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红卫兵日薄西山

博讯螺杆

老红卫兵开始逐渐凋零了

    英雄迟暮，老兵凋零。当年风卷云涌的老红卫兵一代，开始集体谢幕了。2011年12月底，中航集团总经理、中航国际董事长，60岁的孔栋退休。一个副部级国企总经理的退休消息，上了12月29日新浪新闻的首页，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异数。明眼人看得出来，以孔栋兄弟数十年的低调作风，仍然不能逃脱媒体超乎寻常的聚焦镜头。

    孔栋和他的哥哥孔丹，曾是大型央企掌门人中的双子星。2010年12月底，孔丹从中信集团董事长岗位上退休，是年63岁。稍早的2010年9月，孔丹的北京四中同学、长期搭档，同样63岁的秦晓从招商集团董事长位置上退休，转入学术基金会，继续其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

    孔家兄弟低调的知名度，不只来自现今的头衔，更是来自过往的辉煌。在40多年前的文革初期，他们是赫赫有名的老红卫兵风云人物。由这些“老兵”组建的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孔丹是司令，陈毅儿子陈晓鲁是副司令，秦晓是宣传部长，孔栋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一年前，孔丹退休前，罕有地接受《英才》杂志记者专访，算是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一个句号。谈到自己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时，媒体记录了如下片段：

《英才》：你身边有很多的名人，你的家庭也很不一般，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谁？

孔丹：我的父亲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有很强的隐忍能力，遇到挫折比较从容淡定。在“文革”中坐了七年监狱，67岁才出来，语言能力都有点障碍了，但他恢复工作能力后，为党工作一直到去世，可以说是百难不移其志。我的母亲受到的是清高节操的传统教育，非常刚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她对我的影响就是秉持自己的本性，坚持原则。可以说，这两方面在我身上有所结合。

    还有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的导师等等。我们四中一直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一直坚持下来，从少年时期一路走来，对四中的记忆是很清晰的，那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我相熟的同学们，陈元、安民、马凯、秦晓等，还有我的弟弟孔栋，都是这样的。

《英才》：少年时期，你比较张扬反叛，但之后的经历却极其低调，似乎反差很大，这是怎样的变化？

    孔丹：当年，我是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1965年，中学恢复吸收共产党员后，我是北京市第一批两个学生党员之一，这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经历学生领袖、被迫害，上山下乡……经历的比较多，也就有了自己内在的不为所动，生离死别也好，巨大的冲击也好，都可以比较淡定地去看待和应对。

他们的父亲孔原，原名陈铁铮，江西萍乡安源人，1925年入党，是跟着李立三、刘少奇闹安源罢工时的骨干分子，长期从事白区和隐蔽战线工作，也曾犯过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部长、总参顾问等职，是1949年后的中国特工头子。

    他们的母亲许明，原名朱玉筠，河北沧县人，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热血女学生，抗战初期奔赴延安，进入延安保安处训练班（号称共产党情报系统的黄埔一期），同学有卓琳、姜鹏（谭立夫母亲）等。1939年9月，孔原与许明在延安结婚，与邓小平和卓琳一起，举行了两对新人的集体婚礼。1949年后，许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66年底服安眠药自杀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孔丹兄弟接受教育的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云集的重点中学。其中老三届这一拨学生中，以笔者的孤陋寡闻，就知道作家赵振开（北岛）、刘辉宣（礼平），导演陈凯歌，刘源、薄熙永薄熙来兄弟、徐向前之子徐小岩、杨成武之子杨东明，《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以及1969年战死在越南北方的张育海。另外，罗瑞卿、李井泉、何长工等人的孩子，当时也在四中读书。后来的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时为北京四中辅导员。
    文革前从北京四中毕业的高干子弟，知名的有陈元（陈云之子）、陈昊苏（陈毅之子）、安民（安子文之子）、俞正声（黄敬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文革后四中毕业生，最给力的有于丹、高晓松、张伟光等。

    文革初期北京四中最有名的“壮举”，是在北大聂元梓刷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几乎同时，北京四中高三（5）班与北京女一中高三（1）班共同提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倡议。倡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国务院旋即作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决定。

    孔丹接受的教育，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为国家事业去献身的热血青年。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骤然来临时，他们义不容辞追随着领袖的巨手，冲到了运动的最前方。孔丹把自己文革初期的经历定位为“学生领袖”，当时的北京四中同学，也都公认他的“领袖”地位。

    作家礼平回忆：当时我们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在文革中写过文章，办过报，组织过团体，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革前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学生，像马凯、薄熙永、秦晓、李三友等等，都是当时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就知道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了。

    礼平回忆：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文革初期，孔丹、秦晓、薄熙永在四中夺了校长杨滨的权，组成四中革委会，并担任正副主任。北岛曾回忆：文革初期孔秦控制的四中团支部接管了学校的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文革”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在那个狂飙席卷的时代，他们当过毛泽东的开山斧，做过周恩来的清道夫。也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血统论的戈培尔，是恐怖八月的党卫军。当他们位高权重的父辈不断被揪了出来，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对立面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沦为黑五类子弟，成为中央文革的眼中钉、俎上肉。于是，他们开始了文革中“被迫害”的惨痛经历……  

    “联动”组织被中央文革残酷打压，数百高干子弟关进半步桥监狱，随后北京开始了对联动分子的口诛笔伐。1967年12月出版的《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中，有一篇署名“新四中公社、1216红卫兵”的文章——《这就是“特权”！》，其中点到孔丹的名字：“西纠后台孔原之子孔Ｘ扬言：‘这次（指文化大革命）好好干，有当上副总理的可能’。”

    1969年，孔丹上山下乡去了陕北延安。这一年下放陕北的北京高干子弟，还有习近平、王岐山等。孔栋的知青生涯选在山西大同，他的同学刘源也到山西插队。两兄弟后来的人生，随着父亲的解放而峰回路转。孔丹1975年调回北京，先是当了资料员，文革后考上吴敬琏的研究生，毕业后当过张劲夫的秘书。

    孔栋是1977年毕业于江西工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进入航空部门。他在插队时学会了打桥牌，80年代，中顾委每年要举行一次老干部桥牌赛。孔栋和他爸爸孔原搭档，一连夺取几届桥牌赛的冠军。邓小平得悉后，请他到自己家中一起打桥牌，孔栋由此成为邓家的桥牌常客。
    秦晓父亲秦力生，也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高干，属于陕北干部的圈子，三舅阎揆要毕业于黄埔一期，是开国中将。秦晓插队去了内蒙古，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北京读了研究生，后来成为宋任穷的秘书（几乎同一时期，习近平也当过耿飚的秘书）。

    孔丹1984年进了王光英的光大集团，秦晓1986年被孔丹推荐进了荣毅仁的中信集团。后来，孔丹也转入中信集团，两人都得到中信董事长、王震之子王军“大哥”的大力提携。最后，孔丹接任了王军的董事长位置，秦晓则以中信副董事长转任招商集团董事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退役时，引用了一首流行的军歌歌词：“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

    文革初期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也习惯把自己称为“老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兵”们，除硕果仅存的个别还能翘望十八大之外，绝大多数已步入退休年龄，开始凋零了。

    也许，他们终于能够静下心来，为自己大起大落绚丽多姿的人生，写一篇毕业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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