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峰山庄的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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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峰山庄位于今天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永胜村，距离镇上约有五公里路程。系李庄望族张氏族于清乾隆年间始建，耗资约20000余两白银。山庄占地约
10000平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米，共分成大小不同的六个院落，整个建筑极其精美。在中国，这一类庄园还有很多很多，除了当地人之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无论它们曾经如何辉煌显赫，却如过眼烟云，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依稀记忆。而粟峰山庄却截然不同，在抗战之中，它成了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学者专家们的栖身之所，印满了他们的指纹，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从此就与中国腥风血雨的漫长历史血脉相连，永不湮灭。

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躲避日本轰炸，由昆明历经艰辛迁至李庄粟峰山庄，全部搬迁过程历时数月之久。一同迁来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及人类体质研究所。在这些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里面汇聚了一大批蜚声中外的学者专家，这些人大都学贯中西，在国外获得过博士硕士学位，学成回国之后利用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成为其所在学科的开创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准，得到国际普遍承认，至今也很少被超越。如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独立主持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梁思成，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回国后开创了中国古建筑研究，发现并测绘了唐代建筑佛光寺，翻译宋代《营造法式》，并著有《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李方桂，以研究美国印第安人语言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在当时领导了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并带出了马学良、董同龢、李霖灿等一批学者专家。在当时中国残存的半壁河山里面，他们就犹如是夜空中的璀璨群星，照亮了民族文化薪火传承的希望。

在这些璀璨群星当中最为耀眼的就要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了，这位留学七年却没有拿得学位回来的人能够在同行相轻的陋习当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必然有着过人之处，实际上，早在当年他还就读于北京大学之际，人们就纷纷传说"文史系出了一个傅胖子，我们永无出头之日了。"他留学回国后，一手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被蔡元培任命为所长，短短几年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广泛赞誉，并形成了学术上的"史语学派"。1932年3月，伯希和向法兰西学院提出授予史语所儒莲奖金，就是对傅斯年成就的充分肯定。毕竟那是他最佩服的汉学家。1948年，一个史语所就有8人获得中央研究院院士头衔，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实力。

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深受兰克思想影响。兰克是西方传统史学在19世纪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柏林大学任教长达46年之久，培养大批学者，形成国际性的兰克学派。当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兰克已去世37年，但他的声望仍然如日中天，他的"如实直书"名言，成为传统史学家的座右铭。兰克学派以研究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为主要特征，它是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条件下努力寻求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反映。它要求对史实作严谨的考订，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再现历史，为此，要求史学家保持客观中立，通过客观描绘、叙述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傅斯年深信，运用兰克的考证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学术材料，就能建立起中国的东方学，实现他为史语所确立的目标："我们要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此，傅斯年还提出一句有名的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生动反映了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傅斯年是1942年春天才到粟峰山庄，专门为他预留了桂花院民宅供其一家居住，并配有专职轿夫。国民政府还派有一连军队担任史语所的警卫。在乡民眼里连长已经是很大的官了，看见傅斯年居然敢训斥连长，乡民们更是充满了敬畏。不仅是乡民，在史语所里面，人们也很害怕他，大家看见他来了往往四散奔逃。奔逃不了，就会被他抓去下棋。即使如李济这样的大师，与傅因小事产生不快，最后都会以自己倒霉认输而告结束。

傅斯年外号叫"傅大炮"，有几件事情很能反映他的大炮性格。一是怒打毛泽东。当年毛泽东经扬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打临工，毛对外一直号称他当时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一职。后来经人考证他当时并不是北大正式任命的图书馆管理员，他的资历与学历都不够，仅是为图书馆管理员打临工而己。以毛的痞子性格我们即可想象他从来不曾认真工作过一天，他对到图书馆来借书的名人百般巴结讨好，以结识他们为荣。而对一般同学借书则爱理不理，甚至肆意刁难。他有时竟无聊到在借书的同学面前卖弄自己那几笔破字，激起民愤，大家纷纷向傅反映。傅以学长身份对毛先是劝告后又敬告最后警告，毛仍然毫无悔改之意。终于惹得傅斯年怒火中烧，当场发作，让毛饱享了一顿老拳。毛随即屁滚尿流逃离北大，北大成为他伤心之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1945年6月，傅斯年与毛泽东又在延安见了一面，毛抄了一首唐诗给傅，其中一句是"刘项原来不读书"，颇带挑衅意味。这次见面让傅更深认识了毛的阴暗和险恶。当同行的黄炎培之流大肆赞美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之际，他则早已看穿毛那一套专制愚民的统治手法。他曾当面讥讽毛泽东"堂哉皇哉"，让毛怀恨在心，几年后竟将他列入"战犯"名单。毛还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特别点出傅斯年的名字以发泄心中怨恨。

第二件事是"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傅斯年打着旗帜走在队伍最前面，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巷时，遭到军警阻拦而转向赵家楼。傅本人是反对暴力行动的，但走到赵家楼时，他显然无法控制局势了，有些学生翻过院墙放火并殴打亲日派汉奸，后来竟被说成是傅斯年带头翻墙放火。这些传说倒很符合傅的性格，让他一夜成名，成为五四运动中的英雄。正因为如此，此时正在图书馆打临工的毛泽东才竭力想要巴结他而他却不屑于理会，让毛的心理受到极大创伤以至于发生变态，这从他后来上台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中即可看出。十多年后，毛还对此耿耿于怀，特别还对左派记者斯诺提到傅斯年罗家伦瞧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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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大炮"美名天下传扬的事情是他在参政院里对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弹劾，当时孔祥熙涉嫌利用美金公债大肆殉私舞弊，傅斯年时任参政员，在掌握大量证据材料之后，准备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好心人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坚持己见，在参政会上将质询案公之于众，一时朝野大哗。傅在发言中甚至喊出"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口号，扬言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此事后来提交到蒋介石那里，蒋专门请傅斯年吃饭，饭桌上蒋对傅说："孟真先生信任我吗？"傅回答："绝对信任。"蒋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历声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据后来有人回忆，傅斯年说些话时极为激动，脸涨得呈猪肝色，欲作拼命状，在座各位无不大惊失色。倒是蒋介石颇有风度的微微一笑，点了一下头。旋即下达手谕，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氏财源的来路问题。孔祥熙不得不为之黯然下台，傅斯年一炮出名，声望大振。后来，1947年，傅斯年又在《观察》杂志上连续发文批判行政院长宋子文假公济私，迫使宋子文几乎是当场辞职。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竟敢向权贵公然挑战，发炮轰走两任行政院长，反映出他强烈的正义感及诤诤铁骨，更为世人所不及。

第四件事是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以"汉贼不两立"为由将伪北大时期的教职员悉数开除，表示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在被开除的教职员中不乏如周作人、容庚等名家。傅在重庆发表声明："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故不拟继续录用"。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不被开除，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为了民族大义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伪北大教职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甚至煽动学生罢课向傅施压，要求继续留用。容庚甚至跑到傅办公室争辩，被傅大骂一顿后驱走。当时媒体上对此事曾有过《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的精彩报道。

1946年10月，从北大代理校长一职卸任之后，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粟峰山庄，登上江岸，正遇同济大学大批师生聚集码头，等待乘船东下，重返上海。此时，史语所已经人心涣散，惶恐不安，传言傅斯年将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大有树倒猢狲散之感。而此时眼看镇上的同济大学陆续东迁，更难耐寂寞，焦躁不安，大家渴望及早衣冠东渡，复员南京。为安定人心，傅斯年当场泼墨挥毫，大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贴在粟峰山庄牌坊头。同时明确表示，最迟冬季，也就是长江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带大家重返首都。

这一次在粟峰山庄傅斯年只呆了一周多时间，就被急电催回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紧急会议，永远离开了李庄的粟峰山庄。临行前，由傅斯年提议，史语所全体同仁出资建造的"山高水长，留别李庄粟峰碑铭"石碑，已经立好在粟峰山庄牌坊头。石碑是为感谢当地士绅五年来对史语所研究工作的鼎力籍助而建的，其中有
"海内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道，地主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的句子，由陈盘撰文。碑额"山高水长"四字由董作宾用甲骨文题写，碑文由劳干书写，并刻有傅斯年、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石璋如等53人名字，几乎囊括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全部精英。

如今在粟峰山庄牌坊头早已看不见这一极具文物价值的石碑了，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新立的一块赝品，连字都没写好，就来冒充当年大师作品。而粟峰山庄建筑群的精华部分，即牌坊头后面的戏楼和厅堂，已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一位名叫李忠孝的书记下令拆除，修成小学。不知是因为偷工减料还是粗制滥造，小学早已变成了危房，现已被迫关闭。尽管如此，粟峰山庄当年在被中国营造学社实地勘查测绘之后，被收录入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刘敦桢的《中国住宅概说》书中，从而成为了历史的篇章永不会遗忘。

我是在一个初夏的下午来到粟峰山庄的，天气炎热，四周不见人影，一片寂静。我站在牌坊头下，想象傅斯年当年匆忙进出的样子，颇多感触。当时这里也是一片寂静，大门一关，满院寂静。那些大师们就在这恰如世外桃源之中潜心研究甲骨文、居延汉简、古建筑或是方言音韵等等。用他们的话说：国家都到了如此地步，还能让他们吃上饱饭，摆下书桌，潜心研究，其实这些研究晚几十年作又未尝不可。正是出于对国家的感恩，他们才严于自律，惜时如金，于艰难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正是在李庄，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国民政府的看法。以前我曾受到美国左派的强烈影响，对国民政府的基本印象就是贪污腐败和专制独裁。一次次的李庄之行让我明白，一个政府深陷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仍然能将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视为高于一切，表现出极其远大的目光和胸怀，即使再怎么贪污腐败也不会堕落到如今天那样的程度。一个能够尊崇如胡适、傅斯年这种知识分子的政府即使再专制独裁与今天相比较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那才会成为难得的黄金时代，至今让人怀念和遐思。

1949年元旦之夜，傅斯年和胡适两人在南京面对滚滚长江一边饮酒一边背诵古诗"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国民政府已是风雨飘摇，倒台已是指日可待。很多知识分子都做了墙头草，中央研究院生物、数理和人文三组共有81名院士，很多人都留在大陆观望，随时准备献媚于新政权。而傅斯年仅凭其声望就将史语所几乎悉数带往台湾，其中带走的院士就有6人。这批人构成后来台大的国学基底，帮助台大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仅有300余名学生，五个院系）成为全球排名70亚洲排名第二的大学。反观当年一流的北大，如今仿佛是坠入了无底深渊，几乎变成了纯粹的党校。而在当时，无论是在北大或是台大，由于傅斯年等人的坚决抵制，任何想把大学办成党校的企图都没有得逞。

后来如此之多留在大陆的院士们，都在学术上止步不前，毫无建树。大陆有关国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准甚至不及抗战时期的李庄。梁思成在李庄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撰写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居然要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被批准出版。而他在现政权生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尽管大多数时候都养尊处优，却显得是江郎才尽，油尽灯枯。当年，因为中共军队没有炮击北平古建筑，梁思成与金岳霖相拥而泣，将其誉为"义军"之时，傅斯年就看穿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本质，他预言新政权将会剥夺人民自由，会让文化变成一片沙漠。傅的眼光确非梁、金等人可以相比。

在1949年那个时候，正是全球范围内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一时竟被认为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没有人知道台湾还能够再坚持多久，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在整个岛上。傅斯年的朋友故旧，很多都投靠了新政权，真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加以描述。连他一手带大的侄子，胡适和李济的儿子，都留在了大陆，积极为新政权效力。此时，傅斯年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字幅，将台湾比作当年田横手下500将士因不愿接受刘邦招降而集体自杀殉节的地方，表达自己必死的决心。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不仅激励着他们当年的绝地坚守，也最终促成了台湾今天的民主转型。与当代浑身媚骨的知识精英相比较，傅斯年代表的是另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代还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