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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一抹金色的阳光撒向宾馆对面积雪覆盖的泽多山时,耳边传来震天的口号声。隔窗望去,昨晚藏汉民众跳舞的广场已经变成武警士兵的演练场。
9时许,我们启程前往塔公。司机傅先生打趣说,天公作美,今天的塔公草原一定很漂亮。
可惜,事不遂人愿。我们在一处公安武警联合检查站被勒令停车待查。岗亭内,两名武警战士在持枪站岗;不远处,十名士兵在列队聆听长官训话;街角则贴着“人民武警爱人民、藏区维稳做贡献”的大红标语。
出于职业习惯,我顺手拍了两张照片,不料被武警发现。长官喝令我删除照片,并警告道,“此处禁止照相!再拍没收你的相机。”
过了一会儿,甘孜外办和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赶到。有位岳警官先问我们是否前来游玩。我说,确是慕名前往塔公草原。岳警官立即指控我们从事了与身份不符的非法活动。他说,出来游玩应持旅游签证而非记者签证。我反问道,难道驻华记者外出旅游还需要更换签证吗?在场的外办钱科长沉默不语。
我问岳警官,如果只有进行采访才合乎法律合乎身份的话,那么就让我们赴塔公进行采访吧。岳警官马上改口说,前边路况不好,他必须对我们的安全负责。钱科长也劝我们予以配合。
去年四川发生地震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赶赴灾区,中国政府并没有以安全为由下令他们离开,相反温家宝总理还手持话筒在废墟上举行了中外记者会。我说,现在的甘孜并无明显危险,来往车辆络绎不绝,所谓道路危险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还告诉两位官员,在不久前举行的人代会上,四川省官员对着众多国际媒体的镜头说,他们从未下令不让外国记者赴藏区采访。当时我还特意请教一位四川官员能否前往甘孜和阿坝。他连声表示,“没问题”。
可是在甘孜,不管我怎么说,当地官员就是一句话:请你配合,立即离开。后来,我们想在康定多呆一天的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甘孜外办派专车把我们直接送回成都。
中国国务院的相关条例规定,中国依法保障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的合法权益,并为其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报导业务提供便利。条例还说,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只需征得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无需向地方外办提出申请。
甘孜州政府公然违背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条例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返回成都后,约见四川省外办袁红灵副处长,反映了我们的情况和意见。袁处热情大方、性格爽朗,我跟她是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相识的。
袁红灵指出,岳警官关于外国驻华记者需换旅游签证才能游玩的说法是错误的。她还表示,拒绝我们前往塔公是甘孜州政府的自主行为,并非省政府的命令。
有官员私下透露,国务院条例并未在甘孜得到执行,因为那里还是有些小乱子,比较敏感。也有地方官员表示应该让外国记者进入藏区采访,但是中央担心引发太多负面报导。
离开四川的前一天,我们来到成都武侯区的“西藏街”。去年拉萨3.14事件后,这条藏人商铺林立的小街遭到封闭。用当地小贩的话说,警察都站到了店门口。今年3月,西藏街再次被封,直到月底才解禁。
一些店铺里挂着十世班禅和其他活佛的肖像,但是没有北京确认的11世班禅的画像,更没有达赖喇嘛像。一名商贩说,老板娘去年卖过达赖喇嘛像,生意很好,后来她为此被关了好几个月,现在不敢了。
在西藏街,经书、佛像、转经筒等宗教用品随处可见,反映出宗教在藏民中的深厚影响。但是当局禁止中共党员和公职人员信教。我问一位藏族官员,他对无法信教是否感到遗憾。他说,公开信当然不行,但是心里还是根深蒂固地信。
四川省有藏族人口122万,是西藏之外的第二大藏区。此次四川藏区之旅虽未成功,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藏区维稳已经成为四川省当前仅次于灾后重建的第二大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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