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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论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四题)
提要:与《共产党宣言》的许诺相反,中国民众从“革命”中,失去了一切,得到的只是锁链。当权派把持政权,残酷掠夺,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权贵资产阶级。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被证明只是一个幻想。辛亥革命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中国出现。权贵资产阶级怀着“世纪末”的情怀,不顾民众死活,赶紧捞钱,竭泽而渔,掏空资源,破坏环境,到手的财富迫不及待地赶紧转移出国。“四大家族”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全部存款不及现在权贵资产阶级一年倒腾至外国的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一。
在中国,民众处于被掠夺的地位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必然会有的反抗,以便顺利实现剥夺,将生产资料转到无产阶级手里,而设计“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目地,是把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拿给工人阶级。可是,在我们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工农的东西拿来给资产阶级。第一步,我们诱导农民说,“合作化好得很”,先使他们加入“临时互助组”,再进一步,变成“常年互助组”,再进一步剥夺他们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权,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剥夺其对生产资料的全部所有权,政府完全拿了过来,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是“人民公社”,土地名义上属农民集体所有,实际是地方政府碗里的肉,最后更干脆宣布全部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民沦落成为政府的农奴,只能靠出卖仅有的劳动力为生。“贫无立锥之地”,是人们用以表达历代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可是,无论哪朝哪代,“贫无立锥之地”的,到底只是农民中的少数,绝大多数农民或多或少总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只有现在,在我们共产党手里,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全体丧失了他们祖祖辈辈靠辛勤劳动一点一点攒起来、由祖先留传给他们的唯一最宝贵的财产——土地,一无遗漏地,全部成了穷光蛋,除了自身的肉体而外,其他什么谋生的手段也没有,只能靠给共产党打工来养家糊口了。确实,我们对农民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最彻底的。
在农民丧失一切同时进行的,在城市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原先是谁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也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也罢,是“小手工业者”的也罢,在“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招牌下,同样全归了共产党。市民、工人等等,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没有一个人比农民强些。除了爹妈给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同样是什么也没有,同样要靠给共产党打工,才能养家糊口。
打工能挣钱吗?我们把“劳动创造世界”整天挂在嘴上,偏偏劳动在我们国家最不值钱。以现在的富士康为例,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润达150美元,为销售价格的30%。与此相比,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中国工人的薪水每部却仅为8美元,占售价1.6%。而在中国来说,富士康的工资还算是高的。①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发达国家平均50-60%,中国仅15%。② 社会财富主要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而在我们这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农民所得反而最少,社会地位反而最卑贱。我们把自己叫作“人民政府”,实在惭愧,名实不符。
同样是社会转型,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⑦ 相反,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反而平均要慢3.8%。⑥ 因此之故,经济越是发展,民众的收入越是相对减少。何谈生活的相应改善?刘植荣研究了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状况,最低收入平均为41535元,中国最低年收入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为倒数第26位。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中国是25%,世界排第158位。③
劳动者的收入不仅过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世界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加0.75个百分点。③ 而据统计,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过去10年,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左右。④ 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幅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被世界銀行概括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富人增長模式”。⑤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所谓“中国模式”的性质。
民众的贫困,在购买力上,最清楚地反映了出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本来就低,又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降至35.11,比1978年下降了13.68个百分点。⑧
环顾全球,2007年,世界平均家庭消费占人均GDP的61%,中国这一数字为34%,约是世界水平的一半。③ 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略有提高,仍仅为35.3%,就是说,生产三件,民众只能买得起一件;而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70.1%,我们的邻邦、被我们很多中国人看不起的印度为54.7%,比例也比我国高出一半。② 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实在太贫困了。
收入过少,民众生活困难,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东西,没钱消费,我们生产的商品只得出口再出口。主流媒体喋喋不休地宣扬我们如何好,如何好,莺歌燕舞,事实是如此的吗?我们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不假,但是人民生活呢?而且,就是收入再少,生活再困难,你也得在“人民民主专政”管制之下。难道你想“叛逃”?
近年来,我们开始允许私有制,情况略有变化,但基本面貌依然:群众手里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多少可以不断自我增值的财产,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
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预言相反,中国人民失去的并不是“锁链”,而是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得到的更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不折不扣的“锁链”。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残酷的现实。
①端宏斌:《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没钱!》,网易博客
②胡星斗:《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博讯2011年7月2日
③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④邓聿文:《国富民穷,中国政府收入知多少》,中国经营报2009年7月29日
⑤huilongwan023.soufun.com
⑥《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强国社区 2010年12月16日
⑦《时代周刊•俄罗斯经济为什么迅速超越中国》,新浪-赵世龙的博客,2010年2月7日
⑧《调查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 载《小康》杂志,http://www.sina.com.cn 2011年2月1日
依权而富的中国“权贵资产阶级”
社会财富,创造者工农拿到的极少,那么,大头是谁拿走了呢?被权贵资产阶级拿去了。
过去,人们曾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激烈地争论过。现实为那些争论,作了总结。中国没有跳过、也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早期军阀混战,帝制多次复辟;后来,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再后来,大刮“共产风”,“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直艰难。近三十年来,情况大变,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已经越过“原始积累”,正在一路高歌猛进,把中国带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来是先有经济的初步发展,而后为了突破封建束缚,以求更大发展,进行革命夺权。中国恰恰相反,是先夺权,而后依靠“人民民主”政权,急转直下,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终于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始终求而未得的血腥的历史进步。根据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现在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① 也就是说,就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我国资产阶级早已远远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权贵资产阶级,由三部分人组成:“公职”权贵资产阶级,“鼠类”权贵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暴发户”。以最后一种为其主体。我国现在也有私人资本家,但是力量微弱,在权贵资产阶级的欺凌下,度日艰难。
盘踞在党政机构里和掌握国有企业的大批官僚,组成“公职”权贵资产阶级。
和美国社会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的情况相反,在我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⒄我国的发展成果,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更低,才增长了1.2倍。②
党政机关既然极其富有,“公职”权贵资产阶级于是毫无顾忌地,大把撒钱,花天酒地。以2011年中央财政为例,根据最近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报告,总支出约56414.15亿元,列入报告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农林水事务、节能环保、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粮油物资储备、国防、公共安全十三项,支出32838.62亿元,占总支出的58.21%;其余占支出41.79%的23575.53亿元,哪里去了?
网上多年广为流传: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极高,2000年为:25.7%,从来未见权威部门敢于出面否认。而德国(1998年):2.7%;英国(1999年)4.2%。相比之下,我们政府里的“寄生虫”们把多达四分之一的国家收入自己开销了,花的是不是多得有些出奇?侵占、消费社会财富如此之多,早已不是什么“铺张浪费”的问题,而是表现了我们政权的性质。——它,是表现为“量”的“质”,一匹根本逃脱了民众管制、随心所欲、到处乱跑的“政治野马”。
2004年,我国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47%(不包括各种农业税)。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资料,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仅为8033亿元,远远低于大陆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1万4千亿元。④ 十年前,笔者在欧洲旅游,听一位台湾导游说,大陆官员在旅游地买春以后,往往还要通过他向对方索要“娱乐”发票,以便回去报销,感到十分惊异。最近网上更说:外国的“窗橱女郎”熟知中国游客的需要,在门上特地中文公告:“可以还价”,“可以开发票”。好一个“可以开发票”!在海外出丑,还要政府拿钱!中共治下的官员,如此之奢侈、无耻,如果我们还算“人民”政府,那么,政府支出相当节省、政府的收入主要用之于民的上述德、英诸国算什么?
2008年底竣工的浙江長興縣四套班子大樓造價六億元,加上周圍附屬建築,共計二十億元人民幣。造價與美國的白宮持平。奢華之風已經登峰造極。山東省臨沂市按照世界超一流標準設計新建了市府辦公樓。拆遷33個村莊,占地面積33平方公里。所有的裝修材料全部來自歐洲的頂級奢華品牌,共耗資382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建築平方米的成本32萬元,等于世界最豪華的迪拜七星級大酒店的三倍还多。⑤
控制着政府的“公职”权贵资产阶级,一心在自己的挥霍享受上,用于社会福利者少而又少。目前中國教育、衞生、社會保障等公共開支僅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六,比發達國家低二十二個百分點。⑥ 联合国要求:教育开支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5.1%,发达国家5.3%,撒哈拉以南国家4.6%,印度3.5%,最不发达国家也达到3.3%,而中国长期仅为2.3%,比台湾的10%左右要低得多。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曾经表示,中国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④
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是权贵资产阶级谋利的有力工具。2009年,國企實現稅後利潤逾7000億元,上繳僅400多億元,比率約6%。其中的七成又透過多種途徑回流國企,真正對社會保障所作貢獻少之又少,不足1%。也就是說,國企賺得盆滿缽滿,卻未能回饋社會,遑論惠及百姓。⑥ “所谓国企是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对国家在财政上毫无贡献,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索取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不过100余亿。⑦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与民众利益无关的所谓“国有企业”?
企业高管的工资,世界平均是最低工资的5倍,而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⑧ 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年薪酬1000万元,被舆论指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但与内地银行高管的年薪相比,却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据中国银监委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2006-2006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至4770万元。月工资加补贴仅约1万元的前副总理吴仪,一次,在国企高层会议上问道:“请问台下哪一位没有高级别墅,请举手!”近千名与会者没有一个举手的。吴仪又问:“请问台下哪一位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的年薪、津贴、奖金不超过一千万?”与会者仍旧没有一个人举手。⑨ 把这些不顾人民死后、以侵占民财为生的官僚,定性为“‘公职’权贵资产阶级”,冤枉他们了吗?况且,他们还既是权贵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扶植者,又是“鼠类”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温床。靠这样的一批所谓“干部”,依靠他们来“为人民服务”,岂非空谈!
所谓“‘鼠类’权贵资产阶级”,指党政机关企业里靠贪污受贿致富的盗贼。根据官方统计,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这么一大块,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拿走了!⑩ 贪污受贿百万、千万者,比比皆是,贪污上亿、乃至十几亿、几十亿的,亦非个别。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称,法院去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等案件共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而在我们的贪污受贿群体中,他们却只是极小的部分;我们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是很低的,大约在10%—20%之间。被发现之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更低,大约在6%—10%之间。⑾ 惩处了大约0.6-2%,就已近3万人,如果全部惩处,每年该有多少?从这里可以知道:贪腐问题在我国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衣冠楚楚地坐在主席台上的衮衮诸公,很难说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干净的,没有腐败行为。
官员财产公开,是民主政治起码的应有之义。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到首相的纳税清单。目前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5 年10月,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中国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裁"。⑿ 可是,到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年了,还没有名堂。为什么?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如果不是被贪污腐化分子或他们的代表所长期左右,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主张怎么会占不了上风?
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当权者使用窃取的权力,肆无忌惮,公然将国家财产化为私产,一夜之间暴发成为“富翁”。俄罗斯在转型中,国家财产的私有化,公开进行,由国民平分,不多不少,人人一份。我们不,背着民众,一切暗箱或者变相暗箱操作,喏大企业,顿时归于个人所有。谁的权大,谁的份儿高。随手一例: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以738亿元悄然黥吞。而这个横跨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港口、高速公路、体育等多项产业的“经济王国”,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实际资产也绝不会少于上千亿。惊天大案暴露了所谓“国企改制”不过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掠夺。⒀ 权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力量之强大及其贪婪,于此可见。
国有资产因此大量流失。据1996年5月8日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会议公布的数字,国家资产总额72873亿元,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1996年底,国有资产流失已达6000多亿元。目前,在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就是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亿元。⒅ 每年损失三、四百亿。
家属子女借高级干部的权位,大发横财,成为“富翁”,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成长的又一捷径。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⒁
据bbc2010年2月4日,引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教授:在中国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成为他们“合法”取得资产的手段。他们是中国权贵资产阶级的主体,最令人痛恨的一群!
中国已经迅速权贵资本主义化了,不是什么简单的“贫富差别”问题,那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我们是“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问题,是依靠政权暴富、由权而钱、权钱合一的问题,这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使然的。邓小平的“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实际禁止政治改革”、“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改革道路所要达到的目的,由此得到了实现:中共“实际禁止政治改革”,牢牢控制着统治权;“积极推进经济改革”,为控制着统治权的中共高官及其子女创造了自肥的土壤,这“一部分人”确实果然富起来”了。
权贵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
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千万富豪的人数已达96万人,包括6万名资产逾亿的亿万富豪,当中有4000名十亿富豪及200名百亿富豪。⒂
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⒃
根据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现在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①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残酷的现实。与前面“民众处于被掠夺地位”的“残酷的现实”相对应。
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形成的基本过程:第一步,掠民财为“国有”,第二步,掠国财为私有。就像何清涟在《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一文中说的,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①《中國1%家庭掌握全國41%財富》,多維新聞2010年6月8日
②《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强国社区 2010年12月16日
③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收入制度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6年8月10日,转引 自《一周捐款竟赶不上公款一周吃喝!》,http://q.sohu.com/forum/20/topic/2435311
④颜昌海:《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凤凰博报-博采众家之言-颜昌海的博客
⑤辛子陵:《GDP大旗下胡作妄為》,《开放》2010年11月
⑥《國企紅利肥自己 施惠於民成空談》,《東方日報》 2010年10月11日
⑦胡星斗:《垄断国企十宗罪》,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www.huxingdou.com.cn
⑧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转自铂程斋www.dapenti.com
⑨《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新一塌糊涂网站•New YTHT.Net•2009年7月27日
⑩《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⑾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24页
⑿钟沛璋:《2008忧思录》,川流不息 @ 2008-04-08
⒀《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百度空间•爱芹海
⒁胡星斗《废除特权制度,建设崭新中国》,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b676246/d61669447.htm
⒂《明报》 2011-08-25
⒃何清涟:《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结构-雅昌博客频道
⒄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网易-新闻中心-媒体评论
⒅《国有资产大批流失--11万亿国资虚实之辩》,《财经时报》2003年3月10日
掏空资源,破坏环境,不顾人民死活的“崛起”
中国权贵资产阶级对财富贪婪之迫切,是极其惊人的。为了敛财,恨不得一口吞掉全部中国。英国当年“羊吃地”,被吃者,数量毕竟有限。中国是全部土地为国家、实际为权贵资产阶级集体所有。失地农民得到安置的只有2.7%。① 卖地所得,农民同样只能得到2.7%。② 其余绝大部分被权贵资产阶级搜刮而去,此与把农民“赶尽杀绝”还差多远?
权贵资产阶级为实现剥夺的最大化,不顾资源的永续利用,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不仅要把今天的民众赶入困境,而且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明天。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前几十年,盲目蛮干,资源和环境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后几十年,权贵资产阶级“崛起”,疯狂掠夺,问题更比原来严重得多。
中国辽阔的国土中,荒凉的不毛之地(沙漠、戈壁冰川、石山、高寒 荒漠等)约300余万平方公里,严重水土流失之地36 7万平方公里,有效生存空间仅约300万平方公里,占28.8%。③ 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如此有限,而权贵资产阶级占用起来,却任意挥霍。1980-2005年,我国GDP每增长百分之一,便占用农地二万公顷左右。日本从1965-1984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用农地仅二千五百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地面积是日本的八倍!④ 由于土地在使用中的严重浪费,我国可居住和可用土地,这项无比宝贵的资源,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 ⑤ 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各种因素纠结,我们已丢掉了近20亿亩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下,被迫又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开垦新地。③
在耕地大量消失的同时,各种资源也被严重地超常消耗。本来,在人均主要资源占有方面,我国就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谷物产量相当于美国的26.5%、俄罗斯的54%;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则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 ,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23) 所以,在资源的利用上,应该兢兢业业,以求节约。但是,急于捞钱的我国资产阶级,哪顾得了这个。不管技术成熟不成熟,条件是否具备,能上就上。因此,造成了资源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严重浪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倍。也就是说,本来可以生产4个产品的资源,我们只生产一个产品就交代了。以2004年为例,我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37%,25%和40%,而创造的GDP却只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⑥ 这样不计后果地胡乱消耗我们的家底,算不算是对当代和后代严重不负责任的败家子呢?
曾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自豪的我国,在这种不计后果的掠夺性的“生产”的进攻下,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美国再困难,阿拉斯加的资源储备是绝对不动的。日本自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却从中国进口木材;他们还不断从我国买煤,埋在海底,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都留着后手。唯独我国,权贵资产阶级主导社会生产,竭泽而渔。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目前国内电解铝生产所需原料50%以上依赖进口。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三分之一。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则早已达到了二分之一以上。⑥
我國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⑦ 本应该“惜水如油”。可是,急于搜刮自肥的官僚们,早在八十年代末,全流域水资源就已经超量使用:总用水量高达50.48亿立方米 ,地下水超采31%。③ 同为“金砖”国家,巴西法律不允许抽取地下水灌溉。⑧ 我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哪管这一套,所有与未来民生有关的资源,他们统统不计后果地加以开发。地下水占总供水量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4.0%增长到2000年的19 .8%。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开采利用地下水;在城市用水总量中,地下水已占30%。⑥ 难道只有抽干地下水,彻底断了大众的生路,他们才会放手?
2010年7月4日,福建龙岩市上杭县紫金山尾矿溃坝;7月28日,吉林桦甸市常山镇大河水库发生溃坝,下游5个村庄被冲毁,“造成巨大人员伤亡”;8月7日,山东省招远市一金矿发生火灾,16人遇难;8月8日,甘肃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泥石流冲进县城,并截断白龙河流,形成堰塞湖,702人遇难,1000多人失踪。紫金、招金,人人皆知:全国著名黄金之乡。桦甸:有“中国黄金第一乡”之称,“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舟曲:西部产金大县,舟曲--文县--两当的白龙河流域、西秦岭延伸带,号称亚洲第一大金矿。短短两个月,中国东西南北四大黄金之乡全部遭灾,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与之相对应的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超越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连续三年排名全球黄金产量第一。⑨ 权贵资产阶级就这样不顾自然的再生能力,不顾人民的死活,在“建设”着他们的“社会主义强国”。
权贵资产阶级固然因掏空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而“崛起”了。人民却大受其害。从天空的空气,到地面的耕地,再到地下的水,凡民众基本生活所不得不依赖者,现在没有一样不因他们的“崛起”而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13亿“芸芸众生”生活在一个相当差劲的生态环境里。
以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的浓度为单位,全球20大污染城市,中国占16个。以空气中含硫磺量为标准,世界10大污染城市全部在中国。58%的中国城市居民暴露在空气悬浮物浓度超过一百微克的环境中(2003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引上限20微克的5倍。全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者69.4万,居世界第一。⑩
2011年10月31日,法新社从北京报道:美国在北京使馆的独立检测显示, 北京的空气污染当天达到危险的水平。美国在北京使馆内进行独立的空气检测,曾经给予北京空气质量为“疯狂的糟糕”,“超过可以测量的最差”等评语。
据中国卫生部2006年公布的消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高发癌症变化明显,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四位,跃居二零零零年的第一位,上升最为明显。各种数据显示,无论患者人数、发病率还是死亡率,中国目前(2010年)已经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国。⑾
关于土地污染:中国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每平方公里8 600吨/年,为世界污水负荷量平均数每平方公里520吨/年的16.5倍。③ 大約10%的農田已經遭受重金屬污染。受重金屬污染的食物使有毒物質在人體內長期積存,引發慢性病或癌變。⑿
2000年,农业部对十四个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的2110个农产品样品检测结果,蔬菜中重金属超标的占23%。⒀
现在,中國70%江河水系(水道)受到污染。⒁ 75%的湖泊受到高度污染。⒂ 90%以上城市河段遭受嚴重污染。⒃ 90%的地下水遭到污染。⒄ 七大水系中,有26%水質為五類和劣五類,九大湖泊中七個是五類和劣五類,而五類和劣五類水是連農業用水都不能做的廢水。⒅
据不完全统计,七十年代因水污染引起的人畜中毒、死亡,渔业农业减产,工业减 产及产品质量下降,水面著火,破坏供水水源等重大事故达到了4位数之多。③ 中國空氣與水源的污染總代價在中國生產總值(GDP)的3.5%-8%之間。平均指數是5.75%。(21)
德国污水处理场排放标准为: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而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正是我国2002年颁布、目前仍然在执行的三类水的水质标准,三类水在我国是能够作为饮用水源用的。就是说,我国饮用水的水质与德国经过处理而排放的污水相当。(24)
我国有三億多的人群每天飲用污染的水。每年有一點九億人因水污染而致病。⑾
全世界因食物污染每年导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达300万,按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计算,中国每年有215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因食物污染导致死亡。⒆
由于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2006年已高达145.5/万。每年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先天缺陷儿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终生残疾。(20) 大量出生的残疾婴儿被父母抛弃。山西吕梁中阳县农妇刘凤珍十年之间怀孕八次,每次检查都是畸形儿,每次都无一例外终止妊娠。第八次怀胎终于出生,结果仍然先天残疾:神经管畸形。⑾
权贵资产阶级不顾人民死活的“崛起”,使我国的GDP成为“带血的GDP”。中国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年轻人死在办公室的例子屡见不鲜。过劳致死:每年六十万。(22)
2005年,中国煤矿事故近3000起,大约平均每天七到八起,中国矿工死亡总数高居全球矿难死亡总数的80%上下,每亿元GDP工伤死亡一人。⑾
御用文人说:资本主义各国当年发展也有过类似的经历,GDP在人均多少的时候,“贫富差别”严重;GDP在人均多少的时候,资源浪费严重或环境污染严重。我们今天这样,是正常的。这绝对胡说!要知道,当年所以出现这些类似,是因为没有经验,正是教训之所在,后来者理应避免,否则,前人的亏,不是白吃了嘛!怎么能把曾经的弯路反而当成必然的发展规律,用作今天借“发展”为名而“横征暴敛”的挡箭牌,用以蒙人?
① 东盈:《祸国殃民的“城市化”》,博客•紫韵•谈古论今
② 包永辉、陈先发:《乱征地让农民无地无业》,载《瞭望》2003年第23期,转自《文摘报》2003年6月15日。这是一个“点”的数据,但是能够代表“面”的情况。
③ 郑义:《中国之毁灭》,明镜出版社,2002年
④《改革内参》2010年第四十二期,转引自东盈:《祸国殃民的“城市化”》,博客•紫韵•谈古论今
⑤《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⑥刘晓林:《中国存在严重资源浪费 建设节约型社会势在必行》,http://www.sina.com.cn 2005年9月6日
⑦潘岳(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新纪元》162、163期
⑧朱玲:《英巴观察》,《中华读书报》13版,2010年7月14日
⑨三百门渔夫:《中国何以成为全球黄金产量第一》,凯迪网络2010年8月20日
⑩世界银行2007年《中国污染的代价.身体损害的经济学评估》,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⑾北明:《中国冥路》, 《新纪元》162、163期
⑿引自總部位於巴黎的三十多個國家的國際經濟智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二零零七年中國環境狀況回顧〉,轉自英國《衛報》2007年7月18日John Vidal〈塵埃、垃圾與污水:中國奇蹟的致命代價〉,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⒀广东茂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麦充志:《我国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控制对策》,《中国医学研究杂志》2006年8月六卷八期,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⒁中國環保高官:《全國環境狀況接近崩潰》,法新社2007-07-04,轉自《香港論壇》,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⒂《英國衛報》:《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代價》,轉自《王朝網絡》,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⒃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語。引自「人民網」《潘岳文選.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2005年6月28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⒄引自台灣“中央廣播電台•中國水污染的代價與省思”,轉自《大紀元》2007年12月12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⒅《中國水污染狀況的調查報告》引自2007-11-29 00:09《美國國家地理中文網.華夏地理雜誌》。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⒆依据医学教育网:《—我国食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江帆引述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的数字。转自2007年10月31日香港《苹果日报•污染严重畸婴激增四成》,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1)引自《中國科普博覽網》2003年11月26日文:〈水——人類的生命之源〉。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2)《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环球时报》2007年7月12日,转引自北明:《中国冥路》
(23)吴酩:《马建堂给我们上了一堂实在的国情课》,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2011年3月29日
(24)《大陆饮用水竟然是德国污染处理废水品质》,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2月5日
急于搜刮外逃的中国权贵资产阶级
在国内不顾民众死活、迫不及待进行搜刮的权贵资产阶级,一旦财富到手,目的实现,就迅速携款外逃,或者首先千方百计地将所得转移至安全地带——国外。
他们知道他们赖以搜刮的这条大船随时可能沉没。他们既急于刮,又急于逃。
博讯2010年2月25日报道:中国高干家属移居海外已有108万。
《大纪元》转自《动向》杂志:《出逃与裸官:大厦将倾的表征》:2004年,中共高干家属(按级别分类)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有: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21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党员)家属、直系亲属277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2•174万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726人。
另据中国社科院、广东省社科院于去年四、五月统计:从八十年代中期至2003年底的二十年间,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外定居人数为一百二十万人,分布于港澳、新加坡、泰国、日、韩及欧美各国。
1992-2007年6月底,外逃干部中: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312人;副地厅级1192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于2009年援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统计报告:“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年社会财富被转移到国外的约六、七百亿元。这当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学者们一般估计,在1997-1999三年间,中国资本外逃(包括:1、转移非法所得;2、实现化公为私;3、逃避管制;4、趋利避险;5、转移个人财产)累计为988亿美元。① 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三年总计1033亿元。经济学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③
仅2009——2010年,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而从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到1901年,这60 多年中的所有牵扯到的赔款,总合: 白银85519万两,约等于712亿人民币 。④ 也就是说,仅仅这两年,外逃官员转移的资金就等于满清政府向众列强60年赔付白银总和的28倍。
何等触心惊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汪朝光199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期间,于其馆所藏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一份当年日本人所作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1939年10月17日)。表列29人,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陈立夫、张群、吴铁城、何应钦、阎锡山、陈济棠等。存款总额78606•7万元。调查者注明,存款币别,包括美元、英磅、法郎等外国货币,已经全部换算为国币。但此“国币”,究竟是中国国币——法币,还是日本国币——日元,该报告并未注明。汪朝光回国后撰文(《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②,汪文按法币、日元二者,以当时比价计,将其换算为美元。以他所说比率,笔者对存款总额作了换算,以法币计,较低,今约合美元9590•0147万元;以日元计,较高,今约合美元20398•438万元。大致为1—2亿美元左右。被我们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大家族”(及相关人员)转入上海外国银行的财产数量,和我们今天的贪官污吏相比,“渺小得”简直不足挂齿。我们倒走到国外的资产,每年至少都在几百个亿美元以上,一年、仅仅一年,中国财富被转移出去的,即相当于当年“四大家族”(及相关人员)存入上海外国银行全部储蓄的约一、二百倍,甚至二、三百倍。能不担心国家将逐渐被他们掏空吗?
我国权贵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相反,他们不是经由经营发家,而是依靠政权巧取豪夺致富,而且从一产生,他们就没有外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朝气蓬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他们深深为世纪末的情绪所笼罩,赶快刮,赶快逃。
这个阶级能有什么未来呢?
但,却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主导着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国家外汇管理局任惠:《中国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对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
②原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297—305页,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③伊铭:《外逃贪官海外生态》,《改革内参》2003年第二期,原载《凤凰周刊》
④《中国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华论坛
(2012.3.28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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