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苏轼: 震撼古今的伟大绝唱(中）

Oriental

作者：廣南子

[color="Green"]三 大难临头

画外音: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投入监牢，一批书稿诗文置他于杀头之罪，宋朝史上一次有名的大案---乌台诗案，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身陷囹圄的苏轼，是否能逃过这场大劫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人生历程中的一次灭顶之灾---大难临头。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康震老师说到，王安石变法，苏轼始终是站在对立面。他几次向神宗皇帝进言，极力抨击新法的弊端。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京城的日子呆不下去，就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离开这是非之地。元丰二年四月，苏轼来到了湖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吴兴做知州。就在他刚到任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把他投入了监牢。那么，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在狱中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苏轼能躲过这次灭顶之灾吗？
   
   康震:上一级我们讲到，苏轼初出茅庐，反正是不顺，地方上开始不顺，后来到了中央呢也不顺，在中央呢因为待得不顺，所以想到地方上去顺，待了八年，应该说做得还是相当不错。那么，就在他要去湖州当知州的时候，有一个灭顶之灾降落到他的头上，这灭顶之灾是什么呢？因为苏轼在这好几年当中一直都没有在中央工作，对当时的朝政的局势不太了解，作为革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六年的里面先后两次被罢免了宰相，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彻底回到了自己家，闭门著书，主持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这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那这个王安石离开了宰相的岗位，司马光不问朝政，那朝廷里头倒是什么人在活动呢？这不空了吗？没有，活跃的人物大有人在，主要有三类人：
   
    第一类，当然是宋神宗啦，这时候的宋神宗已经三十多岁了，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事都要征求王安石意见的小伙子，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地推进和困难的不断地增加，宋神宗已经变成了一个希望惟我独尊，而不是再需要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趋近中年的皇帝，它需要有皇帝的权威。
   
    第二类人是谁呢？以宰相王珪为代表。这个王珪呢，叫做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请圣旨、接圣旨、传达圣旨。政治上碌碌无为，但是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谁的大腿粗就抱谁的腿，是此人的主要特点，这是朝中的一股势力。
   
   第三股势力是谁呢？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人。代表人物是：权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个御史台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就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的，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的监察部。权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李定。刚才说的舒亶和何正臣是监察部的官员，他们都是靠着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高位的，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利益在哪儿呢？就是最担心的是像司马光和苏轼这样的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
   
    那么在这里边儿像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不过是一些前台主刀的人物，王珪呢是个敲边鼓的，宋神宗是平衡旧党人物和新党人物的真正的幕后的操盘手，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画外音: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康震:苏轼有三个条件是具备的，第一，在当时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他的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在苏轼的身边经常会聚着一批文人学者对于革新变法对于朝政点点戳戳，发表一些反对的言论，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这批文人的一个主心骨。
   
    画外音:第二，苏轼确实写过抨击新法的诗文。
   
    康震：苏轼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做地方官，可他写了很多反对革新变法的诗文，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他距离朝廷的地方远，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喇叭给堵起来了，这是第二。
   康震：宋神宗虽然很不满意苏轼的反对新法，可我前面我说了，宋神宗对苏轼那是非常细致，连徐州抗洪抢险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老百姓也对苏轼非常地称赞，一时间里头大有重新回到朝廷任官的趋势啊，这对于李定舒亶等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所以就拿他来开刀。
   
   那开刀不能乱开，开国的皇帝，北宋有规矩，不能因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出版诗文集而杀头，这是祖宗家法，那怎么办呢？好办，苏轼不是到湖州了吗？按常规，凡是官员新到任所，就得给皇帝写一份上表，苏轼的这份上表实际上是一封感谢信，就是感谢隆恩浩荡赐予我这个官职等等，本来是个常例，这份上表叫什么呢，叫《湖州谢上表》。李定等人啊，把这篇三百多字的上表，研究了四个多月，总算给研究出点名堂，由这个何正臣，首先打响第一炮，他说苏轼在这个上表里边处处讥讽朝政，标榜自己。
   
   第一，苏轼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个性特别古怪，名声又很微弱，才疏学浅，别人都有所长，只有我呢，毫无所长，只有所短，这是什么？这是正话反说，想要标榜自己，先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要借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是第一条罪状。
   
   第二，苏轼说自己“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说我自己这个人生性愚昧，跟不上形势，跟人家那些提拔快的官员没法比，也跟不上去，皇上呢，看我这个人老了，没用了，也不会生是非，所以派我到地方上去牧养老百姓，实际上就是说到地方上去任官，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跟不上新提拔的干部啊？什么叫年纪大了就不会惹事生非？难道我们新提拔的干部，都是惹是生非的？你这就是对革新变法的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罪状一条，给算上。
   
   画外音:何正臣抓住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强烈要求朝廷严厉处罚妖言惑众的人，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展开了，那么他们给苏轼定的滔天大罪，具体都是哪几条呢？
   
    刚才我们说到，何正臣抓住苏轼的诗文大做文章，说苏轼在诗文中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地展开了，那么他们给苏轼定的滔天大罪，具体都是哪几条呢？
   
    康震：这个李定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权御史中丞，相当于这个监察部的首长，终于赤膊上阵，指出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哪四大该杀之罪呢？
   
    画外音:第一该杀之罪，苏轼不学无术。
   
    康震：苏轼不学无术，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滥竽充数，浪得虚名。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和皇帝，皇帝非常仁爱，宽容他，希望他自己悔过自新，不料变本加厉，毫不悔过，该杀。
   
    画外音:第二该杀之罪，苏轼无视朝廷。
   
    康震：说苏轼面对朝廷圣上，口出狂言，傲慢无理，影响很坏，弄得中外人士都知道，该杀。
   
    画外音:第三该杀之罪，苏轼的言论蛊惑人心。
   
    康震：说苏轼所作诗文，蛊惑人心，影响了圣上对百官和百姓的教化，该杀。
   
    画外音:第四该杀之罪，苏轼诋毁圣上声誉。
   
    康震：苏轼是个读书人，应该明白有君臣之理，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因为他自己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埋怨皇上，抱怨皇上，所以公开诋毁圣上的声誉，该杀。
   
   连续四个该杀之罪，这导火索的火，啪一点着，呼呼，直接就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不死也个是半死。我刚才讲过一个问题是，神宗是什么呢，是平衡新党和旧党之间的一个操盘手，那现在他手里拿着个天平，这天平怎么办呢？就开始倒倒倒，开始倾斜，朝着谁来倾斜呢？朝着李定，他下了圣旨，让他们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把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台，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监察部审理这个事情，李定等人一听，精神振奋呐，总算有事情做了，马上派亲信叫皇甫遵，带着两个士兵和自己的儿子星夜快马加鞭那，赶奔湖州。七月二十八号，皇甫遵到达了湖州，手持笏板，带着两个士兵直接闯入衙门大厅，苏轼毕竟是个读书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局势啊，那他有点慌啊，这苏轼出去一看，皇甫遵脸色铁青，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僵持了半天，还是苏轼自己先开口，苏轼就问：我知道自己平时的言行多次激怒朝廷，这回呢，肯定是皇上赐我死罪，死我倒不怕，请给我留出时间跟我的家人告别。皇甫遵盯了他一眼，牙缝儿里吐出几个字：还不至于。黄甫遵说：立即上路。马上两个士兵上来五花大绑，把苏轼像一条狗一样就拉走了。
   
   到了京城，审，怎么审？先问苏轼：你们家有没有丹书铁券，就是民间传说的免死牌。这个问法有问题啊同志们，为什么？这个丹书铁券是皇帝特别颁发给那些开国功臣的子孙的，犯了死罪的话，你才可以免，哪儿有这么问的，一见面就说有没有免死牌，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就是要死的人了，所以这个罪还没开始审理，就已经等于给他定了要死罪，定死罪你要有证据，证据上哪儿来？有的是，苏轼已经刻印出版的所有的诗文，算是一项。开始苏轼只承认说的确我有那么几首诗，讥讽朝政来着，讥讽新法来着，可我不是所有的诗都讥讽新法呀。难道，欲把西湖比西子也是讥讽新法吗？那不可能，这审判员一听不干了，暴跳如雷，必须按我们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就是怎么样讥讽的新法，怎么指责的皇帝，你就按我这个思路来解释，这才能通过，不然不能通过。
   画外音:面对如此地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的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在押到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苏轼也曾预备了一些药物，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时，就先行自杀。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何以遭受这么大的冤枉？苏轼究竟写没写有关“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呢？
   
    康震：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苏轼的诗文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杀你也不冤呐。有没有问题？分为三种情况来看：
   
    画外音:第一，苏轼的诗文，有抨击新法的倾向。
   
   康震：平心而论，苏轼的一些诗包括一些文，的确有抨击新法的倾向，比如有这么两句诗，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什么意思？就是朝廷制定了新法之后，设立了一些办事机构，农民为了要能够办某些手续，一趟一趟往城里跑，苏轼的意思是说：新法的好处农民没得到多少，净往城里跑，庄稼也耽搁了，跟在屁股后头的孩子，什么也没得着，倒把城里边儿人的口音给学会了，就是讥讽什么呢？新法没好处。
   
    画外音:第二，苏轼的诗文，含义模糊，说不清楚。
   
   康震：有这么两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钱塘江潮大家都很熟悉，这北宋的时候，钱塘江潮一来，有很多的年轻人，就跳到那个钱塘江潮里边，去弄潮浮游，这是冒险的一种活动，那么朝廷多次下命令，不让当地人从事这种活动，太危险了，把命送了。苏轼说，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什么呢？东海龙王如果知道皇上体恤民情的一番好意，就把这钱塘江甚至把这东海变成万亩良田，那老百姓不就不去弄潮了吗？就去种地了。这两句诗就是这个意思。不行，严刑逼供之下，你得按照我们的思路来解释。
   
    画外音:第三，对苏轼的诗文，瞎编乱造，歪曲诬陷。
   
   康震：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还没忘记那王珪吧，他该出场了。有一天呢，王珪跟皇上说，苏轼对您有不忠之心，宋神宗很吃惊，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反对新法，让我感到很恼火，不至于对我不忠啊？那有什么证据吗？王珪说有，他那诗里边儿就对你不忠，他念了两句，这是说啊“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 这诗的本意是什么呢？这树的根呐，在地底下是伸了还是曲了，我们不知道。只有潜伏在地下的龙才能知道。这首诗是什么呢，是写树根儿的，王圭说你看，皇上就是龙，真龙天子，您在这呢，他不写你，他要到地底下去找那个什么蛰龙，这不就是谋反吗？这不就是不忠吗？宋神宗固然年纪小，对苏轼很有意见，但又不是个傻子，也不是个白痴，脑子还是清楚的，他说这个是诗人的话，怎么能当真呢？他写他的树根，跟我有什么关系？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旁边另外一个宰相叫章敦，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龙啊，不一定非得是国君自称，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自称过龙，宋神宗说，对对我想起来了，诸葛孔明不就自称我是卧龙吗？他也不是皇上啊，这王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见在朝廷里边对这种“文字狱”打击报复，很多的官员也是非常的不满。
   
   好了，说来说去，到底有没有一首诗是足以能够让苏轼人头落地呢？我们看看，不就分三种情况，没有，其实我们大家说白了，苏轼他不过就是个文人，有时候文人嘛，刁钻刻薄一点，写在诗里边儿写在文章里边儿，仗着自己有才学，骂人的时候不直接骂，引用好些个典故，曲里拐弯拐角地还是把你骂了，让别人看了心里头不舒服也是有的，对不对？就是你要说破天去，苏轼的罪过也就到这儿了，非得要杀吗？没有证据表明他可以被杀，问题在于我想要杀你还需要理由吗？审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他们忙着总结这个审讯的结果，写判词，打算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指责皇帝来起诉他，我们的公诉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就等着皇帝一签字，马上拖出去，一切就over了。
   
   画外音:看来，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好像苏轼命里注定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面对苏轼这一冤案，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天才诗人说句公道话吗？难道四十四岁的苏轼生命就要在此终结吗？当然没有，这时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出面为苏轼救助，那么，这些代表人物究竟是谁呢？
   康震：第一类，就是已经退了休的保守派的旧党人物。这里边儿特别要提到的是，退休的宰相已经七十多岁的张方平，他跟苏轼他们家族关系也非常地密切，他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赦免苏轼，当地的官员不敢转呈这封信，张方平大怒，给他儿子说：他们胆小鬼，你去，直接把这交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他的儿子叫张恕，来到这个信访办的门外转了好几圈儿，他生性懦弱不敢去敲那个鼓，犹豫了很久，把信揣到口袋儿里边回家去了。大家不要叹气，换到是谁，都会考虑到这封信交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父亲原来是个宰相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这封信交上去，可能他们家就会倾家荡产，跟苏轼一个下场。但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苏轼在事后是多么的感谢张恕，苏轼后来，案件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苏轼看了以后大惊失色，连连地吐舌头，吓坏了，为什么呢？张方平给皇帝的这封信一开头就是一句话：苏轼乃是天下之奇才。苏轼是很了解宋神宗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当着宋神宗的面，说苏轼是天下奇才，奇才？杀的就是你这奇才。不但救不了苏轼的命，还会很快地断送了苏轼的性命。懦弱的张恕，无意当中救了苏轼。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我们想都想不到，早已经退居到南京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上疏神宗皇帝，告诉他：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不能在圣明的时代杀知识分子的。也许王安石这个话对神宗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王安石对于宋神宗来讲，就好比一个改革变法之父，虽然它已经退居南京，但他的话在当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类人是中间派。有一次下朝之后，宰相吴充跟神宗聊天，他就问皇上，说您认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宋神宗说曹操这种人不值一提，他心目当中向往的是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曹操是法家嘛。吴充说那就怪了，连曹操这种不值一提的人都能容忍当面谩骂他的祢衡，皇上您这样的圣君怎么就不能容忍苏轼这么个小人物呢？神宗听了以后猝不及防，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把情况弄清楚，回头我给他放了。这是中间派。
   
   画外音: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当然不会，他们不会让自己精心设计的预谋付之东流。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康震：我在一开始就讲过，宋神宗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平衡新党和旧党的一个操盘手，那么现在三十多岁的宋神宗，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来判断这件事情。有一天晚上，苏轼正在牢房里边儿睡觉，突然咣当门一响，进来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发，带一小包袱扔到地上，直接就倒头便睡，苏轼一想这人真是没礼貌，可能是新来的犯人吧，不管他，咱接着睡。等睡到四更天的时候，那新来的犯人把他摇醒来了，摇醒来之后就跟他说：恭喜苏学士。在监狱里头说恭喜苏学士这挺吓人的，苏轼不懂啊，苏轼说何喜之有啊？这新来的犯人说：你只管睡觉，不用管事儿。拿起那小包袱走了。早上的时候，上朝的时候，这位新来的犯人就对宋神宗当面汇报，说苏轼昨晚一夜熟睡，鼾声如雷啊，根本就中间没醒来过，除了中间我把他摇醒了，可见心地坦然，并无瓜葛之事。原来这个新犯人啊，是宋神宗派去观察检查苏轼的一个小黄门，就是小宦官。现在宋神宗的这杆天平，开始发生了一个移动，慢慢地朝向了苏轼这一边，我们都还记得黄埔尊去抓苏轼的时候是七月二十八号，那么在十二月二十八号，五个月之后，这个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这个罪名，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他涉案人员各有不同层次的处罚。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个案件的名字，叫【乌台诗案】。什么叫乌台呢？我前面讲过，审理这个案子的机关叫什么呢？叫御史台，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御史台里边种了很多的柏树，有很多的乌鸦在这个树上造窝，所以就把这御史台叫乌台，因为苏轼的案子皆因他所作的诗而引起，所以后边的历史把这案子叫做【乌台诗案】。
   
   算起来苏轼被整整地拘押了一百三十天。现在他从牢房里出来了，看见路上行人往来、车水马龙、空气清新，全身放松。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到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面对酒杯，他觉得刚刚过去的事如一场大梦，拿起这支笔，写诗依然感觉到运行如神，大难过后何必想那么多，人生和官场上的事情难道都一定是有原因的吗？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了搓手，然后骂了自己一句话，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可救药。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黄州了，那么大难不死的苏轼该如何面对黄州的生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级：潇洒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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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Orchid"] 四 潇洒东坡



[color="DarkOrchid"]画外音：遭遇“乌台诗案”的苏轼丢官卸职，被贬黄州，戴罪的犯官苏轼如何成为家喻户晓的苏东坡？才华横溢乐观豁达的苏轼，又是怎样吟诵出了“大江东去”的千古绝唱？命运波折的苏轼还将会遇到怎样的人生变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继续带您走进苏轼，解读千古文人苏轼之《潇洒东坡》。    在上一集《大难临头》中，康震副教授讲到，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 ――“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苏轼第四集《潇洒东坡》，敬请关注。

    康震：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花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它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就是这么个官。但是本地（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儿。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二十多口人哪，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八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辄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他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一百五十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四千五百文。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么一年以后再说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

   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都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口人都挤在里面，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了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个客房---“雪堂”。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了。

   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申请了五十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土地非常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哪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你还东坡？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这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它是有这么一种看法。但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的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是说居士这个名号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地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画外音：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康震：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他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也就是好人。尤其在黄州，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这个饼叫什么名字。人家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个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个哪儿是酒啊？是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那你这个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为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是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

   他又象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慥，人特别好，你知道陈慥是谁啊？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慥为人特别豪爽，但是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慥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啊？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慥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个外号一起出来，陈慥的夫人名声大震，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得有水平，有才气呀。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画外音：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康震：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苏轼自己反省说，他自己平生所做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地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象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忍不住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了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是很深刻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地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面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面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自我，正是这个真实的自我，打动了千百年之后的人，对他投去敬重的目光。苏轼曾经感慨啊，他说什么，说黄州真如在井底。可不是吗？这个黄州对苏轼来讲，真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是苏轼不是那一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边算帐、种地、写诗、做饭、交朋友、盖楼房，做一切自己能做的事，做一切能使自己快乐的事情。他在这口枯井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而在这口枯井里呢，也慢慢地流淌出能够滋润苏轼自己、滋润子孙后代、甚至滋润了中国文化的点点的甘露。

    画外音：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肯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东坡，不仅仅在于他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于欣赏他对待人生积极的态度。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世事变迁，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Oriental

[color="Sienna"]五 东山再起
画外音：神宗皇帝认为苏轼人才难得，将他调到京城附近的汝州安置，仕途上略有起色的苏轼却突然决定与退出政坛的王安石见面。两个人曾经是水火难容的政敌，苏轼究竟为什么要见王安石呢？这次会面对于苏轼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追溯历史，讲述文学家苏轼的宦海生涯。

   画外音：上一集讲到神宗皇帝觉得新、旧两派人物应该同时任用，而且苏轼人才难得，不忍埋没，亲自下令把他从湖北黄州调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任职，这似乎意味着苏轼的仕途有所转机。而在这个时候，苏轼却偏偏决定要去见他昔日的政敌、早已闲居江宁的王安石，苏轼的举动似乎让常人难以理解。当初，王安石位居宰相，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而苏轼坚决反对，二人在政见上势不两立，因此苏轼在仕途上也屡遭排挤、历尽坎坷，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自己的政敌呢？两个人见面后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追溯历史，讲述文学家苏轼的宦海生涯。系列节目苏轼第五集《东山再起》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康震：上一集我们说：宋神宗将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判为汝州团练副使，汝州就在现在的河南临汝。那么我们上节也讲了，这个代表着他跟宋神宗之间在政治上达成了某种默契，但是要真正的开始走出这个政治阴影，苏轼还必须要再去见一个大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是革新变法的领袖，但是他跟苏轼一样，在漫长的革新变法之路上也是历经了坎坷和波折，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这六年当中，王安石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那么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亲手任命的一些亲信背叛了他，他33岁的儿子又先他而去，种种政治斗争的打击折磨以及他老年丧子的这种悲痛，让王安石万念俱灰，他给皇上提出请求：再也不干这个宰相了。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就退隐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住在了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王安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在政治风波中的经历跟苏轼一样，也充满了波折，我们说凭心而论，王安石厉行变法，想要富国强民，这是对的，而且王安石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那么他所推行的革新变法由于种种的复杂的原因，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一种效果，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这并不等于说他推行革新变法就错了。王安石革新变法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

   画外音：苏轼反对王安石暴风骤雨式的革新变法，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但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闲居在江宁。而苏轼的命运似乎略有转机，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早已失去宰相之权的王安石呢？他是想了断恩怨还是另有玄机？

   康震：苏轼这次能来江宁，应该说在主观上还是有现实的政治的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你可以算一个帐，苏轼离开黄州的时候，当然是个好事儿，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他也是一只惊弓之鸟，离开黄州以后确实到了汝州，下边的路怎么走？宋神宗当年才33岁，他都47岁了，按正常的算法，他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宋神宗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必须考虑自己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政治前途，王安石的确现在已经不是宰相了，两次都被罢免了宰相，但是在宋神宗的治下谁又会能预料它不会第三次做宰相呢？即便就是他不会再做宰相，但是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的思想领袖，它的影响依然是非常之大，它的那些部属部下还遍布朝野上下，所以，王安石这三个字已经不单纯指他一个人，而是一种政治力量。

   那么无论出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考虑还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孩子的考虑，苏轼都很有必要来一趟江宁，这两个昔日的政敌，如果见面了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那么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儿慢慢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变化很大，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看到之后，心里边既是酸楚又是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就好像五味瓶子打翻了一样，他赶紧就迎上前去，王安石也下了鞍子，两个人快步走到一起，就像小说上经常描写的那样：两个伟大的人物、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会面是很艰难的，苏轼先开了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苏轼今天竟敢穿着一身便装，乡村野夫的便装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握着苏轼的手，朗声大笑，他说什么呢？说这些繁文缛节，这些琐碎的礼节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恩怨，都是关乎国家天下和社稷大事的恩怨，至于我们私人之间，毋宁说更是一对相知的好朋友。有两句诗说得很好，叫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63岁的王安石和47岁的苏轼并非兄弟，岂但不是兄弟，曾经还是面对面的、彼此攻击的政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这许多的恩恩怨怨从来都没有过个人的私利的恩怨，他们的恩怨都是为了天下之功利而要争个是非曲直，而且作为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学者，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又是文学、哲学包括史学方面的知音。我们以前只注意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某种对立，但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作为两个学者，两个天才的诗人，他们也有着倾慕对方的那样一种深情。

   画外音：据史料记载，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微妙，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们都是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时代精英，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他们截然对立的不过是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罢了。如果苏轼是个只算计升官而毫无政治立场的人，他肯定不会在仕途上接连受挫。而王安石如果只是一个迫害异己、毫无政治品德的人，那么他在“乌台诗案”中就不会上疏皇帝，解救苏轼。现在，这两位昔日政敌，在布衣式的平等交往中见面了，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流呢？与其他从政的文人不同，苏轼尽管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但他始终不曾消极落拓，而是对国计民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热情。王安石固然不再是宰相，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么这一次见面，一心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的苏轼从王安石这里到底得到了什么呢？

    画外音：刚才说到：苏轼见到了已经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他们各自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终于冰释前嫌，友好相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苏轼究竟如何重新认识已经远离官场的老宰相呢？

   康震：在随后的一个多月跟王安石的交往当中，苏轼逐渐看清楚了王安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见到的王安石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谈起过去朝廷里边的一些是是非非，谈完了以后，当时谈得挺带劲儿的，话音刚落，说完之后，王安石不无犹豫地又不无忧虑地跟苏轼说：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可千万不要再跟任何第三方提起，他已经给政治斗争整怕了，这哪里还像是当年那个敢于冲决传统的桎梏，大刀阔斧地要进行天翻地覆改革的那个王安石，一点都不像了。所以苏轼在诗里边很感慨地这么写道，怎么写呢？“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什么意思呢？退休晚年在家的老宰相王安石，一脸的病容，骑着一只小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当中，再也不复见到当年的风采，老宰相见到我，劝我就在江宁这个当地，不如买上一些田宅，就此安家，两个人做邻居算了。我想想觉得要是早早十年，我们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应该说，就是这次江宁的会面，确实让苏轼对王安石和自己的关系有了很新的一个理解和了解。譬如说吧，以前他对王安石也很有成见，老觉着王安石跟自己作对，对自己有成见，其实不然，除去政治上的那种对立的意见之外，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的，苏轼被贬黄州以后，每当有人从黄州路过江宁或者到江宁来，王安石总要问他说：最近子瞻有没有什么妙语啊？因为他知道苏轼的俏皮话太多了。有一次，苏轼写了一篇新文章，很快就传到了江宁，来的人把苏轼这篇文章交给王安石，当时正是天色是黄昏，王安石等不及家人点起蜡烛点起灯来，就在屋檐底下拿着这篇文章，就着黄昏微弱的光线一口气读完，边读边说：哎呀，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他的评价是很高，可他说话也得小心点，这里边用了一个“龙”字，前边整苏轼的黑材料的时候，有的人就说苏轼的诗里边是有“龙”的，可见他对苏轼的文学的才华是相当地看重，苏轼跟王安石在江宁待了前后有一个多月，走了之后，你猜王安石对苏轼是什么样的评价，他对身边的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方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一时的成见和对立的意见，那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评价，那是对一个人长远的长久的评价，是很容易烙在后代人的心中。

   画外音：苏轼与王安石的会面平和友善，他们以开阔的胸怀、广博的才学化解了多年来彼此的恩恩怨怨，自古文人相轻，而他们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那么通过这次会面，远离官场的王安石，对于始终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有所作为的苏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苏轼对于王安石的为人和学问又会有怎样新的评价呢？

   康震：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有学问，可是这些学问有时候难免标新立异，我们还能记得：他老讽刺那个水波的“波”，王安石说是水的皮儿，他就说滑冰的“滑” 是水的骨头，讽刺王安石。这一次他见识了，苏轼有两句诗，这两句诗是什么呢？“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什么意思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以为是形容冬天的一般的景色，他拿去让王安石看，王安石一看就明白了，说你这里边用了两个道家的典籍里边的典故，哪两个典故呢？在道教的典籍里边，用玉楼来形容人的双肩，用银海形容人的两只眼睛。两句诗的意思是在冬天的时候把人冻得肩膀都缩起来了，“光摇银海”那个光线让人的眼睛都感到炫目。这个意思本身很朴素，但是你要不了解这两个典故，你以为说的就是玉楼，说的就是银海，其实指的是人的肩膀和眼睛。苏轼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两句诗写出来，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边藏了这么两个典故，他得承认王安石是有真学问的。

    宋人写诗是靠学问为诗，那诗里边藏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学问的小包袱，就等着你来把它打开呢，没学问就打不开，打不开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你就没学问，人家的诗你就没看懂嘛。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死牛筋，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对不对？有时候真是令人生厌，其实这次一看，也不尽然。譬如有一次他跟王安石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就对王安石说：你这个政治影响力很大，对现在政治上实行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措、一些弊政，你应该勇敢地向皇帝向执政者提出意见来。王安石说：你看，我已经告老还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好说三道四。实际上他是心里边有点怯，害怕搅到政治斗争里。苏轼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这个话讲得不对，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做大臣的以寻常之礼对待国君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对我也只不过是寻常之礼嘛，可你不一样啊，宋神宗当今圣上是怎么对你的？那是以非常之礼来对你，你就应该以非常之礼，非常地尽心尽力，来对待当今圣上，所以你应该去做，而且要做好。要搁以前王安石的性格，一拍桌子，你说我呢你，你不看看你自己！你有资格说我吗你？但现在王安石不是这样，他很诚恳地道歉，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一定把你的这些意见如实地转告当今圣上，他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只不过以前因为你老戴着有色眼镜，戴着个红色的眼镜，你看他全身就是红的，戴个蓝色的眼镜，他全身就是蓝的，今天戴了一个什么呢？戴了个透明的，才发现他身上是五颜六色的，什么色儿都有，挺好的一个老头儿。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轼跟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像现在国际社会间政治家们一见面总要签个备忘录，总要签个什么协定，然后完了也不遵守这些协定。关键是这次会面是一个融洽的标志，这是最关键的。苏轼后来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在他离开以后写了一封信，信里怎么说呢？“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性之极”这句话耐人寻味，怎么说呢？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在你的门下游学，一直没有机会，这次跟您做长久的交往之后，我才发现您的很多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太荣幸了，相见恨晚。你要知道古人说游学门下，那意思就是要做他的学生。这个表态里边有客气话，但是也有某种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成分，这是一种和解的语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欧阳修的学生，本是同门嘛，怎么他又做王安石的学生了呢？这是一种姿态，你把姿态放得低一点，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价值高一点，你把自己抬得比天还高，那怎么办？没办法了，只好把你打入地狱。所以他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和谐的一种融洽的姿态，能够让王安石接受的姿态。

   画外音：江宁的会面，让苏轼看到了一个文学家、学者的王安石，也看到了一个超脱政治之外，友善平和的王安石，苏轼最初去见王安石，的确有某种现实的考虑，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够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失望的是昔日的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经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这对于刚刚走出黄州的苏轼来说触动不小，虽然他从不曾放弃过以身许国的政治抱负，但对于盘根错节的复杂政治形势，也深感力不从心，那么接下来苏轼会做何打算呢？苏轼的宦海生涯是否就此结束，胸怀大志的苏轼还会有机会东山再起吗？

    画外音：刚才说到，江宁的会面不仅让苏轼与王安石化解了多年以来的恩怨，而且让他们成为了相见恨晚的好友。王安石热情地邀请苏轼在江宁安家，那么此时苏轼又做着什么打算呢？他会接受王安石的邀请吗？他的为官之路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康震：苏轼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像王安石所邀请的那样，就住在江宁，他给皇帝上了一封疏，请求不要去汝州，他想待在常州，就此守在常州一直到老。宋神宗对他不错，让他还挂着汝州团练副使的衔，但是可以住在常州。我们前面说他那个官职里面不是叫本州安置吗？那就不本州安置了，就是汝州团练副使常州安置，还是不能签书公事，但这不要紧，苏轼之所以想要住在常州，也是害怕靠近开封，那既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漩涡的中心，所以常州这个地方山明水秀、景色不错、气候宜人，是个宜居城市。他花了一笔钱，把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买了一幢房子，而且是什么呢？一次付款。真是一次付款，一次就全都交清了，这就是做了这种打算，要是分期付的话，中间我反悔一下，我就不想付了还可以。他打算长期在常州住下去，就在这个当口上，朝廷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苏轼每次在他的命运的转折点的时候，都是因为朝廷里头出了天大的事情，这一次也是，没有比这事情更大的了，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自己想安静，风老吹你，你想安静都安静不下来，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五日这一天，38岁的神宗皇帝，因为积劳成疾驾崩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他驾崩了不要紧，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哲宗，当时只有10岁，10岁的孩子怎么能管理朝政呢？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执政，这高太后是坚决地一个反对新法的人物，神宗去世了没几天，她执政了之后，就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宣布废除新法，她在当时有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把已经退隐回家十五年之久的、 66岁的老臣，也是反对派的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请出山来，让他担任宰相，主持大计。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高太后的执政，北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上把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叫元佑更化，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更化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重打锣鼓新开张，以前都不作数了，一风吹了。这司马光一上台就有三个举措：第一个举措，号召广大的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新法到底合适不合适，其实说白了，这事儿就是为了废除新法来造舆论的。第二，纷纷贬斥新法跟新党的人物。第三，把过去的反对派的旧党人物纷纷地召进朝中。苏轼的回朝，回到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个元佑更化的回中央的浪潮当中才回来的，你能说他的命运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吗？买的房子也没办法了，这会儿房价还没涨起来，没办法只能低价先卖了，损失就损失了。

    画外音：司马光上任宰相之后，立刻提拔使用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苏轼就是其中之一，司马光一直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有了他的器重，苏轼自然能够在仕途上东山再起，那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官位究竟会有怎样的突飞猛进呢？

   康震：从1085年的5月到1086年的9月，在短短的十七个月的时间里头，苏轼从一个被贬到偏远地区的犯官一跃升到三品大员，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列个时间表来看一看苏轼提拔的速度，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这一年50岁，三月五日神宗病逝，哲宗继位。五月六日，任命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相当于登州市市长，七品。九月十八日，任命为礼部郎中，六品，主管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十二月十八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六品。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51岁，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四品。九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但是我觉得这快得有点不正常，我刚才讲了，这是跟司马光担任宰相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苏轼的这样一个飞速的东山再起说明了什么呢？大家刚才听我念了一大串的官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深长啊观众同志们，第一，六品官--京官起居舍人，主管的是礼仪、祭祀和科举事务，但是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如实地记录皇帝的言行，随侍在皇帝的左右。第二，四品中书舍人，这更重要，国家的典章制度的修订、完善和编修，都由中书舍人来主持，而且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也由中书舍人来起草。在北宋有个规定，要担任中书舍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任用，可是苏轼是免予考试的。第三，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更了不起了。刚才说中书舍人起草诏书，那还比不上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门起草册封太子、册封将相、册封皇后这样最高等级的诏书，而且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国务大事。

   从中唐以来，翰林学士有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内相，实际上就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在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担任翰林学士不过两三个月就立刻提拔做宰相。所以我刚才说，他做了这个官以后，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他官位变了，身上的颜色也变了，在北宋官服的颜色大体是三个等级：七品以下绿袍子；五六品的官员穿绯袍，就是粉红色的袍子；四品以上穿紫色的袍子。苏轼现在穿紫色的袍子，佩戴勋章金光闪闪，穿金戴紫荣极一时。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一般的人如果在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边，由一个正在黄州种地的一个小老头，突然地就变成了一个三品大员，如此地靠近皇帝，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自己脑子会不会发生忘乎所以的这样一种念头，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知难而退》，谢谢大家。

   节目预告画外音：一句玩笑引发了一场延续七年的洛蜀党争，一场派系争斗拉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地震。看似一场派系之争，实为一次权力的较量，饱尝宦海生涯的苏轼面对这场口水大战，是激流勇进还是知难而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仕途上的又一次选择《知难而退》。

Oriental

[color="Olive"]六 知难而退
画外音：上一集康震老师讲到：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疏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但苏轼现在在仕途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那么，苏轼在朝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难到底是什么？他要退到哪里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为您讲述苏轼仕途路上的又一次选择，十集系列节目《苏轼》第六集《知难而退》正在播出。

   康震：上一集我们讲苏轼东山再起，他再一次地回到了朝廷，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边，一跃而成为一个三品大员，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点与他本人所处的政治立场、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矛盾，特别是与当时反对派的旧党人物的领袖司马光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个让苏轼既感到很苦恼也感觉很无奈。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跟旧党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但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新一轮的矛盾的开始，更加加重。那么这个新一轮的政治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三个很著名的学术兼政治派别：一个是以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因为这兄弟两个都是河南洛阳人。还有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四川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那么山西朔县古称朔州，所以历史上把他这一派叫朔党。

   画外音：元佑元年九月一号，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苏轼的引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康震：宋哲宗继位以后，苏轼给他当老师。那么这个程颐呢，因为是当代的大儒，司马光奏请朝廷，也请他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但他的等级、他的官位比起苏轼要低很多，程颐学问很大，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他们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但是程颐这个人很古板。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元佑元年）九月一号那一天，司马光去世了。当朝宰相去世那是很大的事情，赶了个巧，这一天，正是皇帝要率领百官到首都的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神灵、同时安放神宗灵位的这样一个仪式，这在古代叫什么呢？叫吉礼。我们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在中国古代有五种礼:像祭祀天地神灵、祈福国家国泰民安，这叫吉礼。还有一种就是祭祀亡灵、要吊唁死者的这叫凶礼。还有一种叫军礼，就是军队里边的礼仪。还有一种礼叫什么呢？叫宾礼，就是往来国家之间的交往、君臣之间的交往，这叫宾礼。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皇上登基、册封太子，这叫嘉礼。像这次皇帝率领百官祭祀天地、安放神宗的灵位，这是好事儿，是吉祥之事，是吉礼。

   那么他带百官吉礼举行活动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一直到（元佑元年）九月六号活动才结束，这一结束，百官们，大家就匆匆忙忙地赶紧把服装换了之后，要去司马光的家里边，去宰相府怎么样呢？去吊唁他们敬重的老宰相。司马光这个人，在人品、道德、学问方面，是一代楷模。主持司马光葬礼的是谁呢？是程颐。程颐不让大家去，说你们不能来吊唁，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论语》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子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篇】）如果你今天参加了葬礼和吊唁之类的活动，你就不宜再参加大型的演出、歌唱、喜庆的活动。在一天的时间里边，哭了一通之后，然后又去参加笑的活动，这不好，不庄重、不合礼仪。所以他说这个不行的，你们改天明儿再来吧。其实啊，这颇可考究一番，古代的礼仪也是根据人的常情设置的，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啊，一个人在极度地悲痛之后，是很难转悲为喜的，这个不符合情绪转换的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一个人特别地高兴、特别地喜悦，那可以由喜转悲，这就好像流水一样，你要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比较好办，你要说从低处往高处流，那得装个自来水管。孔子说的是你今天哭完了以后，就不能再去笑了，没有说你今天笑完了以后不能哭啊？所以当时马上就有人给程颐提出这个问题说：孔子说过“哭则不歌”，没有说过“歌则不哭”啊。这孔子真是，你要说你把话说全了。那么这个程颐听了以后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反驳，就涨红着脸跟人家争起来。

   这个事儿本来跟苏轼八杆子都打不着，可苏轼是个什么人呢？他那种性格本来就不喜欢程颐这种人，又古板，看上去又僵化、不变通。他本人是个什么呢？是个很善于变通的人，又很幽默风趣，看见程颐在那儿还在据理力争的样子，心里头就泛起一种反感，忍不住就要说一句话：“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这话特别文雅，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叔孙通是何许人也？叔孙通是秦汉时候的一个儒生，刘邦打败项羽得了天下以后，做了皇帝，需要有人为他制礼作乐，就是定规矩。叔孙通就给他定了一整套朝廷上上下下的规矩，刘邦觉得自己坐在这套规矩上面做皇帝，威风多了。所以叔孙通是汉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儒，也算是汉朝建国之初设置礼仪的一个总监和总策划。那么他说的“鏖糟陂”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鏖糟陂”啊，是开封市郊区的一个沼泽地、一个烂泥坑。这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这套道理、你说的这套礼仪制度，就好比是从郊区的一个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一个冒充的书孙通所制定的一套礼仪规矩。换句话说，你是个村学究、你是个假学者、你是个冒牌货。那么现场的气氛是很庄严的，是很悲痛的，程颐一脸地认真跟人家在那争论，突然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只不过是从郊区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假学究、村学究，跟整个这个气氛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当时的人就哄堂大笑。那你想这个程颐，人家也是皇帝的老师，有头脸的人物，你苏轼虽然有才华，你也不能这么笑话我呀，我跟你没完。

   画外音：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是，就是这样一句话，开启了“洛蜀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蜀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康震：我们刚才说了，司马光去世以后，宰相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在当时最有可能一脚踏上这个宰相的位置，谁就有可能成为别的政治派别抨击的首要对象。苏轼这个时候再也不像他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那个“轼”的精神了，他太锋芒毕露了。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边，就做到三品大员，那剩下的根本不用十七个月的时间，也许就能做宰相，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大家都不愿意让苏轼坐到这个位置上，不愿意让他做大。以至于在高太后的面前公开地讲：您偏袒苏轼。高太后非常生气，说我偏袒他做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家亲戚，弄得我火起，把你们两派人全部都赶出朝廷去。实际上当时高太后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朝廷里边，对皇帝来说，第一，害怕底下的大臣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对付他，他受得了吗？他希望底下有党争，这样能分散他们的团结力。但是呢，如果这党争太激烈了，就容易动摇官僚统治的基础。那你毕竟国家要运行嘛，大家还要做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表面上来看，是苏轼跟程颐个人之间的口角之争。再往后看，是洛党和蜀党的口水大战。那样的口水大战的后边，我们又看到，那就是深刻的政治权力斗争，这个权力是最高的权力，位及人臣的权力。

   那么苏轼呢？苏轼回到朝廷来不是来搞政治斗争，也不是来搞权力斗争的，他也许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在朝廷的这段时间，做一点点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所以你注意，苏轼在这场争论当中，自始至终坚持两点，这两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判断苏轼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的立场和角色的性质问题的一个关键。第一，苏轼一再地坚决地反对大兴文字狱。就是不要因为有人争论，有人写了讥讽朝政、或者议论朝政的文字，而扣上一些很大的罪名。第二，他再三强调，他跟大家的争论的核心在于他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免役法，他始终把他自己要争论的这个范围，限定在就是免役法的推行与否上，这个是很关键的，他不愿意让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为什么呢？权利和政治斗争。所以他这个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我们知道政治斗争一旦展开，它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啊。

   画外音：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么，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谁的杰作呢？

    康震：既然到了地方，苏轼就想好好地给老百姓做上几件实事儿。天天在朝廷里泡着，来回是你争我斗，口水来口水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既耗费生命，又耗费才华。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最值得称道的，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西湖的综合治理改造工程。
   我们都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西湖的时候，写的那么美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这回他来一看西湖啊，觉得淡妆浓抹不相宜了，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两点，你看他这分析跟别人都不一样，首先从文学的角度他分析了西湖，他说西湖是什么？西湖是杭州的美丽的眼睛啊，现在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了，得治理，给它得做手术，这是文学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他提出什么呢？说西湖是杭州城农田灌溉、民用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如果这个水源被破坏了，杭州市人的日常生活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那么他说“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申三省起开湖六条状】）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大型的湖泊最后遭到污染，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原因。他说西湖也是这样，第一，西湖水面上种了大量的水生植物，繁衍得过多，把水面都遮起来了，我们知道如果湖面上的水生植物过多的话，遮住了阳光，不利于水下生物的生长，那鱼儿都缺氧了，最后鱼在水底下都变死了，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再一个，西湖我刚才为什么说是得了白内障呢？西湖底下的淤泥壅塞得过多，把水道都堵住了，水都发臭了。苏轼当时就感慨，再过二十年，再这么下去，西湖不复存在了。西湖不复存在，“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杭州如果没有了西湖，那就不像个人的样子，人怎么能没有眼睛和眉毛呢？所以苏轼对杭州的这种看法、这种改造的思想，既有美学的观点，又有实际功利的观点。

   他对西湖的改造，既表现了一个文人的情怀，又表现了一个地方官和政治家的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他把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要什么呢？要疏通西湖的湖底。你说起来好听，这工程特别大，那么治理西湖有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这个西湖底下挖出来的淤泥、水草，怎么处理？几十万立方呢，这些东西往哪儿堆去？苏轼调查研究到实地考察，想出一绝招，什么绝招呢？两全之策。他用这些挖出来的土方、淤泥，在西湖的西侧，修一座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长堤，沟通南北，这是非常绝的一招，两全其美啊，这个长堤修起来以后，首先处理了淤泥的问题。第二，沟通了西湖的南北，这样从湖的北边到南边，就不用再绕湖三十里路，那太远了。第三，作为苏轼来讲，那修这长堤远远不够，他得在这长堤上点缀一些美观的景物。怎么着呢？他在这个长堤上修了六座桥，名字都特漂亮：跨虹、望山、映波，这一看就是个文人当市长做的事情，而且还修了九座亭台。你想想看，其实它本来是一个什么呢？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水利工程，但是由于苏轼的参与，把它变成了一个使山川秀美的工程。这还没完，他想得更远，现在给它疏通了，水草都除去了，回头长出来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啊，水草最容易在什么地方长呢？就是靠近河滩的地方、河岸的地方，他把靠近河岸、湖岸的地方全部出租了，租给农民种什么呢？种菱角。为什么只种菱角呢？因为种菱角的前提是必须把杂七杂八的水草全部除干净，这个菱角才能得到有效地生长，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是功利性和审美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不得了，很值得我们现在的市政官员去参考。他一想：这现在有人不自觉啊。我们都知道西湖的湖面是很大的，在当时，有的人就在上面种水草你拿他怎么办？我能天天弄个办公桌，坐在西湖边上，来个人举个红牌说不许种？那不可能啊，怎么办呢？他在湖的中心地带，划了一个三角区域，在三角形的三个尖端，盖了三座小石塔，这三座石塔，后来就演变成为西湖十景当中的“三潭印月”。在晚上，你泛舟西湖的时候，月光如水，照在西湖上，三座小石塔倒映水中，你还想去种水草吗？欣赏都欣赏不过来，还顾得上种水草？他用美的情愫来打动那些想种水草的人，都不想种了。所以我说，西湖的十景当中，至少有两景，是苏轼水利工程的副产品，一个是“苏堤春晓”，一个是 “三潭印月”。后来我们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苏轼的功劳，就把这个长堤叫“苏公堤”，简称“苏堤”，它与西湖北面的“白堤”，白居易修的“白堤”，成为西湖中间最为著名的人文景观。

   画外音：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轼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的呢？

    康震：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他大量接触的还是很琐碎的具体的官司，我们经常看戏里边演戏的人，当地的州府官员一上来就是判案子，他也免不了要断案子，你看苏轼是怎么断案的？他这个断案，这个文人色彩太重了，典型的苏轼式的判案。
   有一天，有一个偷税漏税的案子来了，当地官员押上一小老头，花白胡子，穿得特寒酸，背一个大包裹。来了以后啊，苏轼一看着包袱上写了一行字，写了什么呢？“翰林学士知制诰苏某封寄京师苏侍郎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苏轼不是原来担任的官就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吗？苏轼寄给他的弟弟苏辙的这个大包裹，这就很纳闷儿了，苏轼没有寄过东西啊，再说这个官职名字也不对，他现在这个官职不是已经换了吗？这消息太不灵通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穷酸的、花白胡子的小老头是福建人，考科举老考不中，愁死了，这回又到京城要来考试，没钱啊，路费都没有，就是有路费到京城，你考试怎么着也得考上个十来天，这费用从哪来？同乡的人很可怜这老头，觉得一辈子为科举奋斗到今天，总要帮帮他，大家给他凑钱呐，买了两百匹的麻纱，聪明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这个麻纱很重要，你拿上这两百匹的麻纱，带到京城把它卖掉，哎，这不就有钱了吗？这办法是挺聪明，再底下一想也挺笨的。为什么呢？你要真是一路打着要卖它的旗号去的话，沿途的关卡抽税就给你抽光了，本来还能卖一千块钱，交税交上八百块，那你还卖个什么劲儿。这怎么办呢？老头儿觉得自己挺聪明，想个绝招，就是刚才那个条子上的事儿，就是说苏轼委托他把这两百匹麻纱，带给他的弟弟苏辙。这我是代人寄托东西的，对不对？我又不是做买卖，那人家看见就不会抽我的税对不对？这办法挺灵的，从福建一路走过来，没人让他交税，大家一看都知道苏学士，是不是？可老头儿呢，聪明得有点过头了，他跑到杭州来，还把这个东西给人家看，那当地的税务官员一看，我们杭州知州早都不是这个“翰林学士知制诰”了，而且他现在就在杭州，从来没听说过让一个人从福建带东西到京师，去给他弟弟（送）麻纱？马上就带过来给苏轼一讲，苏轼勃然大怒，一拍惊堂木：搞什么搞？这老头才知道眼前这个官员啊，就是苏轼苏东坡。这个很麻烦了，你想，这真的是偷税漏税，而且一直偷着过来的，漏着就过来了。那么苏轼对这样一个既可气又可怜的老读书人怎么处理呢？他没有再拍惊堂木，他把这个包裹上的旧条子撕掉，拿了一个新的纸条子，提起笔来就写“龙图阁学士、钤辖浙西路兵马知杭州府苏某、封寄京师竹竿巷苏学士”。他这个要写得准确一点，因为他现在的官职已经变了嘛对不对？那你要给人家去带东西，你得有个具体的地址啊，京师那么大，他弟弟在哪儿住呢？住在竹竿巷，而且他弟弟的官职现在也变了，是翰林学士，所以叫苏学士。他把这个写好之后，又贴在了这个包裹上。他告诉这个老读书人，这个人叫吴味道，说老前辈啊，这回你背着这包裹到皇上跟前说都没事儿了。吴味道喜出望外呀，原来以为这辈子到这儿就终结了，怎么着也得坐大牢了，没想到继续背着包裹进了京城。我们可以相像，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他是不是真的把这麻纱给卖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的一个结果是：他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之后，他还专门到杭州来向苏轼道谢，苏轼非常高兴。这个故事跟法律其实毫无关系，它传达出来的是苏轼的一种为人之道，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宽容他编造典故一样，苏轼也乐于宽容这个可怜的老人，给他一条出路，这就是苏轼的魅力。

   北宋的时候做官的人太多了，读书人是数不胜数，为什么我们独独地喜欢苏轼？它的答案是存在于他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苏轼不愿意再搅到无谓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他愿意回到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什么呢？叫《知难而退》，不是说他整个退出人生了，这个难指的是什么呢？是在中央做官难呐，在中央做官做得官很大，在开封首都待着，生活环境、经济条件都很好嘛，跟家人成天在一起，特别是跟他自己的弟弟朝夕相处，多愉快。但是实际上他不愉快，他知难而退，退是退到哪儿？退到地方上，虽然生活的条件相对艰苦一点，跟弟弟不能朝夕相处，但心情是愉快的。

   画外音：节目至此，关于苏轼一生的宦海沉浮，我们暂告一段落，通过苏轼在仕途上跌宕起伏的经历，我们知道，苏轼在官场上的不得志，导致他悲剧的一生，但是正是这种潮起潮落的政治生涯，才赋予了他非凡的艺术成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苏轼两千七百多首诗词中，不但有震古烁今的词作，同时也有一些荡气回肠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么，苏轼的感情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从下周一开始，康震老师将带我们走进大文学家苏轼的情感世界，了解一下苏轼和妻子、儿子之间的天伦之乐，和弟弟苏辙之间的手足之情，重新为我们塑造一个《东坡印象》，以及几番大起大落后的苏轼，是怎样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的。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lcc1260

:beyond_endurance: 一口氣讀完，感覺真好，好久看過如此好的文章了。

zippy

Post by lcc1260
:beyond_endurance: 一口气读完，感觉真好，好久看过如此好的文章了。

的確！！！:)

101apple

上了一堂历史课:big_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