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皇家寺院“雍和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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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的皇家寺院“雍和宫”（组图）

　
　　作者： 李新   

　　2009-03-31

　　

　　【新三才综合】到过雍和宫的人，无不被它辉煌的皇家园林建筑、神秘的藏传佛教造像以及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实，就某种意义而言，雍和宫现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尽可能地将历史上雍和宫最繁荣，最辉煌的那一段真实地再现在现代人面前。

　　

　　雍和宫始创与乾隆年间，在决定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院之后，从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几年之内陆续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诸如：拆影壁，建昭泰门；设桅杆，立宝坊；立碑亭，建钟楼、鼓楼；对内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门殿、雍和宫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药师殿等十个殿堂进行翻盖；在寺院外围相继修建了八百馀间包括连房(僧舍)、印务处、经史馆等在内的附属用房，使原来的行宫逐渐具备了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基本规模。乾隆皇帝为其赐一藏语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宫”，意为兜率壮丽洲)。为着这里将要发挥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对雍和宫的建制、管理、宗教机构设置、僧人来源等诸方面给予很高规格和严格规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当时在雍和宫设有一个很高的管理机构，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经处”，直属清朝管理全国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只设一名，一般都从亲王中选派。其下有“总理雍和宫东书院事务大臣”，人数不定，一般从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员中选送。当时，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三房，即：“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他们分别负责管理雍和宫的文书往来、僧人念经，以及佛像造办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设有笔贴式(书记)和苏拉笔贴式(副书记)负责文书往来的具体工作；“经坛房”下设有副管领，首领太监，太监喇嘛若干名，负责喇嘛念经之事；造办房其实是清廷设在雍和宫的一个规模相当的制造佛像的工厂。工厂中除负责人员外，另有工人四十名，这些工人被分为九组，分别从事铜金、镀金、铸铜、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画、装金、彩绣、缂丝等不同种类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军则承担着雍和宫的保卫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宫内当时设有两套班子。一套称“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机构专门管理雍和宫的宗教事务。管理雍和宫的这套机构设置相当复杂。最高一级称“总管喇嘛印务处”，简称“喇嘛印务处”。一般都由僧人组成，这些僧人又按职位高低分为七级，依次为“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学习喇嘛”。“学习喇嘛”中又分为四级即：“德穆奇”、“格斯贵”、“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当时，雍和宫内还有严格按照密宗四续部理论建成的四大“扎仓”即僧院，它们分别是：(一)扎年阿克学(数学殿)。内设教习堪布一名，总管全殿教务；设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经事宜。学徒(又称学艺喇嘛)共分四级，先后要学习藏文、佛经、历算等功课，完不成学业还要续学三年，之后才能应考更高一级的喇嘛职衔。(二)曼巴学(药师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四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药师经及四种医学经。(三)擦呢特学(显乘殿，或显宗殿)。内设教习堪布喇嘛一名，教习喇嘛两名，格斯贵一名。共有十三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显宗的主要经典。(四)巨特巴学(密宗殿或密乘殿)。内设坐床堪布喇嘛一名，总管教学。教习喇嘛一名，格斯贵一名。学习共分五级，每级三年，主要学习秘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佛教经典。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四大扎仓在学经师傅安排、学习时间、学习次第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每个扎仓所学的内容不同。一个新学徒要从一个扎仓学成出来，一般要经过十馀年的苦读，有的甚至要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四大扎仓后来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藏传佛教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四大扎仓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

　　早在四大扎仓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仓适合担任教习的老师一律要从西藏选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从雪域高原赶往北京。当时，显宗院上师由西藏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诸明扎仓上师由莫觉夏仲担任。其他僧人的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拉萨)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

　　

　　各个扎仓的老师确定之后，乾隆皇帝还对僧人的来源和选拔制定了一系列相当严格的制度。

　　首先明确，僧人必须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聪明的青少年中选送。《雍和宫导观所》中有这样的记载：“各该扎萨克拣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已出痘者于每年年终派员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该庙守候，听凭验收。限次年开印之日，由掌印呼图克图逐一验看岁数，合格者即交该宫扎萨克喇嘛收留，倘以年岁不合，或有疾病及无籍匪徒希图滥竽充数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员带回，并将该旗应负责任之扎萨克报部议处。”经过如此认真的挑选，再经过在雍和宫多年的学习和苦修，一大批“尊国政、知举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办事”的藏传佛教人才脱颖而出。

　　清廷把雍和宫视为御用家庙。喇嘛除在寺内四学殿(扎仓)参加正常的佛教修习外，还必须担任到宫廷和其它御园进行佛事活动的“内课”，诸如：常年不断的每天向宫廷中正殿等处派僧人诵经；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传佛教吉日进宫诵经；年节及帝、后登极、诞辰、忌辰等重大日子举行法事活动，以上活动雍和宫每次派出僧人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据《大清会典》资料统计，仅“内课”经差一项就达41种之多。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要担任皇帝离京外出时进行佛事活动的“随营”职责。

　　清朝政府对雍和宫僧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据史料载，当时除八十名学艺喇嘛的开销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馀喇嘛之开销则按照扎萨克喇嘛、苏拉喇嘛、教习苏拉喇嘛、格斯贵等不同级别每月均由政府拨给，具体做法是先由庙内德穆奇造册呈报，从广储司国库支出发给理藩部，再由该部下发至雍和宫。

　　一般僧众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粮米七斗五升以及数量不同的银钱；每人有进宫念经时穿戴的黄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种“特赏”、布施。乾隆年间，雍和宫的香灯地亩遍及北京周围29个县，年地租一项收入就达白银近万两。至于雍和宫堪布及在雍和宫兼有虚职的驻京呼图克图等上层人士，除雍和宫喇嘛钱粮外，朝廷还加发“驻京喇嘛钱粮”，多数人还享有清廷提供的“佛仓”(住所)和封给的寺庙庙产、牧场、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赏”白银150一300两。另外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故有“驻京喇嘛不亚于王爷”之说。被清朝封为唯一一位灌顶大国师、位居驻京掌印呼图克图的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朝就兼任着雍和宫总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庙及庙产，外加亲王俸缎一份，月特赏500馀两，其国师金印重88．8两，可以撑黄伞、坐黄轿，皇帝还不时赠给各种金玉珠宝、古玩字画，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于一般亲王。

　　雍和宫在财务管理上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奏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雍和宫七月份应领香灯钱文因数目错写，多领二十千文，经笔贴式德罄告知，副内管理伯文即当分析报明更正，乃伯文隐讳不报，复于八月份应领数内少领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数。以至钱粮款项不符，虽无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图迁就了事实属罪无可迁。应将副内管理伯文照钱粮混行造报以至款项不符降一级调用……，笔贴式德罄系承办七月份香灯钱文文领之人，乃将二百一十之数误写为二百三十，以至多领钱二十千文，事后虽经查出报明，究属怠忽于前，应将笔贴式德罄照造册数目错，罚俸一年……。多罗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该处事务之人，未能查处，亦属疏忽，应将多罗履郡王永成、尚书素尔纳、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罚俸三个月。”这件事在雍和宫整个管理中虽说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乾隆年间雍和宫喇嘛人数之多，管理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雍和宫每年还对教习喇嘛和勤奋苦读的学艺喇嘛进行奖赏。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宫事务大臣永容奏：“经询问章嘉呼图克图，雍和宫翻经之喇嘛四十三名内有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一名，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五名，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现今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晓经意翻译教习喇嘛，菩萨顶稍通经文能翻满洲。教习喇嘛现今翻经俱稍有成效，应分别奖赏；其学习翻经喇嘛三十七名内能翻经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学之所至。似应一体酌量奖赏，以示鼓励……”乾隆时期的雍和宫，就是通过这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传佛教人才。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在京都的学府，在众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经过多年刻苦修炼，获得不同的学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后成了当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时，雍和宫也造就了不少专家、学者。

　　比如，曾在雍和宫学习的内蒙古察哈尔镶白旗的罗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宫学成后返回家乡从事宗教、著述等活动。经过在雍和宫学习，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撰写了多部专著，诸如《青册》、《察哈尔格西全集》、《祝颂词》、《甘露》等。以后又在察哈尔查干乌拉喇嘛庙兴办蒙文印经所，刊印了大批经书和文学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该所以经卷规格刊印了著名翻译家阿拉纳于1721年蒙译的《西游记》；他还著书介绍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和藏族文学史诗《格萨尔》等，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著名蒙古族学者、文学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宫培养的历算师达喇嘛乌力吉巴图，成了颇有威望的藏传佛教历算学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历书》，完整地绘出了当时中国18个省首府和蒙古22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和距京都的东西偏度(即经度差)。19世纪中叶，这部藏传时宪历传至甘肃拉卜楞寺，被选定为学习时宪历课程的教材。20世纪初又传到拉萨，在各寺院里设置了传学此法的课程。此后，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载人了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中。由此可见，雍和宫在一定意义上是藏传时宪历的传播站。

　　雍和宫在清朝培养出了大批的各种藏传佛教人才，这种影响即使到了清光绪年间也还发挥着一定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沈均禀奏：“窃以近时世，列国竞争，非学术无以振兴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黄教已历数百年，近来各国咸思，伸势力于东北、西北各边地已非一日，是以频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屡受其愚，弗可枚举……殆非边陲民智不开，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学术，侮由自招所致乎。为今之计，要使开通边地民智，舍教育他无善策。故先设喇嘛学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渐普及……素有相识雍和宫喇嘛江曲开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壮岁从戎，向随僧忠亲王左宫保带兵转战各省，功绩甚伟。嗣后辞职披剃，蒙恭亲王送人雍和宫北花园为喇嘛，去岁由藏回京，谈及该处民情，……风气未开，职即欲立喇嘛学堂各节向伊謦述。渠意以为然。……拟就雍和宫北花园设立喇嘛学堂，选择青年好学之喇嘛，教以汉文并中国历史，以系其心。并拟设师节一班，以备将来分赴蒙藏各地担任教习之选……”这是一份呈辞恳切的奏折，在边陲危机之际，在蒙藏地区庶民备受欺凌之挥的作用已经与乾隆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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