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1年，这个被隐没和遗忘了几十年的问题，终于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代，又重新浮出。
过去的2011年，是重新“民智大开”的一年，也是开始重视“民生”问题的一年。“人民的生活、生存是否幸福”？
而“民生”问题，还仅仅只是“现象”，其“本质”是什么？这就要追究到“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本质的问题。当能够去追究“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这个问题，自然又会引导去追求“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
对此，中国的先圣孔子先生，早于希腊文明的政治学大师亚里斯多德，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总结和进一步宣示了：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本质基础是“天下为公”。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公（公共）”，即是“大道”，是“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正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在此“天下为公”之基础上，他才进一步阐述“礼”、“乐”、“和”等（农耕）社会自然的分工秩序，及“仁”、“德”、“信”、“忠”、“孝”……等人际关系准则。
“天下为为公”就表明：人类社会的构成基础是“公共”的，人类所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是“公共”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拥有人类，不是人类拥有地球”。地球上的人类都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一切“主义”、“思想”、“理论”都会承认这个“事实”。
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就是建立在“天下为公”之基础上。现代“工业时代”的“民主制”社会，也是建立在“天下为公”之基础上。一切“个人”和“党派”，都应认知“天下为公”这个社会“常识”，这是一切道德、伦理和“正确思想”产生的“源泉”。
因此，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政治权力”是建立于“天（神）”，这个“公”的“社会理念”基础之上。历代的“君主”、“皇帝”、“帝王”，除个别“暴君”、“昏君”外，没有谁能称：“天下为私（天下是它个人的）”。它们上台（改朝换代）前，是宣称“造反有理”、“替天行道”，取得“政治权力”后，是宣称“神授君权”、“代天（神）保民”、“奉天承运”。整个社会的运转，都是建立在“天下为公”这个“公共”基础上的。
正因为中华社会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所以创建维系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农耕时代”的人民生活，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勤劳致富。无须“政府安置工作”，沒有“房地产开发商”的垄断……；广阔的原野、山青加水秀、茅屋前果树、小桥系流水、土路行马车、社戏看灯会、五谷禝丰登……，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只需“政府（皇帝）”保护他们的家园不被侵犯和战争践踏。人民有冤，官不公，还可以求“天（老天啊，你……）”，有义士“抜刀相助”，可以“杀富济贫”……，还有“天理”可依，和“天地良心”可评……。这正是“天下为公”所形成的“社会理念（‘自然法’）”，又称为“天人合一”思想。
“天下为公”的社会自然基础，与“君权神授”的统治形式，是与“农耕时代”生产力相“配套”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即经过群族部落“禅让”时代后，在农耕时代不可能进行“民选”领导人）。“君权神授”是合“理”的形式，虽然不合“法”。
“农耕时代”中止，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君权神授”之理，就应当（也是必然的）要转变为“民选”形式。也就是说，在“工业时代”，与“天下为公”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是“民选”－－“民主制的形式”。
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皇帝，在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仍坚持与“工业时代”相悖的“君权神授”的统治制度，不搞“民主制”，违背了“天下为公”之社会基础，尽管曾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变革，所以必然要被人民的民主革命推翻。
在辛亥革命时，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重提“天下为公”，其“三民主义”理念就是构建于“天下为公”之基础上。国人也许只记住了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而忽略了他一再宣示强调的“天下为公”这个社会“基础”。没有“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就会是“一党专制”。这同样可以省视今天。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这种“天下为公”的社会自然基础。与之相“配套”的统治形式，就要以合“法（自然法）”的原则，表现为：“政治权力”为“公”－－由“民选”获得；由“立法”、“司法”、“行政”独立的“三权分立”来制衡和保障，即现代的“民主制”形式。这就确保了“公共”的社会性质。
同时，“社会利益（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也必须为“公”。表现为对公共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公共”性保护，不被侵吞霸占为“私”；表现为确立“公平正义”的经济运行状态（真正的“自然市场经济”，而不是“权力经济”、“资本垄断经济”）；表现为解决“民生”问题－－ “公正的‘二次分配’”、“社会主义福利”。否则，“现代化”的高楼林立，汽车高快……，出现贫富巨差、环境恶化，人民也不会幸福。
所以，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就是保障每个历史时代、每个历史时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幸福！即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平等、博爱地幸福（体面、尊严）生活！这不是为了未来的“目标”和“理想”，而要牺牲当代人幸福生活的“目标论”、“理想论”；而是“每个历史时代、每个历史时期、每一代人”都应能享有的“民权（‘创造使个性完全自我实现的条件’－－马基雅夫利）”。
“我觉得，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意识形态学说，和所有的政治派别的皈依者和拥护者都会同意这些目的（俄.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马基雅夫利《一杯苦酒》）”。
总而言之，“人的幸福”，并不跟随“经济发展”、“现代化”、“科学化”……，及“实现”什么“小康社会”……后，而变化或改变。它只决定于“天下（社会）”为“公”性质、还是为“私”性质所制约和影响，由“民权”，也即“人 权”状况来表现出来。
因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人的“本性”－－“性质”是“政治”，所以有“人权”，区别于其它动物。这又是希腊文明最早揭示“人的性质”的论述，而推动现代“民主制”建立的渊源。而认为，“人”是“社会化了的人类（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讲的是“民生”问题。而过去误解，则把它们断然分开，或用“阶级斗争”将它们对立起来。
由此，又引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和“对抗”。其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制度”，而是经济形式，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可以采用。“社会制度”只分“公共”与“私有”两类，现代工业时代称之为“民主”与“专制”两类。现今则可以相连一致而看。
“民权（人 权）”又由“自由、平等、博爱”所构成。当人享有和感受到“自由、平等、博爱”时，他就享有和感受到“幸福”。这正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
因此，“民权（人 权）”之保障，人民的幸福，起决于该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公”还是“私”？就要回答：“关于政府的产生、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和关于用来安排和明确谁享有这种权力的方法的说法（注：英.洛克《政府论》下篇）”。
关注和追究这两个问题，自然也引导出“政治权力的起源”，和“经济利益的公正”这个“公”的问题。显然，一切社会的问题，要得到公平正义地解决，都奠基于“天下为公”这个社会自然基础之上。“民主社会”就是“公”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并沒有说“政治权力”可以成为私有。“共产”，就表明“社会经济利益”是“公共”的，也表明社会的“政治权力”是“公共”的。如果认为“天下为私”、坚持国家“政治权力”为私有，必然误国害民。
“天下为公”，使“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利益”为“公”，才能保障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权”，呈现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状态，这个社会中的人民才会幸福。
展望新的一年，要不愧于历史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就要重建和恢复“天下为公”之社会基础，才能实现人民的幸福！
就需要把“坚持党的领导”思想，转变为“天下为公”的思想！
[ 本帖最后由 昆仑 于 2012-4-29 16: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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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7 15: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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