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国：林彪罪案的若干疑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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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问题的评说上，官方一向忌讳莫深，其个中原因不难测知，数十年的林彪悬案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历史公证与征信的问题。林彪以接班人之专，其权力网络之结构，根深枝蔓，关系着整个高层权力之运作，一旦允许追根究柢，则暴光者已不限林彪身後是非的问题，却是毛泽东宫廷政治如贾府般的封建本质，弄得不好，只怕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亦要为之动摇。

制约和阻碍林彪大狱之探讨的，当然还有一个材料的问题。识者已经指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汪东兴经华国锋之批准，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之同意（按其中叶、汪、陈、纪，另加张春桥等人原为林彪专案组成员），烧毁了「有损毛泽东，有损党中央形象」的档案材料，包括会议纪录、会谈纪录、录音和信件七十八件；更为紧要的，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及汪东兴等人的往来信件、电话录音、谈话纪录等九十二件，早在事发甫後的一九七一年十月已分别交予毛、周、江、汪本人「处理」掉了。此类销「史」灭迹之举，显非孤立现象。

八届十二中（一九八六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於八0年初，刘少奇案平反前後，由邓颖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有此两大「天然」屏障，欲求林彪事件浮一大白，真恐怕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然世有不知其然却可知其不然者。林彪何人；林案何如，实不好说，但要说此非其人；不是这麽回事，倒也有形迹可察。盖官方所述，无论如何自圆，稍有常识者亦可觉其破绽百出，不足采信。

其一，官方谓林彪是野心家。

试观林彪於建国後，以不世战功自甘寂寞，安然养病，十年未尝问政。直到「大跃进」年代，毛不惬意周、陈（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递辞呈，陈云靠边站），硬拉林彪出场，以壮寡人士气，次年又为对付彭德怀，执意要林取代国防部长，这时林彪才正式走向前台。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仆仆风尘之各地视察，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屡次向毛请辞，总不见允，唯许其长期休假。

及至文革起，毛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宇报，立意铲除刘少奇，当晚即电召林彪。时林仍在大连养病，全然不知八届十一中的议程，但在毛的旨谕之下，还是无奈地当了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文革期间，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说话，或会见外宾外，每日至多半小时听点汇报，馀时独自在晦室中钻营他的药典。

纵观其建国後的半生，林彪可谓毛氏宫廷政治中最敏锐的观客，却又是最不情愿的玩家。论者以为林之取代国防部长，正是权力野心之表现，中共党史还大写特写罗荣桓出面反对的事，以证罗之先见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前，在党内地位已是远远高於彭德怀，部长一职在权力的阶梯中，那能说得上是高升呢？论者更不知罗荣桓（实则还有罗瑞卿）之出面反对者；正是由于林彪无心上任向毛请辞不准，故而转托二罗在毛前代为说项，以期收回成命。

再者，一九五七年後吴冷西取代邓拓，又兼新华社长，主持两大官方喉舌，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然而阳光之下就有这等奇事！吴冷西直到文革起，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近乎十年间，居然不曾在大政所出之政治局常委会上见过林彪。若硬说林彪「权力薰心」，这等的权力薰心也真够名实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谓林「急於想当国家主席，急於夺权抢班」。

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时，其用心绝非为了放权，而是为了「摆脱」接待外国元首等繁文褥节的「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

可知毛本不以为国家主席「重要」，一九七○年春讨论修宪中设不设此一职位时，毛亦说过：要当就让董老当（即那位无关紧要的董必武）。刘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并非由于披挂国家主席之虚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线之时，授刘以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实权。即使刘之国家主席一职稍挂著几分虚有的尊严，毛说打倒就打倒，哪里管得宪法上规定的保护措施和罢黜程序。

这位继任的国家主席终于惨死开封的血迹斑斑的前车之鉴，难道林氏就无省於心麽？何至于竟蠢若逐臭之青蝇？另者，林办工作人员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会见外宾，受到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的「热烈拥抱」，这位怕光怕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归後即禁不住慨叹：「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这类不须矫情的日常语言最能真实反映林氏的爱憎心态。林氏夙以不爱社交见称；其对于外事活动之羞涩，对于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谓屡见不鲜。而官方对此所据以为铁证者（即叶群告知吴法宪「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麽办？往那里摆？」），更是大有蹊跷。

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据吴法宪所谓「他们要什麽就给什麽」这一高压下所做的供状，多年後吴已承认是假供，近年来则明言其左右：此话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

据此，则上述指控显然与叶群无关，所谓铁证者，适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凿附会，虚造事状矣。

其三，庐山斗争的实质

历来官方史籍述及庐山，总不外是纠缠称不称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等丈二金刚似的问题，归结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内的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妥当，也未必尽然。「两个反革命集团」总意味著一方是「四人帮」。时王洪文未至中央，还在核心权力圈外。其与张春桥之关系也处于捉摸不定之状态，此由他在会上也跟著起哄，支持陈伯达的称天才，令张难堪可知。二者，此一结论仍嫌过于抽象，所言「权力斗争」的内容仍不明确。若说为了继承权，只怕为时尚早。

帝王未崩，忌言承继，若说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恩怨（此为江青之戏论，说的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不对头），或说这是一场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较量，也只见现象，未触实质。

上述诸见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意味著毛泽东只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观虎斗」任它两股势力相争；只需仲裁之时，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总之是个超然局外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然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所流露的切肤与震动之处。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泽东不惜与副统帅翻脸，不惜葬送一个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不惜打击各路军头；不惜违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群情众议，偏偏情有独锺，使出霹雳手段出面保驾一个渊源甚浅的张春桥--这样一个极其常识却又最为关键的问题。

依我之见，庐山会议的这场冲突不尽是「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冲突的焦点也不单是一个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後不言自明地触及「伟大的天才」的问题。如众周知，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员，分别是组长、顾问和组员。陈伯达本是组长，没干几个月，就以性格见解歧异，不见容於江青，逐渐从中分化出来，「投靠」林彪。这种「投靠」哪里是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未沉，这个老鼠就跑了」
那样，只是基於权力的考虑呢！「一组」（毛）的权力当然远胜「二组」（林）。若不是因著识见相近，陈伯达何以会背著毛而转向林呢？

原来军队系统早自军委八条、二月逆流，乃至武汉兵变以来，就与中央文革扦格不入。四大将（黄吴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饱尝红卫兵造反派文武批斗之苦（其中邱会作最惨，几乎打死）。林彪身为副统帅，在公安六条保护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为毛所钦定的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开非议文革。

然而私下之间家人却尝闻英以「文化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掩藏不住骨子深处里对此文革之不敢苟同；对于文革的乱局，他是深感於心的，在他与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军委八条得毛批准之後，一向情感不形於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於派性武斗，他
更加耽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为此上书，但毛不以为意，反而讽刺林彪穷紧张。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解释就很别开「生」面：「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下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继言「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麽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因此在由他负责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他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运动，没有目的」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决。林彪这一不废生产的立场；显然其来有自。

然而在庐山上，这类的分歧，这类对于文革的非议，乃至愤懑，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语言」中：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双方，当然都不存在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林彪的军系人马，加上陈伯达、汪东兴，指斥张春桥反毛，当然也是强词夺理，无限上纲。但此一立意打击张春桥的「深层结构」，却在于多年积累的对于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异议。憬然於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於最小的角色张春桥，如叶群所说：千万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至于触毛，那是压根儿连想头都不敢有的！）

尽管如此，庐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点名张春桥之後，立即群情振奋激昂，「千刀万剐」之声不绝，「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央委员们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异常激烈。」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在会上都「跳得很高」。陈毅等人与林彪等渊源不深，他於二月逆流後打成「右派」，却与林彪一向不大来往。何以也会「拥护陈伯达」大批张春桥呢？自然不是一个私人恩怨可解。

庐山上所以群情愤激，造成「停止地球转动」似的共鸣，自然是有著共同的「语言」，并不局限於林系一路人马。林彪等人的语言既是如此抽象，则共同语言的代表人物当推以敢于直言见称的陈毅。这也是毛泽东所斥「二陈合流」，康生所称「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于官方始终未曾公布文献，我们无从知悉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与毛密谈的内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後，情势急转直下。说来不巧，这一情势的发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在二月逆流期间，不惜开罪四个元帅三个副总理，公然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我。」说来又是不巧，这回毛泽东也说：「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见事後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华国锋的谈话。）林彪诸人「高度抽象语言」中的弦外之音，终于让「政治慧眼」的毛泽东嗅出来了。

毛泽东薨逝之前自揣平生两大成就，一是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一就是开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椿盖世功勋，绝容不得他人非议。毛尽管赏识邓小平，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立即再度打倒。

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处，才是他在庐山上所说的「绝不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才是他在设下十面埋伏，准备对林彪动手的南巡讲话中所说「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刘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义）的矛头所在。

只有从此考察，我们才能拨开庐山的迷雾，窥见毛的切身之感，是什麽触动了毛的真正痛处。这些才是庐山风云的奥妙所在，九届三中的实质所在。然则，冯文所欲回答的「毛林决裂的关键」者，又岂是「权力斗争」一义所能涵盖。

当然；这一奥妙不可能由当时的官方披露--一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副统帅，一个首任的中央文革组长，居然会不满文革，这还了得！今日的官方当然也容不得触此奥妙--阿Ｑ也敢革命，林彪也会反文革，笑话笑话！

史家辨人事，犹如法吏断狱，听其两造之言。二十五年来的林彪大狱迄今但有原告，不见被告。对于林彪其人，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怜（包括笔者在内）。只许原告控诉，不许被告发言（林氏後人如林豆豆与张清林之种种申诉，屡遭官方压制），单以此事度之，则可计其为冤案者，大约不假。虽不中，亦不远矣。

细检林彪与周恩来二人之文革言论，相观比察，举凡在保护老干部、稳定局面、缓和毛之激进、稳定军队、制止武斗、力促生产等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场其实差异无几。反之，以抑己扬毛之初衷及批斗同僚之激烈观之，周之较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身後声名论，一者崇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人，一者沦为遗臭万年的反革命阴谋家，何其霄壤之别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肃刘少奇，乃源於刘在调整「七分人祸」大跃进後的国民经济、在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与毛歧异，触犯了龙颜。这至少是一条公开的「刘少奇路线」，毛要整他还说得上有个根据，说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

相形之下，林彪尽管骨子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基於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後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仓皇出逃，本是毛步步进逼弄出狗急跳墙的结局（毛之手法与先前逼迫达赖喇嘛出走者，或有稍似之处。）事发後之案情，又全凭毛之未审先决、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据此销毁证据，伪造事状。遂成大狱。其株连者，何止千万，而苦主或其家属，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实事求是之不谋，历史公正之义之不张--此冤者三也。

论者日：伴君如伴虎。毛泽东以其文采武功，可谓历代君王之冠。林氏以骑虎难下之势，居然仍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真不啻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几至灭门的下场，固可谓咎由自取。然而，即以个人崇拜而论，刘少奇、柯庆施、陶铸在崇毛活动上，本有一饭之先的功劳，而周恩来之崇毛又赛过林之崇毛（对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检讨与林在七千人大会上之讲话，即可知矣）。但究其实际，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大讲个人崇拜之必要与个人崇拜之合於马列主义；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动，跟著大吹起来的。）

今人只消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就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诸册，看看毛对中央文件的亲点御批（其中毛在秘书拟就或政治局、书记处起草文件中亲自加入「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字样，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泽东才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来，林彪的错误也好，悲剧也好，最终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