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力让【庄民思想】家喻户晓，方现中国民主之曙光！

庄民

【庄民思想】纲领八条

　　庄民思想重点研究中国民主前夜复杂矛盾，精心营造和平实现民主环境，明确民主前提：消除文化排他性，在民主相关问题上明确是非，防止思想、利益、地域割裂形成拉帮结派。其现实意义挑战专制强权，蚕食谎言空间，声援壮大党内外民主力量，凝聚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在呵护经济正常运转前提下，不惜以最大包容面对专制下的腐朽无底洞，尽早实现民主符合民族整体利益。
一、现代文明以民主为根本，以尊重人权、私有财产的法律做保障，以科学、适度标准税收和福利做平衡。民主推崇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权益；民主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可以自我完善，造福未来和子孙，但别指望能立杆见影改变自己现状，平等不是大锅饭。民主要素：言论自由，毛遂自荐，广泛直选，三权分立，地方平等自治，依法治国，抵制民主暴政，抵制政教合一。
二、党国他首功，和平他补过，治国他无能，运动他有罪。否定毛泽东，不该为了清算，只为明辨是非，挖掘腐朽根源，痛批专制独裁、血统阶级专政理论，多数人或少数人暴政同等邪恶。为了党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可以作为世界现代文明以后高官一票否决的标准。民众应该善于规划理想，凡事讲究可操作性，行政治国需要专科才干，维护政治权利只能依靠民主。
三、经济、民智影响着民主进程，关系着未来民主质量，福利需要经济支撑，民智欠缺时可无奈暂时广泛精英民主。专制体制下诸多真相注定是谜，民主力量不该因“六四”而内耗；那时民族还痴迷大锅饭，排斥西方民主，血腥结局是全民族的败笔，因为搀杂着太多政治利益，不适合以“平反”作为民主诉求；民族现今最该争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为“国殇日”，悼念亡灵，反思传承。
四、摒弃宪法中专制独裁、割裂民族、背离人性的内容，科学量化法律法规，建立完善陪审员制度。从法律源头预防执法以权谋私，从舆论上改变“法不责众”的恶习，防止以道德治国伤害少数群体，不以强势弱势为标准，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进共产党从革命党改型为民主组织，开放入党门槛，松绑其他民主党派，军队国家化，现役军人不参政，官员职业化，恪守“三公”原则。
五、民主宣传以及揭批邪恶始终不懈怠，中国只要坚持开放，就要以人性标准善待官员，恪守和平理性，以便民主速度和质量实现双赢。改革开放后废除干部终身制，精心研究“猫论”和南巡讲话还原权术下邓小平动机，“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共性质转变。只有清醒感受到民主土壤在日趋成熟，客观鉴定重大事件，激励浪子回头，杜绝对任何人或组织一刀切，才能确立正确态度和策略。
六、同专制贪腐斗争，需以舆论揭批和依法打击为主，当强权顽固阻挠正义时还可以采取游行、静坐等示威方式，但是必须在初始发布示威诉求以及最长时间，做到示威有理，有利，有节，自觉呵护经济环境，反对无节制和捕风捉影，推崇以自我牺牲境界，感染民族改善思维分布。批美国等西方移民政策，合法掠夺落后国家果实；市场经济规则应该弱化强势优势，防止奢侈浪费与贫困。
七、活跃民主人士需要率先明确是非，抵制无原则迎合以及造谣中伤，防止因利益和仇恨干扰鉴别是非能力。和平之路需要既得利益权贵觉悟者和民间理性务实民主力量共同推动，迫切需要认可本纲领的民主组织和领袖，反对专制必须以抵制暴力为前提，化解仇恨，依法维护正义。中国形成了理性务实民主力量，才能奠定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基础，清晰定位民主进程的阻力所在。
八、各个民族需要抛弃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传承与文化，促进各个民族、阶层和组织之间的包容。在福利保障民众衣食住医基础上，无论国与国，还是人与人，弘扬体育界良性竞争关系。性格决定命运，所有人都需加强自身修养，坚持正义同时善于享受人生跌宕起伏。明哲保身虽是人类本能，民主进步也不苛求所有人冲锋陷阵，但在不伤害自身前提下，正义话尽量多说，正义事尽量多做。

庄民
2010年8月28日初稿　2011年12月20日本稿

庄民

　　由于一直裹足于专制体制，经济高速发展衍生出很多尖锐矛盾，多年被边缘化的文革势力重新活跃。重庆薄熙来迎合基层民怨，唱红打黑得到文革势力青睐，无视网络封锁声称网络代表民意。2010年春，温家宝发表了纪念胡耀帮的文章，标志着党内民主派向党内保守势力和文革势力发起了挑战。
　　重庆治安状况好转，验证了专制体制下一个规律，只要有些背景，不怕得罪人，做事认真，没有做不成的事，可惜这不可能成为所有官员的座右铭。重庆偏偏把这与唱红歌捆绑起来，误导舆论专制会造福基层民众；民族需要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实干家，给专制体面送终而不是为其涂脂抹粉。
　　近期唱红歌在中国出现蔓延之势，说明改革开放后文艺界日益脱离工农，偶尔暗示是非也难有效启迪民智。客观分析毛时代红歌，歌词普遍朗朗上口，旋律优美而且振奋精神，很容易与工农压抑的情绪共鸣，何况唱红还有补贴，同时满足发泄需要，殊不知红歌背后政治较量，唱红是在自讨枷锁。
　　由于党内民主派努力与支持，一段时间内各种思潮冲破了网络封锁，出现了少许民主话题聊天室，言论之自由在中国十分罕见。可是宣讲者们的夸夸其谈，与聊天室人气的清淡，形成了强烈反差，缩影出民众两个极端，激进与麻木让民主毫无生气，中国迫切需要理性务实的精英力量来引领民主。
　　前苏联叶利钦早在共产党内奠定了影响力，退党之后借助已有威望凝聚了民间民主力量，与党内戈尔巴乔夫呼应，成就了前苏联民主事业。毋庸置疑，民主社会堤防别有用心的人，营造个人威信行专制独裁之事；可是在专制独裁社会向民主体制过渡过程中，少不了觉悟的高威望领袖来引领民主。
　　民主话题聊天室，支持民主的人忙于自我标榜，热衷拉帮结派，只能照本宣科，缺乏独立思考和务实态度，滥用管理那点权限，漫骂污辱干扰异见辩友，随意剥夺辩友发言权，还出言不逊“民族素质论”是胡说八道，虽然反毛，可骨子里却充满血腥，惦记利益再分配，辩论不过就给对手戴帽子。
　　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就曾经批判过“民族素质论”，可正因为民智畸形，在西方成熟民主样板面前，毛泽东凭借鲜艳旗帜，白手起家创建了血腥党国。晚年他之所以敢践踏法制发动文革，也是因为民众错把毛泽东当救世主，即使饥寒交迫，也乐于斗天，斗地，斗人，自豪生活在最高指示王国。
　　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过历史决议，三七评价毛泽东。之所以没能与毛泽东及其思想彻底决裂，一是因为党内高层觉悟差异，二是因为党内民主派顾忌民族承受力。愚昧下利益与传承对现代文明的阻力不亚于核能量，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高官分歧结合民众愚昧注定了民主欲速则不达。
　　当时在民众中崇拜毛泽东的占绝对多数，有对史实无知的，有排斥人际分化的，也有羡慕权术博弈的。中共高官虽然存在民主力量，可是迫于权术需要，在毛泽东弥天大谎之后，只能继续以谎言应付各种势力。民主派以改革开放做突破口，务实地适度否定毛泽东，只是为改革开放清除理论障碍。
　　经过毛泽东时代洗脑，老百姓对和平演变、浪子回头、高薪养廉、市场经济分化本能产生排斥，本能抵制西方民主。支持毛泽东幻想大锅饭的人，高举着大公无私旗帜，却始终无视民族大局，摆脱不了局部利益诱惑。他们宁可民族共同贫穷，宁可西方世界花天酒地，也容不得周围同胞强过自己。
　　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尽管每经过一次革命或者运动，客观上都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利，甚至因为他的私欲导致全国民众在大饥荒中挨饿，浮肿，甚至死去。但是毛泽东太善于欺骗，而且十分精通转嫁矛盾，做秀不吃红烧肉还借机神化自己，巧妙地把自己的无能与折腾，转嫁给了天灾和外债。
　　有人拿现今尖锐社会矛盾，反推文革时期毛泽东如何料事如神，证明文革完全正确。其实这个推理十分荒谬，此事也可说明，毛泽东为了神化自己，一直在逆历史潮流现代文明而动，“十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持续打击精英，割资本主义尾巴，无休止的折腾，证明他压根没想老百姓过好日子。
　　中共前三十年“权权交易”玩人，以及后三十年“权钱交易”玩钱，都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专制体制下必然，如今贪官污吏都是专制弄权的受益者。民族必须清醒认识到，后三十年对比前三十年，尽管同属于专制，毕竟中国政治经济都发生着质的变化，后三十年为中国实现民主奠定了扎实基础。
　　否定毛泽东之所以十分艰难，眼下难有充足证据帮助民族深刻剖析毛泽东动机，其次老百姓没经历过西方民主，选择性记忆文革时期貌似的平等。如今打着工农旗帜妄想文革复辟的人，欺负工农无法理顺理想与现实关系，以不可实现的绝对公平做诱饵，殊不知只有选票才能务实行使权力与监督。
　　粉碎“四人帮”改变了中国命运，当时宣传是“四人帮”迫害毛主席，妄图武装暴乱背离毛主席遗嘱，所以全民才因其崩溃而欢欣雀跃。后来公审“四人帮”虽然调整了罪行认定，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爪牙，因此毛泽东像挂天安门，“四人帮”却在监狱，始终成为中共尴尬。
　　真理时常被少数先知先觉者掌握，挑战愚昧就要做好身败名裂的准备，因为斗争手段无法对等。愚昧时常人多势众，拉帮结派，言行受到纪律传承约束，偏激教条，局部利益导致其成员没有是非。最可怕的莫过于不知好歹，当你不惜自身利益和名誉去维护他人权益时，对方不领情反而助纣为虐。
　　文明得势，会尊重法制与文明，充分尊重保护对手合法权益，以诲人不倦态度去感染对手；愚昧得势，讲究的是斩草除根，株连九族，让对手永世不得翻身。一旦发生战争，文明势力会尽量避免无辜平民伤亡；而愚昧势力统领，不仅会让平民去做人肉盾牌，甚至还会让自己的将士做无谓的炮灰。
　　民意不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等只能借助强力推动，面对党内派性分歧，为了寻求更多高官的支持，只能放弃一些原则，拼凑了个模糊猫论。只要国门被打开，时间可以让民众适应，在实践中去感受现代文明优劣，生老病死还会改善民族观念分布，因此开放和时间对于长期封闭的中国意义重大。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可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始终没有权威解读。有人把猫论解释成赚钱不择手段，藉此成为自己堕落的依据，嘲讽现实的把柄。结合邓小平南巡讲话分析，应该解读为“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经济就是好主义”。
　　党内改革派普遍认为，经济综合实力是现代文明基石，改革开放必将引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为了平衡各级官员利益，默许了灰色收入，无论合理与否，都引来了不同人群的非议；为了维持高层改革开放联盟，在专制体制下干实事难保总是正大光明，无力保障公平时只能务实先以经济大局为重。
　　有人因为“六四”否定了近三十年，他们忽视了“六四”背景。运动起源于政治经济最好时期，转型期间滋生腐败实难避免，运动衍变事实无法善终。同是反腐，精英本意是共产党立马下台，可是并没有做好组织准备和理论宣传；而基层工农还在痴迷大锅饭，无法适应闲散人员率先成为爆发户。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各种政治势力都是失败者。尽管民众类似于惩治腐败的愿望可以理解，精英追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该否定，但“六四”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光荣。“六四”跟毛泽东历次革命与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中共从来没把此次血腥当成光荣，事后只屡次强调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
　　政府处置危机呆迟血腥，必须要承担首要责任，垂帘干政必须要受到谴责抵制，私欲膨胀维护专制草菅人命的决策者必须要受到法律制裁。由于当时高官言行缺乏透明，很难把握言论背后故事，界定高官动机，民族沉浸于清算和仇恨中于民主无补，毕竟在专制体制伸张正义无法回避非常之手段。
　　“六四”的盲目、偏激与狂热，反腐捕风捉影，运动没有是非与节制，多少有点文革味道。精英知道西方民主在工农中没有号召力，只能以反官倒忽悠民众走上街头。而“邓朴方是中国最大官倒”等传言又基本是捕风捉影，专制体制下反腐是无底洞，治标不治本，不依不饶势必导致无政府混乱。
　　站在正义角度，反官倒总是没错，但是在官员和民众普遍不认同私有经济的背景下，双轨制以改革试点方式推出，势必在专制环境会出现官倒现象。社会进步都需要在正确时机，以可行方式渐进实现，而学生群众反官倒运动，只能激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反弹，使党内改革派处于被围剿状态。
　　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静坐、罢课、绝食抗议，要求与政府对话，可是在言论相当自由的背景下，始终没有提交出务实系统的对话纲领。尽管运动后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但始终没有向民众普及民主的努力与打算，也许那时精英们认为没有必要了，很多精英认为民主已经垂手可得。
　　时过境迁，精英至今不知反思自己的激进，改拿后发的流血事件不依不饶，“六四”阻碍着培植民主氛围。不合时宜的两场学潮，帮助保守势力毁掉了两任优秀总书记，让中国政治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倒退。期间有人往毛泽东像上泼墨，还是学生主动将其押送公安，此举显然不是民主人士所为。
　　与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对比，俄罗斯人对待前来军管的军人，就如同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对待游行学生，热情提供食物和饮水。从北京宣布戒严开始，学生就应该把军队放进城，可让学生运动策略多很多灵活性，士兵也是老百姓，没了鲜明阵线，军队也就很难跟学生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
　　“六四”枪声让一些市民丧失理智，残害了数名本无杀机的走散士兵，烧军车，石块反击士兵，不但造成双方更多伤亡以及经济损失，还帮决策者血腥镇压补充了借口。中国民间在没有枪械的背景下，必须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来面对自己子弟兵，这种精神感动部分军人支持是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
　　针对党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民众的纯朴愚昧狂热，已经形成的僵持乱局，如果自己站在权力制高点，是否有什么更好策略能够快刀斩乱麻。国家稳定与改革开放，阻止文革复辟，才能务实给未来民主机会。世界历史中屡见不鲜，习惯了血腥的愚昧狂热民众，同样能邪恶阻碍破坏现代文明进程。
　　“六四”表面上由知识文化界主导，运动一直井然有序，其实那只是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前假象。民主真正阻力来自工农，党内分歧也不支持强力推动，绝食已经让民族开始浮躁。西方及海外民主人士，一直谴责义和团运动，声讨文革，却始终不理解在愚昧中国“六四”还能衍变成更加血腥版本。
　　如今很多民主人士，包括美国等西方主流舆论，一直以政府不能枪杀赤手空拳平民为由，无视中共改革派最终妥协武力维稳事实，以及邓小平良苦用心，血腥维稳没给他个人强化任何权利。同理在二战末，美国给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无非以最小代价阻止狂热民众危害世界。
　　显然在生死对决中，不能简单以是否枪杀贫民为标准，需要政治智慧去预见未来不同结局，各种势力谁能成功，成功后将做什么，否则只能道貌岸然做愤青。所谓愤青，指那些只知道什么是正义和理想，而不知道如何在非正义非理想环境中去实现正义和理想，分析问题缺少逻辑，缺少务实举措。
　　二十多年来，“六四”已经成为分裂民族、各种政治力量，阻碍民主进程的重大事件，搁置时间越久积蓄的社会破坏力越大，量变到质变后即使再还原真相，估计也难有人信了。当时关注民情的人本来就少，当事人记忆还会日趋模糊，人们不愿跟后代涉及此事，甚至别有用心组织肆意颠倒是非。
　　民族现今最该争取的，是把六月四日定为“国殇日”，悼念亡灵，反思传承。“六四”是中华民族拿着先人发明的指南针找不到北的必然悲剧，而“平反”这个字眼搀杂着太多政治利益，在思想混乱是特色的现实中国，不适合以“平反”作为民主诉求，眼下没人具备威信和觉悟帮民族明确是非。
　　现有成熟民主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两种民主力量，既得利益权贵中分化出的觉悟者，以及民间民主力量多种形式无畏自我牺牲的和平抗争，缺一不可。“六四”时民族只是不擅示威游行，可是由于“六四”不合时宜导致血腥结果，正义需要援手时再难有理性群体示威呼应。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开始时髦“一家两制”，有背景和能力的人纷纷下海，在私有化过程中，权钱交易开始泛滥。经济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停滞，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快速聚积，不满情绪蚕食着责任心，各种责任事故案件此起彼伏，客观上形成了民主与危机赛跑局面。
　　中国由毛泽东封建独裁，转入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体制，冠名以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摸着石头过河，党内派性斗争成了腐败温床，让民族迷失了是非与正确方向，社会风气日趋沦丧。俗话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铤而走险者频繁以身试法，让中共因此丧失公信力，殃及党内民主言论都得不到共鸣。
　　经济改革本来可以简单转化国有资产属性，规范私人集资、股份制法规以适应现代大规模生产模式。可是由于改革依靠强力推动，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专制体制无法回避权钱交易，成功人士普遍存在龌龊。既得利益权贵绑架政府与政策，对弱势群体合法掠夺，瓜分国有资产，引发社会高度不满。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波逐流，几乎成为大中华封建几千年的主流。如今民族对时事的麻木，站在人性的角度都可以理解，务实地把小家经营好本也没错。但是坐等收他人渔利的是否想过，类似幼园屠婴变态恶性案件警示民族，风气恶化会降低所有人幸福指数，人祸不是想回避就能如愿以偿。
　　君子要有起码底线，明哲保身虽然也是一种本能，但是在不伤害自身的前提下，正义的话尽量多说，正义的事尽量多做。社会进步不必苛求所有人都去冲锋陷阵，让全民族陷入哲学的烦恼，但是社会进步离不开率先觉悟的智者，为正义无畏牺牲的勇士，民众不该对他们冷嘲热讽，甚至助纣为虐。
　　谎言政治时期，错乱模糊理论体系下，有人担心愚昧，有人维护专制，中共不给机会，民众也不知如何理性示威。民众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崇尚激进暴力，没吃到肉的骂娘，吃到肉的也骂娘。类似石首、新疆与西藏激进暴力事件屡屡发生，说明如今交流机制相当薄弱，民众需要正常表达与发泄。
　　杨佳袭警悲剧，政府应该首先反省，体制压抑的不满情绪，公安无孔不入、局部堕落、普遍不务正业，随时将小事转化为恶性案件。但是从海内外民主力量评论，错把杨佳视为正义英雄，折射出一些人的饥不择食。首先没有迹象表明他是为民主而战，对正常法制的挑战客观上就是对民主的伤害。
　　有人承受不了压力，受不了官吏的欺压，以伤害无辜、自残方式报复社会，非但伤害不到邪恶势力，还会连累亲人，让他们抬不起头。既然已经看淡生死，何不妨在公众场合高举牌子，声援民主，声讨腐败。此举也许一时收效甚微，但是注定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中国，而且会成为亲人未来荣耀。
　　爱国是人类私欲升华的一种高尚情怀，可以给正义人士无穷力量，如今有人批判爱国贼，显然是对民主信心不足的变态。党文化多年来一直把中共凌驾于国家之上，把国家和政府等同为一个概念，甚至把个人等同于政党或国家，阻塞着不同声音，精心维护着专制体制，与民主现代文明水火不容。
　　爱国意识焕发着人类的爱心，任何民族不该狭隘地排斥世界文明，国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公平和正义，人权状况不佳时老百姓也不可能积极维护主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排他性一直制约着现代文明，遗憾个别少数民族具有更强烈的排他性，其实在公正环境中寻求快乐远比死守传统更有意义。
　　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当出现依法证据不足情况时，民主体制授权民众把疑似贪官选下来，而不是如文革根据想象和多数意志对其采取专政。当出现官官相护时，这时就需要群众集体和平示威抗议，引起舆论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必须要有节制，而且要善于呵护经济环境。
　　以“强拆”衍变出的悲剧总结教训，城市改造需要长远规划，科学论证拆迁补偿细则，对“钉子户”以法律公开裁决，保证百分百签定协议后施工，对伤人方及仗势违法强拆者必须依法惩治，防止权钱交易以及形象工程造成资源浪费；批判强势必须迁就弱势的起哄，批判以“钉子户”无理取闹。
　　“法轮功”上访中南海时，虽然没有实施暴力，可是没有节制不依不饶，只是为了阻塞学者的批评，隐性专制初显；而且组织宗教色彩浓重，受到偏激理论指导渗透于政治领域，幕后指挥却置身海外。中共理论体系本来错乱，一直回避所有争论，为了稳定取缔“法轮功”，被列为暴政实在牵强。
　　“法轮功”提倡“真善忍”，与“为人民服务”相媲美，可是在与中共较量中，自己却“忍”不起来。其“退党保平安”，又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出一辙，血统诅咒隐约预示着未来再现腥风血雨。“法轮功”如果不改弦易张，在文明西方危害不大，在落后中国难免不与愚昧邪恶共振。
　　毛泽东时期的血腥理论，历次残酷的革命与运动，伤害了很多无辜，这些人及其后代饱受过心灵肉体折磨，成为如今暴力言论的主力军。他们中一些人虽然高举民主旗帜，强烈的复仇心态，湮没了民主大义，憎恶毛泽东，导致其与所有共产党人为敌，激进言行时常成为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的障碍。
　　“六四”后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民主根基，民主理念日益深得民心，可是模糊发展导致了更多深层次矛盾，党内外始终无法达成谅解。华而不实的暴力恐吓离间着民主派，阻击着共产党彻底否定邪恶历史，成为中国民主进程最大障碍，三十年经济成果随时可能因为动荡一夜回到改革前。
　　毛泽东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以暴制暴，血腥革命，代价很大，结局却是赌博，难说成功后不是打造一个新军阀，而且民智低下时几乎没有胜算。高官帮派民众割裂之时，强力推进民主只能将中国推向战乱分裂，破坏经济无力未来福利。老百姓在面包和民主面前，人性地分析会很正常地选择面包。
　　一些流亡人士在海外组建党团本来值得称赞，可偏偏本本教条，偏激理解中国现状，崇尚暴力。近期还有人荒唐成立流亡政府，揭露只是为了让共产党难堪，不惜造谣中伤。有些“民主人士”愚蠢地以为，只要中国政治氛围宽松，那都是自己恐吓的功劳，殊不知与百姓离心离德，已是小丑形象。
　　客观评价二十年来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远不如三十年来共产党推行的系列举措，对推动民主进程来的实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废除高官终身制，改善权力斗争残酷局面。这些举措动摇着专制独裁根基，证明了三十年来共产党内高层民主思维和力量的存在。
　　温家宝在多种场合发表了民主言论，作为中共高官，此举实属难能可贵，应该获得民族积极评价和支持。可是有人根据“他夫人就是最大既得利益者”的传言，指责他在做秀，伙同文革势力和保守势力围剿党内民主言论。温家宝不怕民主以后接受法律检验，民族就不该排斥和平推进民主的机会。
　　有些既得利益者如今生活四平八稳，生怕变革会打乱自己生活，以社会不养懒汉为由抵制民主；甚至有些人，怕玩熟的聊天室关掉，听见民主就害怕，不见为中共中的正义言行叫好，而是为专制体制大唱赞歌。现代文明都能尊重动物，自然更要保障懒汉基本生存权利，何况弱势中还不全是懒汉。
　　中共早在武装夺取政权期间，为了确保在血腥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制订了相当严明的纪律，对夺取政权起到了重要保障。可是中共在夺取政权执政以后，始终没有摆脱革命党的影子，纪律蜕化成专制独裁的帮凶，阻击着党内正常的言论自由，压抑了党内正义与正气，缺乏透明极大纵容着贪腐。
　　民族应该善于应对高官，人都具有两面性，对待任何政客，或者组织，理性智慧的民族会支持所有人的正义言行，也不会盲听盲信。在残酷政治斗争中，无论CCTV、中宣部，还是西方媒体，都难免存在偏激和谎言。人类都有私欲，当有人把荣誉看的比生命还重时，就是值得人类称道的高尚觉悟。
　　人类追求民主，摆脱不了利益对民众的驱动，公平里面就蕴藏着利益。开创民主事业，需要领袖来凝聚民众，乌合之众势必一事无成，而且还需要民族具备选择领袖鉴别其品德的智慧。开创民主是在改变传承和习惯，领袖必须具备觉悟，自觉抵制私欲诱惑，否则很容易顺应传承回归到专制老路。
　　在中国诸多思潮中，认为否定了毛泽东，就犹如拔了共产党的根，共产党人至少要卷铺盖走人。其实抵制浪子回头是极端自私的，这让社会危机四伏，让党内更多高官对毛泽东只能若即若离，而不敢与其彻底公开决裂。民族无视党内民主人士的存在与努力，也就断绝了中国和平实现民主的希望。
　　回顾早期共产党人，本来追求的是类似于民主共和的理想社会，只是由于选择了斯大林血腥社会主义，采取了土匪革命方式，才让中国在实践中逐步沦陷于专制独裁。民族素质论，现今民主人士不服气，想当年的革命者也不服气，只有毛泽东偷着乐，愚昧的中国一步步走进他早已设计好的圈套。
　　体制缺陷无法制约权力膨胀，不能说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邪恶，不能否定民主集中制，不能因为毛泽东邪恶而否定大多共产党人。民主集中制本没错，错在中共一直没有科学正确解读，错在选举前缺少毛遂自荐，错在选举时集中，错在选举后执政期间集中不起来，导致选举没民主，执政乱扯皮。
　　完善民主集中制，需要改革政治局权力结构，保证政治局监督权力同时，保证总书记决策权力。总书记应该脱离政治局，属于两个独立权力机构，成员都是在广泛直选中产生。明确总书记独立决策范围，以及政治局监督弹劾等章程，重大决策需要双方通过，突发事件需要政治局规定期限内认定。
　　如今中共形成三足鼎立，拥毛文革派、既得利益权贵保守派以及改革派。由于邓小平改革派的出现，使得共产党发生了质的变化，摆脱了红色恐怖，经济高速发展。而由于顾忌民智，迟迟没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政要闲着时还要偶尔赞中国人民几句，更何况中国政要，无法推委责任给民众。
　　共产党人前途，取决于哪派主导未来，民主改革派只有尽快取信于民，彻底排除停滞倒退力量，将中共改革成为民主组织，才能保证中共名垂青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无论党内斗争多么复杂，都在争取政权温和更迭，如今排除停滞倒退力量，仰仗着所有民主人士的团结、包容以及不懈斗争。
　　愚昧选择了毛泽东，历史将民主重任赋予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也许会没有共产党，但是愚昧还会让民族选择其他的独裁组织或个人。任何组织都存在投机分子，也都存在正义人士，民主力量无论在哪个群体里，都会推动民主进程，而民主人士在共产党中意义尤为重大，那是和平推进民主之希望。
　　痴迷暴力革命的人普遍认为，如果想既得利益权贵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与虎谋皮。任何时代都会存在既得利益权贵，如果一个民族永远没有觉悟的权贵，那么这个民族将永与民主无缘，因为即使革命也需要既得利益新权贵的觉悟，因此给中共机会是不想民族舍近求远。
　　既得利益权贵中存在为富不仁，也不乏随波逐流者，他们对待利益和民主态度也不一样。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惜命，暴力思维会将随波逐流者推向反面。人们普遍随波逐流争先恐后加入既得利益群体背景下，不能以是否成功作为敌我标准，因此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应该务实善待成功随波逐流者。
　　也许人类潜意识里都有欺软怕硬的本能，毛泽东时期邪恶，但那时的民众，或因愚昧，或因懦弱，屈服于毛泽东淫威之下，听不到任何暴力鼓动。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尽管出现过反复，可基本处于循序渐进搞改革的大框架内，偏偏这时暴力清算声音不绝于耳，言论越是宽松，这种声音就越大。
　　言论管制时指责言论没有自由，而言论宽松时“民主人士”除了渲染仇恨，忙于声讨，鼓噪清算与利益再分配外，不知该以什么言行去务实促进民主。“稳定”与“和谐”成了贬义词汇，不知追求民主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打造真正和谐社会；利益驱动或者强化仇恨，很容易历练出畸形政治力量。
　　有人是因为个人仇恨，有人是受到自身团体利益干扰，宁可民主、言论自由来的更晚，宁可腐败横行的更加猛烈拖垮中共，也舍不得放弃“暴力”言论，主观上就是在争夺推进民主主宰权，客观上阻挠着必须中共民主派参与才有可能的和平实现民主之路，有意削弱党内民主改革派在民族的依靠。
　　暴力革命会摧毁国家经济，间接破坏民主根基，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只要存在一丝希望，正义人士就应该以维护和平为己任。有些民主组织或个人明知现今中国没有暴力土壤，还要顽固自淫，空以暴力清算口号做恐吓，除了制约中共改革派和平稳步推进民主，也只能小儿科炫耀自己是民主人士。
　　有些组织舍不得放弃暴力言论的动机应该质疑，他们只是把民主当成招牌，活动当成一种经营，毕竟客观上民运让个别人幸福的乐不思蜀。也许这些组织同样害怕中国民主，从不把务实、尽快作为中国民主的首要目标，却热衷于给中共闹点难堪忙于做秀，不惜自己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绊脚石。
　　在论坛常见一种幼稚想法，不要皇帝恩赐的民主，抵制实施中共内民主。其实无论中共推动哪种民主，只要实现广泛人员参与的真民主就是好兆头。只要民主氛围日益宽松，民智日益增强，子孙后代就会把民主落实的更好。民主要素：言论自由，毛遂自荐，广泛直选，三权分立，抵制民主暴政。
　　西方民主尊重私有财产和适度分化，有人便以民主人士站在官僚资本立场与工农为敌做借口，极力抵制民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主人士反专制独裁，自然反对权贵权钱交易；之所以尊重分化，那是因为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维护的是所有人长远利益，否则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就会丧失竞争力。
　　现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资本积累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尖锐，具有强者恒强特征。中国从温饱贫困线起步，如果想造福后代，摆脱经济后面爬局面，则无法跨越这个阶段。中国这三十年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出卖能源和廉价劳力，自然忽视了农工利益。
　　独裁专制政府首脑脱离监督，导致未来首脑品质不可预见性，忧虑的世界不会放任专制国家持续高速发展。如今富豪资产外逃也已成燃眉之急，如果民族不能尽早清除民主暴政土壤，政治体制继续裹足不前，中国经济领域的所有努力都将成为给发达国家做贡献，当代农工利益的牺牲也成了徒然。
　　近年来很多民众已经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甚至由于通货膨胀生活质量急速下降，牺牲基层民众利益带来的危机，已不会允许民主无限期拖延。模糊发展可以应付一时，不可能支撑一世，市场经济注定了发展中国家追超难度，因此既得利益权贵的持续贪得无厌，客观上捆绑民族走向动乱。
　　中国在摸索依法治国，由于法律体系存在若干谬误，败坏了法律正义。维护着党国专制统治，法律法规政策加剧着两极分化，存在劫贫征收，法律弹性给了腐败空间。吴邦国近年来屡次强调中国不搞联邦制，间接否定着民主，后来又强调“不搞私有化”，注定会干扰中国经济引发富豪恐慌移民。
　　党文化如今相当混乱，一方面声称“为人民服务”，同时禁止向党和人民公开要官，客观上把官职当成了特权，从制度上限制了毛遂自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在加强私有经济，而且私有经济比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力明显强于私有经济薄弱的地方，“不搞私有化”显然违背了中共多年的政策。
　　计划经济与专制体制总是形影不离，计划经济有时的确可以创造辉煌，但前提必须要有明君，聚智慧与品德于一身。专制体制下创业容易守业难，因为不可能总有明君，各级官吏普遍对提拔自己的人负责，脱离百姓监督，实难指望官吏自觉维持公正，创业可以靠三把火，而守业靠的是持之以恒。
　　刘晓波因言第三次入狱，说明政府还是一个专制政府，但不能说明是残暴政府，既然体制已经遏制了家天下，自然不会存在高官誓死捍卫党国。面对党内保守势力的霸道与拖延，民间民主人士的咄咄逼人，以及尚不老道的民智，如何平稳地跳出六十多年的谎言与传承，党内改革派智慧受到挑战。
　　如今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很多，有专制体制导致的腐败，有高官持续派性导致的不作为，有资本积累阶段引发的必然分化，有民智导致的是非标准错乱。作为执政的中共，必须首先解决自身体制问题，才能建立与民众的互谅，民众才能明确是非树立使命感，心平气和地去面对生活事业中的挫折。
　　当前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邪教，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才出现毛泽东邪恶时期，因此错误推论西方现代文明也不适合中国。其实马克思充其量有些是非错乱，属于极端理想主义者，前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不能否定其为弱势著书立说的正义感，毕竟当时西方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毛泽东玩马列，一直断章取义，精选了与中国民间津津乐道的“杀富济贫”共振的成分，让中国政治徘徊在封建专制，都是中华文化奠定的基础。毛泽东挑战传统文化的口号本没错，错在毛泽东动机不纯，错在文革时期对文化摧残，错在连同人性正气一起砸碎，错在抵制西方现代文明选择独裁。
　　民主的确需要前提，消除文化排他性，在民主相关问题上明确是非，防止思想、利益、地域割裂形成拉帮结派。否则只能强力从广泛精英民主过渡，或在是非错乱环境实行扯皮民主。前进有风险，停滞与倒退都是死路一条，尽管如此也不能否定西方民主先进性，为了持续发展只能清除民主障碍。
　　面对错综复杂时局，民主与危机赛跑危急时刻，需要首先树立民族正确是非观，明确前进目标，一时无法实现的可以科学制订时间表。中共可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党团加强合作，抵制暴力言行基础上实现言论自由，解除党禁报禁。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应该务实放弃暴力言行，防止好心办坏事。

庄民
2010年5月3日初稿2011年11月29日本稿

庄民

　　官方对毛泽东，很多年保持沉默，与毛泽东若即若离，是随波逐流高官当今最佳权术选择。保留这块招牌，除了昭示中共正统，还可以安抚些毛派势力。党内改革派反对专制独裁，迟早会与毛泽东决裂，只是时机问题，而最佳时机是，民族普遍客观评价近三十年，体谅专制体制下主持正义的特殊性；不过安抚毛粉而失去民主力量支持，显然越发得不偿失。另外不排除党内存在保守势力，又想借助招牌维护专制，又怕忽悠毛粉过火，让阶级斗争情绪复活，伤害既得利益权贵。
　　多年来无论哪里，只要一涉及毛泽东，肯定会引起一番激烈争论，而且时常升级为彼此漫骂诅咒。辩论本来正常，可是缺少真实史料，是非观念错乱，只能无休止打口水战。评价毛泽东，关系到中国能否确立正确是非轻装前进，三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诱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内耗随时引发社会动荡，让国家无法保证可持续发展。长期不能给毛泽东定位，民族被割裂，严重制约着民主进程，人群割裂背景下即使民主也是没有效率，而毛粉超出百分之五十时民主则意味着文革复辟。
　　当下中国不乏聪明之人，可是大多忙着发财，另外顾忌专制环境，所以把热情都悄悄埋在了心底。公开活跃关心中国前途的人虽在增多，可是无论左右，多是受利益或情绪牵制，观点和表现都暴露出政治上幼稚，基本与民意格格不入，甚至民主队伍中也不乏毛泽东残酷斗争情结。由于毛粉势力意愿单一，处处显示出团结，其表现气势磅礴，但是毛泽东去世已久，很多人都在人云亦云，早没了昔日忠诚及敏感；一旦公布真实历史，民众经历过了改革开放，足以接受任何结论。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放大了专制体制下腐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福利保障没能及时适度跟进，导致很多民众精神压力过大，让人错觉毛泽东时代公平，而“为人民服务”等绚丽口号，模糊了那个时代摧残人权的邪恶。经济萧条，生活必需品都需凭票供应，贪污了钱也难有东西可买，所以当时腐败主要表现在权权交易。再加上高度新闻管制信息封锁，舆论单一洗脑，“帝国主义国家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等着社会主义阵营去解救”，因此当时心理落差很小。
　　专制体制下发达的新富豪，在想象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违法，有人担心进入民主法治社会，违法证据难觅，会存在很多漏网之鱼，不甘心这些人民主后依然逍遥。其实所有国家从专制到民主，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尴尬时期，毛粉等坚持一刀切阶级清算，好似眼睛里不容沙子，客观上在阻挠民主破坏法治，拖延专制时间以及基层民众苦难。务实分析，即使存在漏网之鱼，这些人大多脑子活泛，善于资本运作，会给社会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愚蠢之人会很快被法治或市场所淘汰，何惧之有。
　　毛泽东效仿斯大林玩弄权术，带领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在党内赢得了历次权力斗争，最终自己走上了神坛。其手段也很简单，迎合利用加剧愚昧，拉帮结派，模糊是非，言而无信，心狠手辣；晚年为稳固既得权利，人为扶持派性，相互牵制，导致后患无穷。持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总让“少数人”处于血腥恐怖之中，只是多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邪恶缺少切身体会。无休止的斗争哲学，随时调整敌人范围，在运动中给斗争对象定比例和任务，倡导“大义灭亲”制造了红色恐怖。
　　城乡、单位、职务、等级工资等差异，时刻培植着尊卑，那时身为国营职工，是整个家庭的荣耀，而农民连到城里自由打工的权力都没有，更没有国营职工的医疗保险，只能享受赤脚医生服务；很多城里人因为第一时间没能进入国营集体，注定了一辈子临时工命运；文革后为掩饰经济崩溃缓解就业，毛泽东此时则忽视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领导地位”，破坏城市引领乡村的规律，变异知识下乡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客观上削弱了工人阶级后备力量。
　　毛泽东一直标榜自己是农民，还让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舆论导向因此误导农民当了家做了主，殊不知自从他们登上权利宝座，早就自然脱离了农民阶层，其典型个例荣辱代表不了广大农民阶层。在毛泽东心中，国家管理只有权利，无需专业知识，恩赐给谁都可以胜任，只要听话就行。其出身学说和实践也很邪恶，让一些人自打出生就失去了尊严；只有“反革命”罪名例外，束缚所有人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人越穷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导致人民干劲冲天却始终食不果腹。
　　如今很多毛粉苛求人民代表大会按照阶级比例分配名额，此举只能让政府臃肿笨拙，将中国复辟到毛泽东共同贫穷时代。政府公务人员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国家管理偏偏需要专业人才，而这些精英头脑灵活，处事态度务实，基本跻身富豪群体。如何从少数精英群体选拔出公务人员，使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确是令人类困扰的难题，没有最好办法，只能通过民主，以选票精选觉悟的精英，尽管不能确保最好，但是可以有效制约庸腐，以言论自由充分行使监督。
　　很多弱势群体虽然也不喜欢共同贫穷，但是更忍受不了分化让自己遭受的白眼，所以宁愿站在文革复辟旗帜下，不惜国家倒退到共同贫穷。殊不知“为富不仁”是中国变革时期必然存在的现象，很多人因此伤害了个人利益，坚持正义也付出了诸多牺牲，中国如果想摆脱几千年的恶性循环，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经济上顺利赶超发达国家，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前进，而不是文革复辟，否则人民群众如今的牺牲非但打了水漂，今后中国还会因为再次崛起分化，让人民重受二茬罪。
　　毛泽东不惜以志愿军阵亡十万计为代价，力促中国在朝鲜战场抗衡了美国，后来又费尽心机拥有核武器，把愚昧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因为建国后没有遭受过外侵，文革时期又出现民整官，所以造成人民站起来的错觉。毛泽东是站起来了，而且还高高在上，而所谓人民当家做主的现实是，和平时期民不聊生，国内不能存在任何反毛声音，收音机短波波段旋钮都是摆设，帮助过毛泽东的功臣，包括文革中造反的学生，几乎没有好下场。没有人权国度，主权也只能保护独裁者的利益。
　　建国后毛泽东的确展示了强大国威，把狂热民众凝聚起来，让西方世界无所适从；毛泽东敢于豪赌，根本不在意军人和百姓性命，无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利用矛盾又是毛泽东的拿手功夫，巧妙利用苏美两大阵营对立，在二强之间以平衡获得生存；对外示弱的时候，回避或篡改背景真相，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做掩饰。斯大林促使外蒙独立，搞个人崇拜和血腥清洗时，毛泽东或装聋作哑，或唯唯诺诺，偏偏在前苏联否定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断绝了与苏联正常往来。
　　否定毛泽东的理由，不该是传说中他婚外玩弄女人，不该是杨开慧还在监狱，就与贺子珍重婚；而是以脱离人性的标准要求他人，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群众点灯；百姓如果暴露生活作风问题，文革时期将会生不如死。毛泽东时代共同贫穷，破坏了色情行业土壤，其中多数人暴政功不可没。色情行业兴衰反映着文明程度，但是综合疏导的结果才作数。尽管政策法律道德丑化压抑着性欲，可是那时强奸杀人犯却是屡见不鲜，百般限制婚姻自由，导致时常耳闻情欲诱发的恶性案件。
　　毛泽东生前以多位亲属的牺牲，来标榜自己品格高尚，使用出身理论神化自己，本身就是无耻表现。首先意外阵亡与慷慨赴义，牺牲方式不同，都折射出对信仰的忠诚差异；而且在正义战争中阵亡的人，都不能确保所有人品格百分百高尚，更何况张冠李戴。从毛泽东毕生追求分析，为了实现独裁，他可以拿江青做枪手，宁可亲人牺牲，也不肯放弃权利，就可对其人性略见一斑。借花献佛是毛泽东骗取人民信任的一贯手法，以“为人民服务”口号和雷锋等标杆来昭示自己伟大。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评论者首先跳出三界外，以当时世界文明为背景，国内政治环境为依据；除了根据其言行鉴定其功过是非，还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挖掘其动机，才能准确定位历史人物；尽管挖掘动机很难，可又无法回避，因为做事动机决定着一个人的品性。人都具有两面性，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好事，或者只做坏事，但是在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前提下，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神化自己，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可以作为世界现代文明背景下一票否决毛泽东的理由。
　　探讨三年大饥荒，不必把精力消耗在大饥荒死亡数字上，因为无论饿死几万，还是饿死几千万，都影响不了我们对毛泽东邪恶本质的定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健在的人还很多，目前很容易了解到真相，只要激发了年轻人求知欲，由不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信口雌黄。据说大饥荒头一年中国农业大丰收，当时吃大食堂，不允许把粮食收到个人家，而由于集体储存能力不足，导致大量粮食烂在了农田，次年百姓没有粮食吃，只能抢吃野菜、树皮、树叶，很多人因此出现浮肿。
　　最新解密资料表明，前苏联知道中国大饥荒后，主动提出支援中国，可是被毛泽东拒绝，而且主动承诺按时偿还债务。退一步讲即使上面资料是假的，面对大饥荒民不聊生，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应该进行外交斡旋，不惜委曲求全，也要尝试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可是毛泽东却背道而驰，谎报苏联逼债与自然灾害，宁可人民饥饿与死亡，也不能阻止塑造毛泽东伟大气魄。不是毛泽东不会赖帐，而是他不想为人民赖帐，他害怕因此否定大跃进和大锅饭，顽固闭关锁国政策。
　　三年大饥荒证明了大跃进失败，证明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无能。迫于党内压力，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蜻蜓点水，做了自我批评，经济领域靠边站，给了中国经济几年喘息机会。以那时毛泽东威望，如果致力于完善民主集中制，应该也能名垂青史，可是本性决定了他不能漠视权力旁落，悄悄酝酿文革政变。毛泽东以林彪军界为后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旗号发动文革，借助民主暴政土壤，迎合利用愚昧，实现个人最高指示王国，而群众只能隔三差五享受“忆苦思甜”。
　　毛泽东之所以胆敢如此，就是迎合、利用民族的愚昧，洗脑与利益诱惑加剧是非错乱，以便自己浑水摸鱼。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毛泽东拿着“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荒唐口号，竟然招摇了一个时代。群众愚昧，官员也迷糊，可是经过文革洗礼高官开始反思，有人随波逐流助纣为虐，有人开始觉醒，可是迫于毛泽东淫威而委曲求全。直至毛泽东去世，叶剑英力挽狂澜，救共产党告别邪恶，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总设计师地位，并与其共同推动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
　　经过近半个世纪战乱，中共建国时经济接近一穷二白，前三十年经济绝非一无是处，和平时期总要有所建树，但这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功劳。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起落，从前三十年国民始终在温饱线下挣扎，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的破坏。前三十年历史充分证明，每当毛泽东消停时，国家有了喘息，经济就有生机。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以后，中国人民迅速解决了温饱，跳出了前三十年农业的恶性循环，说明改革开放成就并非毛泽东确立的基础。
　　笔者经历的文革晚期，祖籍只能按照计划种植玉米高粱，乡亲能吃上白面就是享受，吃上饺子就是过年。北方的居民家家都挖菜窖，冬天只能储存萝卜、白菜、土豆等几样蔬菜，政府不参与南菜北运和大篷种植，也不允许个人参与，那时投机倒把还属违法。城市里居委会隔三差五检查居民是否私自养鸡，不给小资产阶级留任何尾巴。想起少年钻到床下学鸡叫戏弄检查人员情景甚是好笑，想起居民发泄不满当众砍断鸡脖子，鸡身拖着耷拉着的鸡头满院子狂奔的情景甚是恐怖。
　　有人拿现今尖锐社会矛盾，反推文革初期毛泽东料事如神，证明文革完全正确。其实毛泽东绝顶聪明，知道斯大林模式和西方文明孰优孰劣，可“十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明他压根没信心实现和谐社会，威望尽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想消灭人类私欲也只能是螳螂挡车，充其量成为他实现个人独裁的幌子，不可能兼顾到群众利益。中共前三十年“权权交易”玩人，后三十年“权钱交易”玩钱，都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专制体制下必然，如今贪官污吏都是专制弄权的受益者。
　　在史实模糊错乱的时期，应该侧重于定性分析，已经能够定性的事件就少纠缠于量化分析，正义人士更不该因为量化偏差而内耗不休。其实根据中共发布的史实，甚至毛泽东生前自己炫耀的重大事件，结合现代文明是非标准去剖析，不失为当前行之有效的定性策略。过去教科书一直认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破坏北伐战争、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罪魁，其实只要留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作日期，是在“四一二”之前，就可以澄清历史，毛泽东才是真正罪魁。
　　因为国共精诚团结，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深得民心，北伐势如破竹。而毛泽东深知乱中夺权道理，担心进入和平局面后难于混水摸鱼，因此无视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土地改良政策，迫不及待在湖南掀起土地革命。土地改良政策意味着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农民，但是需要合法政府做后盾，落实起来还需要时间。毛泽东以无政府土匪方式斗杀地主，玩的就是时间差，毕竟土地革命可以立杆见影迎合一些农民需要，表面很正义，其实就是血腥的民主暴政。
　　毛泽东生前一直赞誉北伐战争，可明知被杀土豪不少是北伐军官家属，此举势必引发国民党各个方面恐慌，激化国共矛盾，毛泽东不惜违抗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土地革命，要的就是国共分裂这个效果。遗憾蒋介石也落入了毛泽东圈套，针对所有共产党人发动“四一二”政变，把主张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也推向了绝路，引发中共中央频繁发生改组，国家和国共混乱都给了毛泽东机会。土地革命初步显示了毛泽东弄权的手段，也说明他十分自信，未来能够驾御中共，驾御中国。
　　历次土地政策变革显示，毛泽东是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决策从不根据是非曲直，随时根据革命斗争需要而变化。湖南土地革命，实现了国共及中国混乱；延安时期作为政府首脑，毛泽东推行的土地政策却是改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个阶层；而建国初期，毛泽东又将土地政策恢复成革命，表明他将确立铁腕政权，保持中共革命党本色。这种革命思想，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抑制了经济领域主观能动性；在后三十年民众无法接受新分化，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毛泽东一直借助媒体痛批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能漏掉一个”，可是中共历次运动扩大化，民众面对如今诸多尖锐矛盾的情结，又何尝不是如此。现代文明需要民众摆脱愚昧，理性遵循法治，“宁可漏掉一千，也不能错杀一个”。毛泽东迎合、利用愚昧，务实创建中共武装，本也无可厚非，战乱时期需要实力说话，抵制迎合就很难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民情愚昧，战乱又让人民水深火热，民众受到利益驱动，选择毛泽东也是必然，而毛泽东不该和平时期加剧愚民。
　　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再次联手抗日，由于攘外前没能安内，国共都顾忌着后院着火，潜意识里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消极对日正面作战。毛泽东游击策略，宣传上是骚扰打击日寇，客观上是以壮大共产党武装为主，骚扰日寇为辅；平型关和百团两次对日正面作战，还被毛泽东批评暴露了实力；而敌后游击战，非但不能有效消灭日本军事力量，反而拖累敌后群众遭受损失。游击策略也只能仰仗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援手，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国共两党军队才开始积极抢占地盘和枪械。
　　毛泽东不该抹杀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不该无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决定性作用与恩情，不该把抗日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之后国共内战是民族愚昧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当时那片土壤，产生不了贴近群众的民主力量，来引领中国实现民主。电视剧中可以看到，美国调停人马歇尔不辞辛劳往返国共双方，认真从中斡旋，希望中国建立民主政府，而国共两党却把马歇尔当猴耍，利用他拖延时间积极备战。民主对当时的工农来说，属于奢侈品，所以中国很少有人感念马歇尔。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诸面旗帜，更加迎合了民族的朴素追求，尽管建国后证明有些旗帜只是权宜之计。这些旗帜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壮大了共产党队伍，使得共产党多了很多善良和智慧，正是因为这些力量，积极影响着共产党整体素质，最终瓦解了毛泽东毕生经营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借助思想高度控制，最终实现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以运动战和军人坚强的意志彻底击溃了松散管理的国民党军队，把他亲手砸碎的“旧世界”重新统一起来。
　　从作战角度分析，运动战以军队良好作风做支持，可以有效实现以弱打强。可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具有同样缺陷，时常拖累支持自己的群众遭受损失。国共内战初始，为了战争需要，毛泽东就把老根据地延安抛弃了，声称不惜坛坛罐罐被打烂。而运动战与土地革命相结合，非但对农民缺少责任感，还胁迫民众不得不参与革命。其实早在土地革命之时，毛泽东就有终极目标，在农村实现合作社，之所以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不惜合作化时对农民背信弃义，无非有利于招兵买马。
　　毛选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充满敌视知识精英，迎合利用愚昧的观点。毛把所谓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因为他们极端反对革命，主张资本私有经济，与西方列强往来；不以善恶来甄别敌友，反对革命或者想生活比大家好，都被当成罪过，中国也只能血腥与贫穷了。他文中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进步阶级，是革命运动领导力量，可从其毕生理论或者实践，不知这个结论由何而来，文中所列举理由，不外乎无产阶级和贫雇农受到利益驱动，最容易被当枪使。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政府倾向十足，通篇充斥着民主暴政思想，崇尚城里人怕乡里人，淡忘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证明毛泽东只是冒牌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封建时代以农业为主，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乱，基层民众就沦落在生死线上，再由于传统等级文化束缚，以及个别为富不仁现象，让基层民众没有尊严。可毛泽东声称矫枉必须过正，宽容痞子现象，以基层民众报复心理驱动，以新的不公摧毁旧的不平，最终只能以新权贵取代旧权贵，将永远无法确保所有人尊严。
　　将近百年后，海内外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活跃力量，依旧时尚痞子政治，理性民主力量迟迟不成气候，广大民众因此对前途没有信心，始终成为中国民主进程尴尬。西方世界尽早结束中国专制的初衷毋庸质疑，可是扶持政治势力原则，只要反共就行，对待中国民主进程，只要中共倒台就行，好似中共以外的政治势力都比中共强。瓦解专制确保世界进步安全的动机可以大肆宣扬，可万一中国变革导致经济崩溃，还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估计明白的西方人不敢点透这层关系。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对红军洗脑，他批驳军阀的观点正确，可在后期实践中却一直致力于军阀政权，借助军事表现逐步攫取了中共和国家领导权。他把红军定位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意味着毛泽东要从党家军开始，打造中国最大的军阀政权；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运用于军队管理，可以确保军令畅通，强化军队战斗力。毛泽东阴险之处，回避治国与治军不同，建国后治军原则运用于各个领域，军人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向。
　　中国习惯了胜者为王败者寇，评价名人也是一好百好。毛泽东具有军事才能，在战争时期受到器重无可厚非，但不该因此推论其胜任党务；很多学者因为某一学科而成名，现今偶尔就时事牢骚几句，舆论都会盲目追捧，而怠慢理性务实正义言论，甚至以哲学文学水平作为批驳民主人士依据；美国民主实践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很多人就把现今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民主策略想当然确定为正确法则，殊不知在专制国家推行民主，与民主国家维护民主，手段存在很大差异。
　　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指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由此可见他清楚凡事都需循序渐进，不能冒进。可是建国后为了独裁，迫切想在经济领域立腕，以运动强力推行合作社，失败后也只能以政治斗争解嘲。毛泽东晚年理论更是泛滥，自相矛盾之处很多，影响在文革，同是忠诚他的群众，武斗中都以毛主席语录攻击对手。
　　尽管毛泽东没有认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重新定位“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长征后的毛泽东，深知单纯依靠农工，乌合之众成不了气候，在反对日本侵略之机，举起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筹划吸收知识分子充实中共领导力量。可是毛泽东无视斯大林独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一刀切丑化，还给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精英套上“小资产阶级”的紧箍咒，明确与资产阶级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可如果反革命就是非正义成立，正义旗帜下潜藏滥杀无辜，人类因内耗则没有宁日。“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可既然真理时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才要堤防多数人战争衍变成暴政。
　　“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所有人都喜欢被赞美，工农更不例外，政客们因此都摆脱不了迎合，无论实践中工作做的如何，都要把话说的漂亮。毛泽东迎合工农，一刀切本已错误，而赞美言辞如此肉麻，还把共产党捆绑进去，可以预见，捆绑他自己，那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重新调整了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与政策，放弃了一刀切，可是仍然以“帝国主义”学说丑化国家之间竞争；文中首次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那么“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经济建设同样需要民主、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是否呵护民主、和平与团结，考核着每个政党本质，也是伸张正义与公正的基础。
　　毛泽东呼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解读孙中山“三民主义”大体正确，还真有点象民主人士。可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同时，拒不承认土地革命错误，掩盖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根本冲突，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此时虽然充满忽悠，但是奠定了延安时期实现相对“民主的模范区”理论。
　　姑且不论《实践论》的哲学水平，单从哲学研究运用效果来看，制造了太多导师，可并没有指明人类前进道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屁股决定脑袋，正义也只能滞留在嘴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人类重要社会实践，缘于他对社会阴暗面以及斯大林残酷清洗的耿耿于怀，迷失了人性，导致他没有交心的朋友，至死没有信任的人。正义必须让人类明白，所支持的领袖或组织，必须尊重人权，性格开朗率真。
　　《矛盾论》演绎出的辩证法，在实践中只能让人无所适从，随便给个结论，都可以辨证出道理，而根据辩证法却很难敲定伸张正义的道路。“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面对所有世间矛盾，应该时刻捕捉以双方最小代价来化解危机的时机。
　　毛泽东一直想人民“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革命会使一些人角色转变，而且注定是少数人，造福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尊重人权的民主体制结合扎实的国民经济，否则也只能在封建皇权革命中恶性循环。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从此分析毛泽东思想，始终在相互对立的专政和无政府之间徘徊。科学认知权力结构，也只能是宝塔结构，无产阶级专政就类似于把宝塔倒过来，导致他毕生事业一场空。拉帮结派势必造就腐败，现代社会也不允许无政府，所以只能通过提高人类素质，科学遏制党团中的无原则没是非的人或事。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给宣传定调的习惯沿袭至今，成为中共体制中的严重弊端。而提纲解释公然出现在毛选，可见中国这几十年国民素质，是非已经错乱到何等程度。从毛泽东在此文和《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刻意渲染中共早于蒋介石发表对日抗战的声明，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喜欢文字表面功夫；从毛泽东诋毁蒋介石与日本的外交斡旋，可见他蔑视规避战争的努力。
　　难得《反对自由主义》通俗易懂，“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毛泽东依据西方民主尊重人类私欲，给群众错觉西方民主纵容私欲泛滥，顺理成章就可以批西方民主了。反对自由主义，强化了中共纪律，确保了军队战斗力，同样只适合战时治军。毛泽东封杀知识分子言论时，毛粉就助纣为虐；如今毛粉言论时常享受同等待遇，毛粉还在崇尚人民专政，反映出他们私字当头，无知如何跳出恶性循环。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倡导军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中共官兵此方面努力的确难能可贵；毕竟在偏激麻木环境，如果不以利益诱惑，极端手段忽悠，想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不过后来还是证明共贫穷易，共富贵难。此文对三民主义解读显然倒退，“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荒唐地把对立的专政和共和捆绑到一起。“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可是没有帝国主义标准，也没见行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导言揭示了一个史实，“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而且该统计还不包括大量游击队，但没以史实或数字说明，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怎样的伟大作用。而且“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论荒谬，“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论持久战》够冗长，建国后为毛泽东增添不少稿费，归根结底持久战就是拖延时间。“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后面这段文字不慎泄露权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可惜人民搞不清楚何为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表达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观，“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可惜在民主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只要有人主张学习美国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很多毛粉就漫骂这些人是汉奸，显然背离了毛泽东这一爱国主义观，没学好毛选还想做毛粉。
　　张国焘“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中国事务一旦涉及外来干涉，犹如清官难断家务事。“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正确的论断可惜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两个党军都维系各自独立性，迟早是国家的灾难。
　　关于防止奸细混入，“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方面，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对工人运动还是具有进步意义，充其量与斯大林只是路线之争。可是文中把托派和投机分子列为打击对象，显然只是为了方便排斥异己，同时给斯大林献媚。
　　分析毛泽东制订的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粗略推敲四条并无明显错误，可是为何偏偏打造出专制的系列体制，问题出在忽视了民主的科学性，小范围的少数服从多数与拉帮结派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治军经验一旦延伸到治党，还有民主味道才怪。
　　《必须制裁反动派》展现了毛泽东文字权术功夫，“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明眼人都知道反动派指的是蒋介石，不点名意味给合作留有余地，把他与日本人联系起来，尽管没有依据，在中国还是蛮有杀伤力。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此文隐形否定了持久战，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两头赌，由于希特勒很快撕毁协定，导致《论持久战》最终成为神话毛泽东的经典著作。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显示，毛泽东在二战初期目光短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后来苏联和中共也加入反法西斯战线，投降派帽子显然发错了。英美法“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没有英法拒绝签定互助条约的具体借口，显然推论也站不住脚。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值得中华民族深刻反思，如果中国无法协调阶级矛盾，不能在理性斗争中建立平衡，而狂热极端血腥手段，那么就不配拥有光明的前途。“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可惜这只是内耗环境中个人或团体成功的法宝，国家进步需要人民的觉悟，不计个人得失的坚持正义才更难能可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现今毛粉甚至毛泽东都不明白，民主社会尊重富豪权益，更务实尊重基层民众。在实现民主之前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背离了早期宏伟蓝图，何况子孙后代普遍比古人智慧，任何人都不必为后代指手画脚。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能让人联想到摇尾乞怜，“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那个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民族解放，可是面对把外蒙独立出去的斯大林，便忘却了民族大义，无非妄想斯大林援助。而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与中共并肩抗日的蒋介石，被公然列为买办阶级代表，未来革命的对象，还滑稽地谴责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可怜蒋公，为了民族大义，不得不与日思夜想革他命的人合作，还真难为了他。
　　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说明他富有正义感品格高尚，可经《纪念白求恩》渲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脱离人性的标准，引导着中共党员甚至全国人民，开始了虚伪的政治人生。反正到不了毫不利己境界，一个人好与不好，关键成了别人如何评价，在政治生活中只能都遮掩各自私欲而言不由衷。其实高尚的人，是把荣誉看的比生命还重而坚持正义的人，至于荣誉感背后的私心无关紧要。
　　在毛泽东与华国锋时代，学毛选，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因为那时高压的政治环境，盲目崇拜，以固化的阶级斗争是非观分析问题，所以心得都是别人听着舒服的赞美之词，当时笔者也没想到如今的毛选心得如此叛逆。其实毛选中错误的历史、观念，远不止文中陈列的这些，只是为了防止文章臃肿，不想跟着毛泽东的反复唠叨而继续，本文只是希望把毛泽东从毛粉心中请下神坛，防止毛粉成为民主进程中的障碍以及官僚资本体制的帮凶，加剧基层民众的苦难。
　　否定毛泽东，不意味着无视基层民众的权益，毕竟他们从事着人类多不喜欢的体力劳动，保障着人类基本需要，因此必须确保发展与公平的平衡。维护基层民众的利益，需要首先推进类似西方的民主体制，务实确保基层民众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无论如何，大锅饭势必共同贫穷，多数人暴政和少数人掠夺同样邪恶，西方民主总比专制独裁和官僚资本体制进步的多。当然西方民主并不完美，市场经济还有马太效应，强者恒强，这就需要人类在文明的斗争中，逐步完善现代文明。
　　否定毛泽东，也不意味着清算，因为毛泽东的成功与中华民族的愚昧土壤密切相关。毛泽东与华盛顿对比，所处的历史位置，个人威望都很相似，可惜二人觉悟天壤之别，做法背道而驰。毛泽东加剧了民族愚昧，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但是民族不该以其邪恶出身理论报复他的后代，也不该否定中共还是存在为民主自由奋斗的人，特别是为民主自由献身的先烈。否定毛泽东的现实意义，在共产党内外弘扬正气，重新树立正确是非观，教育毛粉迷途知返，务实维护自身权益。

庄民
2010年5月24日　2012年4月8日本稿

庄民

姓名：王云
性别：男
民族：汉族
身份证号：130104196306061832
联系电话：15532145496
１９６３年６月６日出生于石家庄市
１９８０前，石家庄市铁路子弟第一学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９８４年７月西安市第二炮兵技术学院入学同时入伍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９８８年底山东省二炮某部教官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１月北京二炮研究所借调
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石家庄市白求恩医院情报科微机中心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初石家庄市统计局主任科员
２００２年春节前辞职，辞职后，【庄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做关系生意，坚决不能因为经济问题进监狱”，限制了自己发展，另外由于务虚网络关注时事，加上性格急噪，太自以为是，导致下海呛水，不好意思。

庄民

　　庄民转业前，因为维护个人权益，曾经与部队领导交过锋，虽然没有占便宜，至少不能算输，甚至与军级干部对峙也是如此。转业后辞职前，单位按照惯例，副局级每人一辆办公轿车，几乎成了私人用车，庄民为此主动向不正之风叫板，较量结果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单位在晚上把公车都停到政府车库，后因没有声援，也就没有坚持。庄民以为，只要认真，没有非分之想，不是无理取闹，轻易别把对手当敌人，坚持正义都会有所收获，领导也不敢随便给你小鞋穿。
　　当然在部队或机关与不正之风较量，毕竟大多远离黑道与粗俗，坚持正义几乎没有人身危险，相对在企业和农村维权，肯定要容易的多。辞职前就听说企业职工维权艰难，只是自己原来没有切身体会，更何况辞职后十年与世隔离，一切都已经时过境迁。2012年年初，因为华泰证券以及石家庄泰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相继背信弃义，让庄民身受其害，决定尝试一下企业职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顺便测试社会风气，以另种形式宣传民主理念，明确诸多是非标准。
　　良心不允许，明知熊市还鼓噪别人开户交易；华泰又不断以霸王条款修改合作协议，预感迟早会被其抛弃，自然2011年没有经纪业绩。股市持续低迷，长期没有佣金收入，即使节衣缩食也会坐吃山空。经朋友牵线，11月份庄民联系了石家庄西二环宝马车行保安工作，与还不满18岁的保安张小队长洽谈过。因为庄民喜欢熬夜上网写东西，小队长也说宝马这能上网，所以庄民只申请了宝马夜班。可小队长说大家都想赚加班费，当时夜班安排不开，只能等等再说。
　　后来朋友又介绍了几份工作，有的道远，有的不能上网，因此都推掉了。进入2012年，眼看个人经济面临山穷水尽，只能申请低保和春节补助应急。正当对宝马工作不再幻想之时，宝马保安小队长打来电话，问本人是否春节可以上班？并说可以安排夜班了。当时庄民就关心是否长期聘用，小队长答复是长期的，后来才发现如今口头协议是多么的不靠谱。多种场合庄民与泰康保安交流时了解到，被问及的保安都没有签署劳务合同，所以才导致众保安被肆意忽悠。
　　当时张小队长一直称，工资过了春节就从一千一涨到一千四，并没有明确元月的工资怎么算，毕竟元月的工资要到春节后发，更没有说明新到泰康公司的保安，还有一个月实习期以及实习期工资，另外新队员第一个月还要扣发三天工资，实习期截留的金额正好与后来得知的新队员介绍费相当。也正是因为这个发工资时才知道的实习期工资，导致比庄民晚来宝马工作的，在庄民指导下工作的公司老人，日工资比庄民还多，尽管庄民一个月的夜班做到一眼不眨。
　　元月13日开始上班，夜班是晚23时到次日７时，双人值班其实工作量不太大。每晚巡夜八次，每小时一次，庄民负责零点等双数时点巡夜，另一位负责单数时点巡夜；同伴负责三时给宝马蓄水池上水，庄民四时负责关水；另外六时庄民负责把营业大厅的锁打开；不定时接收厂家送来的新车。巡夜时本来使用电子计数器，可是在二月初人员过剩后，在薛某等值班时，计数器莫名其妙地坏了，巡夜懈怠了几天后，传出宝马将在监控录象中检查巡夜，大家才稍微认真了点。
　　刚上班的头几天心情还不错，开始的夜班搭档姓程，五十多岁。每晚吹吹牛，电脑上看会电视，彼此还算开心。因为他年龄大了，熬不得夜，所以每晚下班前，都要在值班室迷糊两到三个小时，该他巡夜时，庄民也不叫醒他，则主动出去巡视，并没计较，当时程某多次讲过，跟庄民一起值班，感觉每晚都过的很快。要是说算实习，第一晚他们陪庄民转了一圈，可是尽管值班室贴着上水程序，可连小队长也闹不明白三个阀门的开关顺序，还是在庄民推敲后清晰起来。
　　可是没过几天，白班的两个小伙子都回家过年了，其中还有一位是小队长的表弟，而小队长此时只威胁另一位说，你要是春节回家，春节后就别回来了。因为泰康派遣到学校的保安也放寒假，泰康临时从学校保安中抽调薛某和张某来到宝马应急。小队长因为自己也着急春节回家，所以想让程某春节临时负责，把他安排在了白班，把学校来的张某安排在中班，把薛某安排成庄民新的夜班搭档。小队长走前，张某一直说自己春节前只干几天。
　　初步确定庄民、程某和薛某春节值班，大家都很关心春节加班费，因为媒体早就发布了信息，春节七天加班者，可以受法律保护，享受十七天工资。开始的时候小队长说过，泰康公司的规定，春节期间历来没有加班费，可是后来看到其他人不依不饶，甚至有人发话不给加班费就不加班，小队长就摆出了谈判架势，并询问大家给多少合适。留下了个悬念，还没敲定春节的排班，小队长就回家休假去了，走前也没告之大家，从宝马领取了贰百春节伙食费。
　　跟薛某刚开始接触，他对庄民还算客气，不过已经显现出痞子习性。在值班室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半夜三更巡夜时高声唱歌吼叫。但在聊天以后，当他知道了庄民是个务虚的人，而且生活也很潦倒，就开始在庄民面前显示出傲慢的态度，总想充当“爷”的角色，吆五喝六指挥你去做这做那。他不但很少巡夜，甚至在没睡觉的时候，自己不去，还阻止别人去，把上水本职理所当然地赖成了别人的义务。元月21日本是庄民自己值班，巡夜一次没少，月底时竟然发现值班表并列上了薛某。
　　经济改革以后，一些人率先富裕起来，可是个别人不知感恩社会，不知如何健康享受成功，却热衷于“老爷”的感觉，无论一百年前，还是当今时代，这些尊卑观念的存在，破坏着民族的和谐与进步。比如说宝马的某领导，夜间出公司偏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给了个姓让庄民进进出出保安值班室自己去查，还怪庄民不认识他。再如宝马一天只做一顿午饭，晚饭和早饭总是变质的剩饭，甚至晚点连剩饭都没有，好象大家亏欠大师傅似的，桌上鸡蛋皮还要自己收。
　　现代文明应该防止奢侈浪费与贫困，即使你再富有，都没有浪费食物和能源的权力，都没有浪费后代能源的权力。有公共汽车却偏要坐轿车，有省油的轿车却偏开费几倍油的豪华轿车，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充分享受着供暖，明知中国住房紧张还要炒做，购买多套住房，除了满足畸形虚荣，还破坏着众生平等的文明法则，更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遏制科学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奢侈运用，不单单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课题，否则势必激活阶级斗争思潮。
　　小队长异地过春节去了，让程某每天早上给他报平安。剩下的四位都是新来宝马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赶巧节前碰见了宝马人事经理，便问起了春节加班费。答复是，宝马只与保安公司打交道，包括加班费等该给的费用，都已经支付给保安公司了；而且宝马春节闭店三天，食堂也打烊，所以已经给了保安小队长贰百元饭费。不知他们三位怎么听的，竟然听成了春节三天值班，可以每人获得贰百元饭费，而且感觉在宝马春节加班，可以挣到三倍加班工资。
　　春节逼近，可是庄民、薛某和程某却确定不了如何排班。庄民感觉自己不适合频繁调整时差，按照事先与小队长约定，声称只上夜班；而程、薛二人突然想把班改成上12休24，感觉这样节日方便安排行程；庄民以为他们上八小时还睡觉，连续十二个小时怎么受的了，所以与程、薛僵持不下。后来程某与庄民私下商量，能否除夕开始休息几天？拉上张某，他们三个轮班。为顾全大局，庄民答应了，原想他们两轮后庄民初三继续上班，但还是被程某劝到初四再上。
　　庄民知道他们在算计那贰百元饭费，心里很不痛快。尽管答应了他们，但还是心有不甘，一是自己也想抓紧工作糊口，二是也担心他们三个值班危险，出点什么事砸了大家的罐。庄民给小队长打电话，估计他怕漫游费没接，所以只能发了短信。庄民汇报了程某临时值班安排，暗示小队长，“我没保安经验，不知如此安排是否安全？如果春节需要人手，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可是小队长当时并没有回复。殊不知小队长后来竟然为此发难，“你该听我的，还是听程师傅的？”。
　　庄民除夕夜开始休了四天，可是懒的倒腾时差，所以春节几天也基本是晚上熬夜，白天休息。初四上班，他们三位并没有换回八小时，依旧上12休24，庄民自己固定夜班，如此一直到一月底。此次回来，庄民发现他们更加放肆了，一进入后半夜，就都离开保安值班室睡觉去了，有的回保安宿舍，有的在宝马营业大厅长沙发上。因此庄民心理不平衡了，庄民认真负责，一晚上下来，凭什么他们算一个半，而庄民只能算一个班，而且他们还坚决反对庄民也算一个半。
　　关键还是薛某，最让庄民上气，连招呼都不打，就睡觉去了，根本不过问上水的事，更别提巡夜了。庄民的原则是，不欺负人，也绝不做奴才，庄民开始反击了。一是告戒他们自己的工作自己做，庄民不再代劳；二是小队长月底回来以后，与他交换了夜班睡觉的看法。同时声明，自己不会作为他们睡觉的证人，也没希望保安公司惩治他们，只是想小队长能督促他们上班正规起来。此时的小队长表现出一身正气，声称自己会查夜，可是到庄民离开宝马也没见他查过。
　　程某见庄民开始较真，就不离开值班室了，至少做完上水的事情，再在值班室迷糊一会；后来解嘲自己不适合上夜班，就在二月初调回八小时后，把自己安排在了早班。张某听到庄民告戒，就在手机上定好闹钟，按时起来上水；后来跟庄民协商，他睡前巡夜四次，上好水后再去睡觉，庄民也没与他计较。只有薛某，让他定时他不定，声称“上什么上”，摔门睡觉去了；直到后来有两次，庄民较真不再帮他，等他六时多起来才上水，尽管他吹胡子瞪眼，但也知道此事理亏，只能睡前把水上了。
　　小队长与他表弟都回石家庄了，可是小队长的爷爷因病住院，需要小队长陪床，所以他回来后的半个月，很少在宝马露面。二月初小队长回宝马一趟，给保安公司报班，值班表撕了多页重填，把自己全勤报了上去；他叔叔是保安公司总经理，也许就是叔叔送侄子的份子钱。后来庄民与保安公司发生冲突后，有次小队长酒后失言，你可以告公司非法雇我童工，我是保安公司干部，享受每年的休假待遇。庄民在与大队长少有的几次接触中，也总是被灌输要无条件听从干部的话。
　　后来庄民在小队长那里看见，宝马公司支付给保安公司的一月份劳务转帐，一千元管理费，七千元劳务工资，总计八千元。庄民在宝马上班的这一个月，平均每天四个人上班，工资只按每人一千一计算。也就是说，实际上班人获得的工资，只有保安公司收入的一半，其他资金都被所谓管理人员合法掠夺了。即使这样，公司还在拒绝加班工资，还在新保安身上以实习工资克扣费用；垄断一直被社会各界所唾弃，泰康公司之所以衍变成“太坑”，正是得益于垄断所赐。
　　庄民历来反对大锅饭，支持市场经济，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平衡各种经济活动的杠杆。庄民并不适应市场经济，更厌恶资本积累阶段的尔虞我诈，所以热衷于完善市场经济规则。人类虽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从事劳动力中介管理，也只能通过诚信，优化管理队伍，以适度管理费来谋取壮大，绝不容许攀比贪婪的短期投机行为，否则很容易诱发社会矛盾。负责保安公司审批管理的省公安厅，必须制订遏制保安公司暴利的相应法规，加强监管而不是打造封闭的垄断行业。
　　无法断定小队长与程某是否通过气，如何通的气，一月底程某咨询过庄民，调回八小时后如何打算。庄民单纯地考虑，学校还差几天就开学了，薛某和张某很快离开宝马，为了避免和薛某斗气，庄民考虑吃饭时点，结合单位下午比前夜更忙的实际情况，与程某商量后确定，庄民暂时中午12时至晚20时上班。程某还把小队长表弟崔某安排在了中班，薛、张二人负责夜班。程某之前曾经多次跟庄民唠叨过，不开心就别干了，只是庄民当时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社会风气不正时，不正常的反而正常；在没有责任心的时代，从事保安这一行，也许夜班不睡觉反而不正常；庄民为了跟薛某斗法，得罪的可不是他一个人。二月一日中午，庄民都上班两个来小时了，小队长打来电话，先问庄民上什么班，后问为何这么上班，声称公司不允许这个时点上班。庄民见说不通他，准备退让到中班，这时小队长才说，“那俺兄弟怎么安排？”，“两个人上中班，谁来发工资？”，绕了一圈，才透露出停庄民的意思。
　　显然小队长为了自己和表弟春节称心，不惜破坏工作秩序以及他人尊严。庄民有点急眼，不过还是据理力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没有暂停庄民的理由。因为事先约定庄民是长期的，庄民工作最认真，在最缺人手的时候到位。泰康公司是私企，小队长叔叔任总经理，不为公司利益而主持正义，无异于自己砸自己的罐。小队长从来没有否定过庄民的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权衡再三后决定当日庄民先回去，２日起停学校两位，庄民和他表弟上夜班，中班由两人轮流加班过渡。
　　原以为小队长的表弟会给他表哥争点气，可是２日第一次搭档，庄民刚到岗时间不久，他就给庄民打了个招呼，去营业大厅里找电脑上网，然后就径自去了，根本不在意庄民的态度。五时多点回来就说自己困了，解释了下他的班只需要上到六时，然后就回宿舍睡觉了。他平时基本只上中班，小队长刻意让俩夜班错开，一个10点接他，另一个11点上班，这样中班上七个钟头就够了，这也算是小队长对自己表弟的特殊照顾，当然在值班表上登记时，中班还是11时交班。
　　至此庄民除了感慨现今社会责任心的流失，知道认真负责在这里绝对没有市场，所以不敢再生事端。可是３日上午风云突变，正睡觉时接到小队长电话，态度异常严厉，声称大队长说的，指责庄民春节几天没上班算旷工，后面的班都没法记，晚上庄民不必去了，夜班由学校两人继续。庄民尽管不知背后故事，但也知道情况复杂了，所以与介绍自己工作的朋友联系，计划一起去找大队长理论。可是他没来找庄民，却直接去了宝马，在那里打电话给庄民，劝庄民再等几天。
　　庄民气他不够朋友，不给庄民交底，也不为庄民主持公道。当时庄民又请求跟小队长说了几句，听着他刁蛮专横的态度，根本不在意庄民找大队长，跟平时“叔叔伯伯”的判若两人，所以庄民也怒了，放弃了找大队长的打算，直奔泰康公司而去，计划直接找小队长的总经理叔叔理论，那时还想眷顾小队长的颜面。可是总经理没在，其他人又不想庄民等，言语之中表现出很多不耐烦，所以更让庄民上火。最终还是一位女士，劝庄民逐级反映情况，与大队长联系后，让庄民先去找大队长解决。
　　庄民在省交通厅找到大队长，他拿着官架子，听完大体情况，不承认说过庄民旷工的话，表示要进行调查，还是让庄民等消息。而庄民的意思，即使调查，也没有让庄民等待的道理，并把调提升到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双方各执己见，大队长表示解决不了庄民的问题，还只能公司解决。此时的庄民犹如秀才遇见兵，既然小队长寐着良心指责庄民矿工，很多事情又都口说无凭，所以当时也没想有个好的结局。既然保安公司不在乎自己的前途，砸罐的事情庄民又何尝不会。
　　返回保安公司，他们还是不想庄民等，庄民坚持不走，最终还是跟他们理论起来，其中也少不了一些言语冲撞。不知何时来了位领导，白某，他大致了解情况后，说了一些贴心的话，然后跟大队长电话，督促他把班排好，以“是否需要我帮你排班？”将了大队长后，让庄民再去找他。大队长开始还想庄民再等两天，可是庄民坚持认为，那就等于邪恶战胜了正义。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决定庄民４日继续夜班。小队长当天也打来电话确认，庄民从此固定在了夜班。
　　庄民虽然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但能确定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之事。小队长对庄民的芥蒂从此若隐若现，他时常提起，庄民大闹保安公司，给他造成了很坏影响；这个事情庄民也从不含糊，庄民一直以宝马工作为重，结果却编造庄民矿工，对于把荣誉看的不亚于生命的人来讲，士可杀不可辱，庄民不可能不反击；每说至此，小队长马上又以“该篇就此揭过”大度收场。他叔叔把还没真正成年的侄子，放到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环境中，不知是否真的在帮他。
　　４日起庄民独自夜班，虽然比平时多点活，但也落个清净，除了工作正好方便写点东西。估计这几天损失最大的，就是小队长表弟了，每天不得不上满八小时。６日晚交班时他告诉庄民，次日起，学校的两位白天在学校上完班后，晚上将轮流与庄民搭档；小队长表弟更关心俩夜班错开问题，积极帮夜班协调时间，确定哪个十时接班。这个变化固然反应出保安公司的微妙人际关系，更明确了一个信息，保安公司不介意保安是否睡觉，更把宝马以肥缺当人情送了出去。
　　有一次，庄民跟大队长交流，他奉劝庄民要注意人际关系，态度也比原来好了很多；在谈到工作态度时，他竟然说出一个荒诞的观点，“工作认真，难道就不丢车了？”，不过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庄民，“概率不一样。工作认真时发生丢失，等于强盗从保安手中抢东西；而工作不认真，就等于保安拱手把东西送了出去”。庄民甚至猜测，宝马公司也只是把保安当摆设，如此即使发生盗窃与损坏，也可以理直气壮找保险公司理赔，否则不会无人问津公司车辆进出制度的建立。
　　庄民此时，实在不想多事了，对于庄民来讲，宝马是否丢车，相对庄民自己的两件大事，生存与写作，都只是芝麻蒜皮。张某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的聪明人，虽想少干活多拿钱，但不会没有大局，因此庄民与张某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合作相安无事。而跟薛某合作，始终让庄民头痛，庄民隐约意识到，故事因他就很难结束；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而庄民处事无法丧失原则，不做任何人的奴才，矛盾对立的信条下，只能信马由缰，走到哪算哪。
　　庄民有时也想哄着薛某，得过且过，比如刻意陪他看电视剧。他刚来宝马时就炫耀泡了九十九个妞，还声称花钱泡妞不算本事，由于他一闲下来就要求看黄片，庄民就借机要挟他表现好点，后来给他拷贝过两部，可是他看片时一惊一乍的表现，少见多怪还要装大个，实在让庄民反胃，所以就拒绝再给他下载了。此时的庄民巴不得他早去睡觉，他给小姐打电话，“五十”、“一百”的砍价，甚至值班时跑出去找小姐，庄民都懒的与他计较，他不在，庄民才好听毛选，写心得。
　　哄薛某浪费很多时间，如同在填充无底洞，大事化小也只是庄民一相情愿。庄民只要一做自己的事情，他就唠叨个没完；时常装模作样评点庄民写文章，只是他根本就看不进去，压根不知庄民写了点什么；他在学校发过一个小音响，每当庄民让电脑朗读文章时，他就打开音响，让庄民听不到电脑里的声音。后来庄民带去了电脑耳机，不再哄他，不再搭理他；薛某开始在电脑显示屏前指指点点，“你上班就做这点事情？”，庄民预感到又不能消停了，依旧没搭理他。
　　夜班７时下班，宝马食堂７时半开饭，庄民为了缓解生活上的拮据，在宝马吃早饭就要空等半个小时，所以多次跟小队长建议，把庄民的班往后错半到一个小时，或者三个班都往后错一个小时，如此也省得早班起床紧张。小队长先是拿公司制度说事，怕担不了责任，后又强调自己无权调班。此时小队长早忘了照顾中班表弟的事，也忘记了小队长的职责，更好关心职工生活，把工作做的更好。为此庄民请示过大队长，他说：“这么点小事还需要找我？小队长就有权调整”。
　　庄民还以为好事多磨，小队长终于同意庄民自己的班后错半小时，可是刚落实一天，18日小队长就召集所有保安晚上８时开会。会上宣布了他叔叔担任公司总经理等新的人事安排；宣布了新的保安纪律，值班时不准玩电脑；根据宝马建议，决定把年龄较大的程某和庄民辞退，工作到月底；白班保安年轻化，要求站岗，给领导敬礼；工资马上上调，夜班上涨幅度比白班要小。此时的薛某表现出十足的小人得志，“明天就把庄民停了，我介绍个人来，不让庄民进门”。
　　据说程某在15日公司发工资时，曾经为春节加班费跟公司某领导理论过，回来后他也一直扬言，干到月底就不干了。领工资那天，庄民才知道实习工资，扣除服装费所剩无几，本想找公司理论，可是经朋友和大队长安抚，也只好作罢。关于保安服装，薛某炫耀是他联系的服装厂，还为公司节省了几千元。庄民总共工作一个多月，也只穿了裤子和大衣，结果裤子开过裆，大衣兜漏了。后来被总经理邀请回公司谈谈时，交涉过退还没有穿过的保安服，结果被拒绝，理由是衣服不配套了。
　　鉴于宝马公司没有出入大门的相关安全制度，庄民曾经跟小队长反映过，如此下去，虽然不好预知会出现什么麻烦，但是可以肯定，保安如摆设迟早会有麻烦发生。按理说宝马要求白班保安形象，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苛求保安给公司领导行礼，显然伤害着保安队员的尊严；由此想起若干年前北国商城交通岗，警察百忙之中还要观察哪辆轿车有领导，及时给领导轿车行礼，就感觉荒诞。庄民在部队时也做过哨兵，也给军队首长行过礼，可是军队条例规定首长都要回礼。
　　后来庄民曾经与宝马人事经理交流过，宝马要求的是白班形象，庄民固定在夜班，她根本不认识庄民，更不可能针对庄民。显然保安公司只是假借宝马之名，报复庄民这个不想做奴才的；新规定值班时间不能玩电脑，显然只是为了把庄民赶走，根本不考虑夜班的关键是耗时间，正是因为电脑才让庄民高质量地工作，而且这个是否公司的规定都无法确定；至于庄民的年龄，与薛某相当，辞退庄民就意味着保安公司宁可队员夜班睡觉，也要维护总经理侄子的权威。
　　庄民在春节前后就曾经透露过，春节加班费受到法律保护，督促保安公司和宝马落实加班费的有效办法，就是拨打市长公开电话。只是由于保安队员之间彼此算计，把庄民挤出了春节值班，所以庄民也就懒的参与维权，维护这几位工作不认真者的权益。18日会上，三位春节值班的保安，一直围绕加班费向小队长发标，薛某等都说，只要拨打市长公开电话绝对有效，可都指望激火别人。庄民也激将薛某，“这有电话，有本事你现在打”，薛某只能自我解嘲，“我改天再打”。
　　会后，庄民没有回家，直接等着夜班，心不在焉地玩着电脑，考虑着未来何去何从。小队长做贼心虚，提出请庄民和薛某值班室喝酒，庄民因为不开心拒绝了，而薛某随声附和，鼓动小队长去买酒菜。小队长私下曾经表示，知道庄民冤枉，他从宝马监控录象中，知道庄民工作认真，也已看到其他人值班时间睡觉，甚至有时还跟庄民谈判适当推迟辞退时间；另一方面，小队长又伺机捕捉庄民的软肋，试图让庄民走的心服口服。庄民几次说不谈了，跟你说不清楚，他还是没完没了。
　　小队长小小年纪，使用了凶狠的杀手锏，让庄民感觉有点毛骨悚然。他质疑庄民的文章是否属于反党，同时拿手机录音；庄民只能咬文嚼字，辩解不是反党，是在批判党中存在的专制弊端，不过他也体会不出字眼中的差异，民主跟他本来隶属两个世界。他甚至要求庄民去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在他眼中只要存在犯罪记录，就有了辞退庄民的理由。庄民反击，如果开来了证明，是否就可以长期在宝马工作下去，小队长也不敢接招。此时庄民其实心里也没底，能否开来证明。
　　薛某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常以大当家口吻让庄民第二天就别来了，见吆五喝六庄民并不买帐，便总在庄民面前挤来挤去挑衅，庄民也不搭理他。他在小队长面前也不忌讳睡觉，公开通牒要把夜班分家，他只负责前半段。后来薛某让庄民给他拿什么东西，庄民让他自己拿，他就恐吓庄民拔电脑电源，庄民也不示弱，“你敢”，薛某在房间里转了两圈，便把值班室总电源关掉了。庄民拿出了找他算帐的架势，双方手臂架在了一起，因为都没有升级的意思，最终不了了之。
　　庄民与薛某僵持时，小队长有点发傻，并没有劝架的意图；等二人分开了，他就犹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好似找到了制服庄民的手段，声称每人罚款五百，薛某随声附和，庄民照样不理睬他们。后来他俩出去密谋了一会，小队长先进来，好心地告诉庄民，“本来不想事态扩大，可是薛某非要找人来，这下麻烦大了”，当时庄民还真被唬的感觉形势严峻，但也豁出去了，“那就拨 110呗”，小队长还是关心的口吻，“那哪来得及啊”，事后分析才知，小队长是想把庄民恐吓走。
　　薛某进来后，隔了一会儿才跟庄民说，“赶快把电脑关了吧，一会队干部就来了”。庄民依旧我行我素，“才不怕他们看见呢”。庄民还跟小队长说，“你最好把你叔叔叫来解决问题”，小队长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后告诉庄民，他叔叔半个小时后就来，随后回宿舍睡觉去了。薛某先是在值班室睡觉，睡觉时还把脚伸在窗台上，非但把庄民手套踩的很脏，还把一个玻璃水杯踢到了地上；后来薛某感觉这样睡觉不舒服，最终还是跑到宝马营业大厅去了。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庄民知道妥协已经换不回正义，再赖在宝马也没意思。薛某值班时，巡夜计数器可以损坏，配电箱挡板可以断，庄民的笔记本难保不会意外损坏，毕竟自己不可能时刻守护在值班室，还要负责巡夜关水。庄民决定挑战保安公司，但是还是做到“先君子后小人”，天亮后亲自找到小队长，后来又电告大队长，“庄民今晚就不来了，如果保安公司今天不以书面形式向庄民承认错误，做出道歉，庄民会正式向保安公司开战”，大队长连话都没听完，就把电话挂了。
　　庄民挑战保安公司的第一步，借助其合作单位，对其施加压力，促使其改邪归正。当天庄民就给宝马公司总经理和人事经理发去短信，“你会介意宝马的夜班保安睡觉么!?你会介意夜班不睡觉的保安被辞退么!?你会介意宝马进入网络故事么!?”。按理说，保安公司的合作单位，应该很关注保安的工作态度，可是宝马公司没人向庄民了解情况。另外省交通厅等政府机关也与泰康合作，在泰康违法劳务纠纷中，至少没有履行监督泰康、维护保安权益的职责，甚至还难保没有同流合污。
　　惩罚背信弃义、伸张正义谈何容易，庄民作为个体，很难搜集到物证，更难调集人证支持，所以只能采取“围魏救赵”策略，否则很难进入正常法律程序，形成扯皮状态。２月21日周一上午，庄民去了石家庄市信访局，经指点先去市劳动监察大队咨询了相关政策法规，下午又去桥西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了泰康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不给保安上三险、不执行春节三或两倍加班工资，以及发工资时才告之实习期，克扣保安工资”，当时忘了举报泰康不签署劳务合同。
　　因为庄民不知泰康总经理电话，区劳动监察大队只能分别给大队长和小队长打电话，结果大队长自己不敢接，小队长接电话后表示跟他叔叔联系。不久小队长又打电话给庄民，稚气地问怎么回事，庄民说自己就在劳动监察大队，请他叔叔过来再说，小队长勉强答应马上过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泰康没有人来，再打大队长和小队长电话，大队长把监察大队电话设置成了拒接，而小队长电话则提示为“空号”。公务人员说，次日去保安公司调查，然后再给庄民答复。
　　当天庄民还分别去了劳动仲裁和司法局，咨询了申请法律援助相关程序，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弱势群体可以免费申请法律援助，忧的是任何人无权代他人维护群体权益，执法部门也只能以罚款督促企业整改，民不告官不究，让维权没有效率，纵容奸商钻法律空子。尽管泰康公司处处算计，侵犯保安权益，但毕竟违法行为在很多单位普遍存在，本着务实解决问题的态度，执法部门应该放弃罚款的习惯，督促泰康整改合规，不姑息养奸，也不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如今司法领域工作、态度消极，迫切需要早日统一正确认识。媒体时常以出台新法规，宣传执法典型来点缀政绩，而在法规落实方面，工夫远远不够；很多人认为法律环境积重难反，信心缺失致使工作消极，社会风气恶性循环，其实每个人只要本着公正负责态度，从自己做起，自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各种媒体时常听到一种抱怨，“依法经营就活不下去，随波逐流被枪打出头，活该倒霉”，其实这正是因为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明，环境不公正，混乱的经济秩序所致。
　　维权会触及到很多人切身利益，难免出现个别人狗急跳墙，以刑事犯罪伤害举报人，保护举报人是执法部门和公安系统的共同职责。涉及群体侵权时，执法部门应该禁止私了和撤诉，主动把维权承担下来；同时加强查处效率，尽量加快立案速度，缩短被举报人浮躁时间，最忌讳执法拖延。为此庄民也请教过１１０，当举报人预感到危险时，可以随时拨打１１０请求保护，包括举报人与被举报人之间所有接触。作为举报人自己，应该将举报事件知会给亲朋好友，频繁定期联络。
　　在众人眼里庄民就是个怪物，在维权过程中庄民无法衡量自己蕴藏多少私心，但随着维权活动的持续，维权也时刻陶冶着庄民的心灵。某位公务人员曾劝庄民，别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庄民当时答复，“把自身利益与更多人利益捆绑到一起，庄民维权才更容易成功，现实中参与维权，就是另种民主宣传，也能阻止损人利己的事件在中国泛滥”。当晚庄民就把维权行动，简略地发布到了网上，庄民希望多维维权行动能够成功，给国人树立一个良好的维权示范。
　　21日上午，泰康总经理给庄民打电话，态度还好，声称“多大点事啊，过来好好谈谈”。庄民怀着侥幸的心理，去了保安公司，结果二楼大门紧闭，显然在防范着什么，敲门后白某才出来，告诉庄民总经理在四楼。与总经理见面，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盛气凌人，他很关心庄民开出的条件，可得知庄民要维护所有保安权益，就开始挑庄民毛病；当得知庄民上网后，态度傲慢起来；审问庄民的介绍人是谁，大有株连九族之势。很快不欢而散，临别总经理还牛气奉送，“想告就告”。
　　后来泰康公司又联系过庄民，甚至动用庄民的朋友，庄民也给了泰康多次机会，承诺暂停网络发帖。可泰康始终没明白，公司错在哪里，总想几百元摆平，让庄民去监察大队撤诉。管理人员不敬业是在自毁前程；背信弃义断庄民生计，是对正义的亵渎；中断庄民好不容易聚集的创作灵感，是对中国民主的破坏。24日是区劳动监察大队是否立案的最后一日，泰康公司另位老总耿某来电，声称不了解情况，希望庄民再去公司谈谈，庄民感觉其没有诚意，拒绝被泰康来回耍着玩。
　　可是耿某一直让庄民开价，如果不能如愿，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意。庄民怕被持续骚扰，报出五千元。耿某询问道理，庄民只做出部分解释，欠发的半个多月工资，以及劳动法规规定的一个半月工资补偿，等等，剩余的算作精神损失费。庄民没有告诉他，本故事当时已经写了五千来字，如果意外私了，也只能放弃此文。几分钟后区劳动监察大队就电话通知庄民，泰康公司领导将于周一拜访监察大队；周一监察大队再次来电，表达了泰康公司有意金钱补偿私了，被庄民拒绝。
　　28日下午，庄民到石家庄日报社，有意把维权故事投稿。平时总在网上务虚，山穷水尽之际，让思想融入市场经济，没准是条生路；同时借助媒体威力，可以使理性的维权有声有色；另外顺便普及劳动法规，毕竟这关乎着很多人切身利益。可是报社如衙门，记者们都不坐班，门卫和实习生也不敢擅自放人，自己又没带打印稿，白跑一趟。想与记者交流真难，不过即使进去，也难保投稿能成，因为人们拒绝朴实无华的思想者，只喜欢把多人悲剧集中于主人公一身的震撼故事。
　　月底监察大队向庄民口头通报了进展，查实泰康公司没与保安签署劳务合同，被勒令限期整改，否则将予以罚款处罚；关于三险和加班费，虽已查实确属违规，但是庄民只能在劳动仲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泰康照常发放庄民２月工资，补发扣除的３天实习工资，按1100元每月补足；工作一个月后被辞退，而且没有提前一个月被告之，是否应该享受一个半月工资补偿，市、区监察大队口径不一，建议向劳动仲裁咨询；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的职工，自第二个月起可以向单位索赔双倍工资。
　　３月１日下午，庄民和泰康总经理同时被召集到监察大队，除加班费外，补足兑现了剩余工资，同时达成意见，退还没穿过的保安服，辞退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走法律程序。当天庄民在劳动仲裁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工作一个月后被辞退，半个月工资经济补偿；辞退前没有提前一个月被告之，一个月工资经济补偿；由于春节加班和无合同一个月后工作日不多，放弃了这两项经济补偿；可笑当时忘了三险，后决定根据泰康表现再行定夺。次日，劳动仲裁正式立案。
　　３月８日，庄民在监察大队领取了退还的服装费，表达了继续关注泰康公司整改进展的意愿。同日在劳动仲裁了解到，泰康公司谎称，庄民因为上网违反劳动纪律被开除，拒绝补偿，同时隐约透露出调解的意思。劳动仲裁公务人员也以政府禁止自己上网推论，上网就属于违反劳动纪律，如果被证实，庄民难赢。庄民自知抗干扰能力差，顾忌案件拖久了会耽误写作，何况又不想说谎，所以犹豫后接受调解，退让到放弃半个月补偿。劳动仲裁决定，如果调解失败，４月10日开庭。
　　庄民离开劳动仲裁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尽管自己潦倒，难道维权单单为了经济补偿？实话实说就一定会输？如果接受调节，意味着默许了泰康背信弃义，这个纪实故事如何收尾？因此最终决定，只要泰康迟疑，则停止让步，开始申请法律援助，在法律面前诚信始终，尽早把本故事发布到网上，输了官司又何妨。庄民在与所有公务人员接触中，一直告戒写着这篇纪实故事，希望公务人员能够秉公执法，无论公务人员办案不公，还是法规存在纰漏，庄民都会把自己的理解写入故事。
　　次日，庄民与宝马人事经理电话，希望她能提供庄民工作认真负责的证明。她开始以不认识庄民为由，后来又以监控录象看不到值班室内情况拒绝，明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不介意保安是否工作认真，更不在意什么正义。庄民提醒，只希望她如实提供资料，从监控录象中，总能看到庄民没睡觉，第一时间接待进出人员和车辆，正常完成巡夜上水工作。最终人事经理答复，如果司法律师前来调查，她肯定如实提供相关资料，是否提供给庄民个人，等咨询公司律师后再说。
　　３月13日与劳动仲裁联系，公务人员听了庄民意见，表现出为难，她们已经通知泰康公司调解，对方答复将会考虑，建议庄民等两天。庄民不想落下出尔反尔的名头，接受了公务人员建议。15日劳动仲裁电话通知，泰康公司赔偿有附加条件，把网络中关于泰康公司的帖子删除，被庄民拒绝，因为这将连带本维权故事夭折，而维权和民主都不允许庄民半途而废。其实即使庄民想答应都无能为力，因为庄民发布的网络维权信息，是在公众论坛，庄民也不可能随心所欲。
　　正好庄民三月开始享受低保，当日向司法局请求了法律援助，核实贫困材料后，司法局免费给庄民派遣了律师。律师大致了解了情况，认为案件关键还是庄民是否上网。只要庄民否认上网，人证不算，泰康公司必须另外提供证据，才能击败庄民。否则因为都是口说无凭，庄民无法证实泰康信口雌黄，庄民基本没有胜诉可能。庄民不想以谎言赢得官司，因为争取官司胜诉同时，庄民还有感召这些随波逐流对手焕发正义感的责任，而且也认为法规应该具有惩戒庭辩谎言的条款。
　　庄民以为，司法仲裁机关在审理口说无凭案件时，只要某方证明对手存在谎言，凡是口说无凭范畴，都要判决谎言方无利。上班时间上网并不注定违反工作纪律，要根据具体单位工作性质和纪律条文而定，毕竟很多工作性质就离不开网络电脑。至于保安工作，白班和夜班工作性质就有很大差异，更不能以人们惯性思维和共识取代法规，是否因此耽误正常工作才是关键。在无人知会庄民不能上网的前提下，泰康公司饥不择食选择的借口，显然不能成为庄民违反工作纪律的依据。
　　前面的故事发到了网络，泰康公司没有一点回应，没有任何认错表现。唯一宽慰的是，故事在海外论坛获得了网友少许声援与同情，可是在国内论坛，点击率很高，回复却很少，如今中国人缺少防微杜渐的热情，只知在无法挽回的悲剧中发泄，或者秋后算帐。庄民早就意识到，自己下海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善一心多用，现实努力不够细致，也不习惯漫长的等待。将近一个月后才开庭，庄民便把官司抛到了脑后，庭辩前修改完成了旷日持久的文章，《否定毛泽东，凝聚中华魂》。
　　４月10日庭辩时发现，围绕这个官司，泰康公司还是做了充足准备，不再纠结庄民上网被开除，而是狡辩，根据宝马公司对保安的年龄要求，准备给庄民调整工作，庄民没服从管理，２月19日后自己没去上班，旷工三天后属于自动离职。庄民承认２月19日后没再上班，但同时指出那是被恐吓的结果，而且强调了小队长会上辞退的说法，泰康公司事后也没有给庄民重新调整工作的事实，可惜后来在笔录签字时，庄民没有发现这一陈述，只笔录了庄民质疑对方的自相矛盾与说谎。
　　泰康公司百密一疏，一方面试图说明当时无意辞退庄民，同时指出庄民上网就该被开除，列举的两个不该同时出现的决定，显示出自相矛盾。泰康公司不与所有保安签署劳动合同，导致口说无凭官司，衍变成庄民缘何离开宝马，泰康一错再错，甚至在法律面前说谎，抵制谎言变得艰难，法规和程序都难逃责任。此时的泰康公司应该提交，禁止保安上网的纪律文件，宝马公司限制夜班保安年龄的书面证明，决定庄民工作变动的公司文件，以及所有通知庄民知晓以上文件的证据。
　　庄民对庭辩过程并不满意，首先庭辩纪律不允许录音或录象，又不是隐私官司，何必让光明正大的事情见不得人。其次庭辩通知本来是14：30开庭，可是泰康公司代表迟到至少半个小时，却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好似原告和被告还需哄着，让法律缺少了尊严。庭辩过程，辩论过于仓促，笔录也过于简单，没有询问双方是否还有补充，公务人员就宣布庭辩结束了。庄民坚信公务人员并不清楚故事始末，临别，庄民希望公务人员阅读本文章，也算是庄民的诉状，她们答应了庄民请求。
　　中国人几乎都引用过，“上梁不正下梁歪”，而且这句话在多数人心理上很是受用，可是没有人能准确把握其科学依据。很少中国人注意到，“地基不扎实，建筑注定不坚固”，尽管大家都会认可其科学性。一个社会如果想弘扬正气，就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理性善良的人都该承担起不该推卸的责任，贪官要清除，刁民要遏制，愚民要开导。随波逐流与明哲保身虽是人类本能，社会进步也不苛求所有人冲锋陷阵，但在不伤害自身前提下，正义的话尽量多说，正义的事尽量多做。

庄民
2012年4月11日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