泽东答中外记者文如下：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係舆对外关係，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绩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深知的。只有加强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係，我们所希望於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分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係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甚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舆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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