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真正的过节 毛、周关系史上一大公案（图）

qian-yuan

　

宁都会议-毛被剥去军权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14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毛周结怨。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电报而起。用周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原因：

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抓住处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在此之前，当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在国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提出的大胆计划和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语，大为震怒。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他们对李立三的批评开始升级，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1931
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楼里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中央全会理应中央委员参加，可自称为"国际派"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经过特殊安排，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

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一直严格保密。有的代表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召开什么会议，有的被告之召开紧急会议，而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是四中全会，还有的人根本没有被通知到。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处于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地位，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限定在一天之内完成。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王明的老师米夫在会上作结论，大讲王明等人"是坚决地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又说，立三是反对王明的，而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来反对"这些
"正确路线的代表"。米夫的这个讲话为王明上台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在会上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表示忠于共产国际，支持米夫。周恩来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王明、王克全、刘少奇。

全会选举时，米夫宣布：凡参加全会的都有选举权。在积极的强令将王明等补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接着选举政治局，王明又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央领导大权。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全面掌权。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没有看清哪一方会获得胜利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必须贯彻执行以反对党内右倾和实行积极进攻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共产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打击一切与此相违背的倾向。作为犯调和错误的留用人员，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觉腰杆不硬，胆怯心虚，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

应该说，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还是"相安无事"的。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和毛一道共事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找国民党军队主力作战，以击败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

当时中共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就是周给后方中央局的这封电报导致了宁都会议的召开，完全剥去了毛的军权，与毛结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继续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怎样结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