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张学良为何娶了“村姑”? 张作霖为报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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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辽沈晚报

     “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喜结良缘的背后
   
    张学良：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这个女人我不了解，我不喜欢！
   
    张作霖：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你的话留着等你说了算时再说吧！
   
    1916年，是大帅府落成的第一年。“龙抬头”没几天，张作霖一家刚搬进新居，大帅府里来了一位妙龄女子，她就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大帅儿子娶媳妇，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可引来满城人的疑惑：这风度翩翩、追者如云的张学良为何娶个比他大4岁的乡野村姑呢？
   
   
    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合影。
   
    给儿子找媳妇，只为报恩
   
    1908年，张作霖的部队驻扎在离奉天有60公里。新民府有许多日本驻军，日军耀武扬威，经常欺负中国军队。春节期间，一队日本兵和张作霖手下的一队人马在大街上相遇。因日本兵侮辱中国军人，双方发生冲突，两名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张作霖听说后，火冒三丈，要求日军交出凶手，以命抵命。这事后来闹到奉天交涉署，交涉结果：日军赔了一千两银子，一个士兵五百。过了两三天，张作霖命令卫队：“妈了个巴子的，他打死我两个兵，赔一千两银子就算拉倒了，那好，我准备一千五百两银子，你们去给我打死他三个。 ”三个日本兵被打死了，日军前来交涉，张作霖吩咐部下，“什么也不要说，照日本的章法办事，给他一千五百两银子”。这事后来闹大了，张作霖的军队被调离新民府，全部移驻吉林境内的辽源州。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去辽源州有两个用意，一是让张作霖摆脱日军的纠缠；二是辽源州匪患严重，调黑龙江的部队没能剿灭，调吉林部队效果也不明显。此时的张作霖，已成为专剿巨匪的大英雄。他用了五年时间，基本肃清了辽西匪患，刚得到朝廷5000两的赏银和一件绣花龙袍，派他去剿匪，可收一箭双雕之效。
   
    1908年4月，张作霖率数千人马，来到辽源州州府所在地郑家屯。一到郑家屯，不禁眉头紧锁。郑家屯虽为辽源州的衙署所在地，又有“沙荒宝路”的美称，可只有两条挤满了小商铺的大街，房舍十分紧张。不仅他带来的数千马队没地方驻扎，就连他的指挥部都找不到合适的住处。
   
    找房的军官回来报告，说在西街有一个粮栈，适合做指挥部。张作霖骑马来到西街，在挂着“丰聚长”牌匾的大门口下马。走进院内一看，院落整齐，也比较宽敞。粮栈老板姓于，叫于文斗，祖籍山东省海阳县人。同治年间，跟着闯关东的移民潮，落脚郑家屯。光绪末年，于文斗被推举为当地商会会长。由于郑家屯地处偏远，有钱的商人成了土匪侵扰的对象。“丰聚长”是当地名气最大的一家商铺，更成为匪徒劫掠的重要目标，于家深受其害。于文斗听说“王师”来剿匪，领头的又是辽西“剿匪大英雄”，别提多高兴了。立即把张让到室内，热情地沏上了上等好茶。张作霖很高兴，说：“ 那我就把剿匪指挥部设在你这‘丰聚长’了，你看怎么样？ ”于连连点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这样，“丰聚长”粮栈就成了剿匪司令部。
     
   
     于会长好客善谈，张统领重义讲情，时间长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老相识。
   
    有一次，张作霖率领马队深入大兴安岭剿匪，一路穿山越岭，叛匪且战且逃，日落时分，叛匪逃入荒原。张的队伍交战了一天，疲惫不堪，正在一个村落里休整。狡猾的叛匪夜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村庄。张的队伍没有防范，仓促突围，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张急命士兵停止突围，以待援军。双方对峙好长时间，援兵迟迟未到。就在张作霖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住在郑家屯的吴俊升紧急从洮南调来一队轻骑驰援，张作霖得以生还。
   
    原来，于文斗得知张作霖被围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山东老乡吴俊升，并说服了吴俊升，才有了荒原解围这一幕。张对于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主动要求与于文斗歃血为盟，“义结金兰”。
   
    自从荒原遇难被救，张作霖每次和于文斗对坐在一起，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好像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从血管里往外涌，他也不知道是感激？是歉疚？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搅得他精力不能完全集中。
   
    有一天，他和于文斗正在闲谈，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本书来到客厅，怯生生地走到于文斗面前，翻开书，用小手指头指着书上的一行字，问：“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
   
    张作霖顿觉眼前一亮：报答的方式终于找到了！
   


   
    张学良与于凤至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合影
   
   
    新婚的于凤至。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作者：列斯特・坦尼 范国平译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获得者，在日本战俘营中度过三年半时间，曾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充当奴隶工。现在他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是美国盟军战俘向日本政府索赔运动领袖。
   
    本书是列斯特・坦尼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
   
    第6章 游击队生涯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下定了决心，为了自由，一定要搏一搏，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回想过去的那些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想要活命的话，离开此地乃当务之急。
   
    首先，在这里，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或是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那些还没有患上疟疾和痢疾的战俘，迟早有一天也会染上诸如此类的致命的疾病，只不过是排在了后面，可以多活几天而已。
   
    第二，日本人不顾战俘们的健康和生理状况，强行要求我们参加劳动队。我们不知道会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我们去做这些工作，他们期望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些工作。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情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假如未来的生活，都像我们投降以后的那三个星期当中经历的那样，我宁愿放弃未来。
   
    第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日本看守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确认身份的措施。有个战俘医生告诉过我，在其他集中营中，日本人把10个战俘编成1个小组，假如有1个战俘逃跑，这个小组当中其他的战俘就会被斩首。我在一些劳动队里工作的时候，也有从其它战俘营转移到这里的战俘告诉我，日本看守给每个人都编了号，如果有1个人逃跑，就处决编号在他前面和后面各5个号码的战俘。幸运的是，当时在整个奥唐奈集中营，日本人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把战俘编成小组管理。奇怪的是，那个战俘医生竟然希望日本人早点制订编号系统。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编号系统，是因为如果编号序列里的任何一个战俘逃跑，就会牵连很多这个序列当中的人，他们会遭到处决。一旦有了自己的号码，我会反对任何人逃跑。如果出现了自私的、什么都不顾的战俘逃跑的行为，日本人就会枪决、斩首、刺杀很多无辜的人。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这是因为一些战俘从劳动队或是集中营里逃掉了，或者是一些战俘试图逃跑，但没成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人首分离、鲜血四溅的悲惨的场面。日本人杀鸡儆猴，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我现在要做的，是把真相搞清楚----当时究竟日本人有没有给我们编号，或是有没有其他的身份确认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法知道哪个战俘逃跑了，即使战俘逃跑成功了，其他战俘也不会受到惩罚。
   
    第二天早上，看守开始对我们大喊大叫，叫我们去参加运水队。他们需要一组战俘，这些战俘在体力上不仅要能承受从集中营到小溪边长达1英里的行程，而且还要能拎着两个装满5加仑水的罐子往返营地。我想要鲍勃・马丁和我一起去，但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力气走到小溪边，更没有力气在返回的路上偷偷躲进丛林，然后再穿越丛林逃跑。这是个重活，没有多少战俘自愿加入这个劳动队，于是集中营的日本军官和看守不得不亲自挑选一些战俘前去。我呆在战俘的人群当中，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我所希望的好消息就是，日本人只派一个看守看押我们运水，而这个看守也会像通常那样不会去清点劳动队里战俘的人数。幸运的是，那天早上，日本人果真只派了一个看守去押送自愿参加运水劳动队的战俘。这个劳动队似乎是专门为了我和我的逃跑计划而设的。我下定决心，加入了运水劳动队的行列。包括我在内，一共25个战俘参加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