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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 : 岂有文章倾社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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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0 23:38: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十、看守所印象

平生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要说我对看守所的印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1、“笼子”里是黑社会

我于2007年12月13日被拘押,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才被送进看守所。我被送进看守所时,叫了好一阵子门,才叫开看守所的大门。进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看守所的马指导员。

马指导是个面容和蔼、眼神慈祥的人,有50多岁的样子。与不少警察满脸横肉的面孔大异其趣。

他填写收押嫌疑犯人表格的时候,问我“因何被抓?”我说:“我实在不知道因何被抓进来。”他又问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说:“我给这个社会看病开药,写了一些理论分析文章在国际上发表。朋友说我是作家,我只承认自己是坐家,整天坐在家里阅读、思考和写作而已。如果这也算职业的话,就算是作家吧!”他于是在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二字……然后就告诉我,“把你安排在18笼,18笼是文明笼,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去18笼时,马指导说,“要拆下身上的夹克外套上的金属纽扣……”我说:“这种衣服,把纽扣拆下,衣服就报废了。”马指导说:“也是,拆了确实可惜。算啦算啦!”

走出办公室,马指导让我脱下皮鞋。我说:“天气这么冷,怎么打赤脚走路呀?”马指导又说,“你就穿进去吧,到门口脱下,我帮你拿回来。”

我进到18笼时,马指导叫醒牢头,对牢头吩咐了很多话,主要是讲我是个文化人,是个作家,要牢头多多照应,不能让人欺负他等等,就提着我那双皮鞋回去了。

进到18笼后,大家已经睡下很久了。老大让我就把被子铺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上,吩咐旁边的人让一让,而没有按“新到犯人到最末床”的规矩,就回床钻进被窝躺下了。我抖开被子,盖在旁边犯人的被子上,但缝隙太窄,人却无法躺下去,只好和衣半躺着,只把脚伸在缝隙中。

躺了一会儿,感到很难受,就轻声叫醒旁边的人,想让他让一让,好让我侧身躺下去。却立即受到牢头旁边睡着的李春林雷鸣般的呵斥:“再讲话,老子起来擂死你克(去)!”旁边被叫醒的那人,也恨恨地骂娘。反正也睡不着,就眼睁睁地熬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被“老大”叫到一边,他从水池中舀了满满一塑料碗自来水,叫我喝下后,就宣称我已经“入伙”了。

老大还把李春林叫过一边,叽叽喳喳跟他说了一阵话之后,李春林反过来向我解释说:“换了别人,昨晚你想上床睡觉!还想讲话!老老实实给我跪在厕所边去吧!讲话就打……”并说:“我昨晚的态度不好,你不要计较……”并告诉我说,“让你喝这么一碗水,就放过你了。已经是大大的例外了。”

“老大”姓蒋,全州北门街上人。他是个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是因为有人欠他的钱,却久拖不还,故意赖债。他于是打电话叫了几个人(即“讨债队”的人),向那欠债人讨债。不料那几个人却把欠债的人打死了。后来抓住了行凶的人,查出了他的电话记录,就以涉嫌谋杀被关进来了。他自己估计,有可能要判无期徒刑。

全州看守所,建筑于全州城北一个平缓山坡的山顶上。四周岗哨林立,墙上敷设铁丝网。

日夜有值守在巡守过道上走动。

看守所内,共有28间“笼子”。每个笼子一般关押着13至20名嫌疑犯人。每个笼子内一般分成两个区间。一个区间砌着一长溜水泥长炕,供犯人睡觉。一个区间砌着一个大约可以盛两方水的水池,供犯人洗漱和活动。两区间合起来大约有50多平方米的样子。两区间有铁门隔离。睡觉时关上隔离铁门,起床后才打开。每个笼子有两个厕所,两区间各一个。

笼子里关押13人时,睡觉较为宽松。关押17人时,则睡觉相当拥挤。一般是牢头睡觉的地方相对宽敞一些,而不管新来的犯人是如何的拥挤。关20人时,则需要几个人睡在水泥地上。看守所备有供一个人在地上睡觉的木板,以便在犯人多时,在长炕旁边的过道上加床。

我最初进18笼时,关押着17人。晚上睡觉,人挤着人,要侧着身子,才能躺下去。

看守所的“笼规”,一般是老犯人欺负新到的犯人。等级森森,不可僭越。否则,就会老拳相向,而不得进行反抗。如果新来的犯人反抗,牢头的几个帮闲就一拥而上,把反抗者“修理”一番。直到把他“修理”得服服帖帖,才肯歇手。

新犯人被殴打之后,如果干警查笼时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痕,就会被问起。这时,被打者却不能说自己被打,反而要向干警撒谎,“他们对我很好,没有人打我。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否则,又要被继续殴打。

新犯人要伺候老犯人,像老犯人的奴隶一样。要主动帮老犯人洗衣服,否则就是“不醒笼”。经提醒仍然不改,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新犯人带进或送来的钱票(嫌疑犯人带进或送进来的现金,都要被换成看守所的“收款收据”,俗称“钱票”。只能在看守所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钱票”由牢头掌握着,由牢头做主使用。每星期有小卖车到各笼口询问叫卖。车上有小食品、洗漱用品、香烟、扑克等。然后相应扣减某人的“钱票”金额。

牢头买下来的东西,大家共用。洗衣粉和洗洁精等属于共用,无需发放。香皂牙膏等由牢头分配和发放。只有老资格的犯人,才有权利用自己的钱票买自己的用品。

看守所每两天有一次“加菜”供应,经批准可以买适量啤酒饮用。由看守所的“小劳改”来询问和登记,然后交到干部的手上。每到一个“笼口”,则询问牢头:“要不要加菜和啤酒?要几个?”到了用餐前,就会送来。

小劳改是那些刑期较短的犯人,没有送去劳改队,就在看守所中帮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看守所内有行动的相对自由,而不用整天关在笼子内。他们也是看守所的打手,有不听话的犯人,不用干警出面,干部们使使眼色,小劳改就心领神会,一拥而上,将要打的人好好“修理”一番。

牢头加菜,一般就用这些“钱票”扣减。扣减了谁的钱票,告诉钱票“所有者”一声就是。新到的犯人的钱票被用光,也尝不到这种加菜的。一般是由牢头论资排辈来享用。当然牢头的“首席”伙食最好,其余依次类推,还有二席、三席,新到的犯人一般居末席。

所谓“首席”,其实是偷偷藏下来的编织袋铺在地上,当“桌布”用。有几张塑料凳子可以坐着用餐。饭菜由负责打饭菜的人摆好在“桌布”上,首席的人才围坐用餐。其余二席三席末席,就没有这种“豪华设施”,只能蹲在地上用餐。

打饭、打热水和递饭的工作,要区分各人的碗碟用具,弄错了要挨骂。一般由心细的人负责。摆好后,首席开始用餐,大家于是埋头吃饭。用餐后,老犯人则像老爷一样,碗碟就撇在原地。由负责洗碗的人来收去洗濯。

饭后,清扫卫生,洗好碗碟,涮干净“桌布”,扫干净地面,整理好碗碟等事情,一般由牢头分配的几位新犯人包揽。

新犯人吃饭,要快快地吃完。否则在“首席”吃完后,需要收捡碗碟时,新来者还在那里用餐,就会挨骂,或被抢下饭菜倒掉。

所有这一切,用牢头的行话来说,就是“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看守所的警察依靠这些牢头来管理犯人,省去了他们的许多辛劳。因此,会对这些牢头另眼相看,给予比其他犯人多得多的方便或照应。这也是牢头特权得以存在的一项基础性资源。

每有新犯人进到笼子内,就被牢头叫去,对他如此这般地吩咐一些注意事项,讲一通“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的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提醒他要老实听话,不要跟大家过不去。否则就不客气,就不会好受等等。最后则婉转地提醒他,让他把“钱票”交出来。否则就是“不醒笼”,就有可能受到粗暴对待。身上没有钱票的,就告诉他让家里送钱来,以便改善一下伙食。

新犯人进笼,一般要强迫他“洗澡”一次。以后每隔一定时间,遇上天晴暖和的天气,牢头督促大家也洗洗,注意个人卫生。

给新犯人洗澡,大冬天里,由老犯人舀水池里冰冷的水,往新犯人身上浇。冷得新犯人心脏紧缩,脸色发青,瑟瑟发抖,哇哇大叫。其他犯人看到,则开怀大笑。

我想,犯人的人格不完整,受到严重的凌辱,就以折磨别人来寻找心理补偿,来找到快感。也有可能就像狱中犯人所说的——长期关押,快把人关疯了。这可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不长,也说不好。

新犯人进看守所,一般先要安排到“老虎、豹子笼”去受训。受训过程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多天。然后才将其调到“文明笼”去。

记得狱友告诉我,好像是说11、12号两笼(时间久了,记不清晰了),是嫌疑犯人口中的“老虎笼”和“豹子笼”。那里的牢头狱霸特别凶,打人特下手。

狱友还告诉我说,“在那里,首先要背下监规。背不下,就挨打。打到你完全背熟为止。经常有新犯人被打得哭爹喊娘的。那才叫凶哩!你倒好,没有尝到那种味道……”这种训练,是要把不服管教的人,驯服得服服帖帖之后,才有资格调进“文明笼”。

《监规》由公安部制定,书写在笼子里一面显眼的墙上,有1000字左右。记得监规的第一条是“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云云。我在心里说:应该把第一句改成——“看守所是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机关”,才是名副其实的。

整个《监规》的行文风格,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用“有罪推定”逻辑惯性,来规范嫌疑犯人的种种行为。把嫌疑犯人当成“专政”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想,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果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确实让人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有“今夕是何年”的迷惑,也有仍身处暴秦时代,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

那些从“老虎、豹子笼”调到“文明笼”的人,一般都被打怕了。特老实听话。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敢稍有懈怠。当然,也有功夫特别了得的人,反而把那里的牢头和他手下的打手都击败。他就变成新的“老大”。战败者只好俯首称臣,反过来毕恭毕敬地伺候胜利者。但这种情形一般很少,只有少量的例外。

我进去时,因为有桂林警方的再三叮嘱,没有进“老虎、豹子笼”受训。而是直接被安排进了号称“文明笼”的第18笼。狱友们于是问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大官?或者跟看守所的干部是亲戚?”我告诉他们说:“我一介布衣,我也不认识看守所的任何人……”他们感到很惊讶。

后来,我跟18笼的二牢头打了一架,我就被调到25笼去了。25笼也是所谓的“文明笼”。

说到在18笼打架,是因为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听说我被捕后,他马上弄了两条玉溪香烟,托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偷偷地转给我(看守所不让送香烟进去,送去则没收。只有在会见家人时,可以塞几包在口袋里)。并让他转告我:“王德佳,某某某让我转告你,你就安心在里面呆着!不要耽心。别人坐牢不光彩,而你坐牢是光荣的。出去以后,给你接风……”

送来的两条香烟被二牢头霸占着。因为“大哥”的权力被“二牢头”架空了。二牢头手上有几个钱,有几个追随者,因而在里面很张狂,对大哥也是颐指气使了。我要抽自己的烟,必须向他讨要。

二牢头是桂林国税局的一个贪污犯,因他认为一审量刑过重,还在上诉阶段,所以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这家伙叫朱什么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为人很庸俗势利,五脏六腑是肮脏的,灵魂是丑陋的。是那种典型的小市民。我都不想提及他,以免污染了我的笔端。但因为涉及到跟他打架的事情,不得不记几句。也不是因为我跟他了打架才这样说。因为我素来认为,弟兄之间打架,打完架之后,握手言和,仍然是弟兄。

他见我身上带了一千多块钱的钱票进去,估计我“很有钱”。朱乃特意在我进去几天之后,就调我到“首席”吃饭了。并说是很看得起我了。换了别人,做梦都不可能的。并声言:“两个月内,你就不需让家里打钱来了。我说到做到,不够的我包了。”

他老是教训我:要我现实点,灵水点,要“醒笼点”等等。我心里明白,他的潜台词是指责我清高、理想等等,是要我学会他那种“势利眼”的虚伪应酬,学会“见风使舵”的谋生技巧等等。我自然是默然不语,由他讲去。

他经常跟狱友唠叨和盘算——贪污了几十万,把钱藏好,判了几年,每年就可以得到多少万,是否划得来。他也有好几次问我——剥夺了嫌疑犯人与老婆睡觉的权利,有没有法律依据?

做彩灯时,牢友们很喜欢围在我身边,跟我边干活边谈天说笑。说教授就是教授呀,道理讲得透……从而使姓朱的那边显得冷冷清清的。于是朱就骂我:“王德佳,你算老几,你在我心目中,什么卵都不是,只算这个。”说着,就伸出自己的小指头。

我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算老几呀。我是一个朴实平凡的人呀。我不是跟大家一样嘛!一块做事呀!”我没有给他挑刺的理由,他默默然之后,就算过去了。

朱把我调到“首席”去吃饭后,又说:“过几天,把你睡觉的地方也挪到我身边来”。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役使别人的特权。但我仍然平等对待任何狱友,不愿充当他欺压别人的工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不愿像他那样对狱友颐指气使。朱就说我“不醒笼”云云。

后来我口袋里的香烟抽完了,于是向他讨取。他则把眼睛狠狠一瞪,很蔑视地丢过一包劣质香烟给我。我当时也没说什么。

我本来抱着宽容待人的态度,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朱这样做,确实是在侮辱我。我感到他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要自己的烟来抽,他没给我自己的烟也就罢了,还对我瞪眼作色的,像他赏赐给我一样。于是,就跟李春林说了说这层意思,并希望李春林转告他一下,调解调解,不要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这样做,其实已经很顾及他的面子了。不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

那李春林是朱的左臂右膀,是朱的马仔。我没有想到他是个如此卑鄙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听了我的话后,当面表示化解化解,背后却不但不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朱面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这样一来,朱就把我叫过去。我过去之后,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就在床上一脚踢来,踢中了我的嘴唇右侧。因牙齿顶破内嘴唇,就出血了,然后破口大骂我不识好歹,不“醒笼”云云。

我一看这家伙这么蛮不讲理,我拿起一只塑料鞋就往他腿上猛扫过去,然后顺势想抓住他的脚,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揍他,就跟他扭打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几个打手一齐上阵,从后面把我推倒摁住……然后用脚踢我的后背。打了一会,才被“大哥”劝开了。我骂朱,“靠别人帮忙,算什么本事?你那豆腐渣架子骨,敢不敢过来试试!我们单挑!谁让人帮忙就是畜生!”他嘴上很凶,但他的全身却在不停地筛糠(发抖)。

看守所的干部听到了18笼的吵闹声,就马上赶过来了。看到我嘴角上流着血,滴在胸前的毛衣上,就马上把我叫去清创、消炎和上药。

我在医疗室上药过程中,看到朱被叫到另一边办公室了。朱听说要关他的禁闭,乃很不服气地打小报告说:“他骂干部,他罢工不做事……”

唐所长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与你无关,不要你管。你敢打他!……先关几天再说!”说着,就令人拿来了手拷脚镣给他戴上,然后令送禁闭室。

上药出来后,干部让我马上回18笼拿行李,把我带去25笼。

到了25笼,干部将三个人调走。那三人不想走,李老大狠狠地瞪眼说:“再磨磨墩墩的,小心揍你一餐!”

后来25笼的狱友告诉我。那三个人性格比较怪,喜欢折磨新来的人。所以干部就不由分说

,把他们调走了。

说起“骂干部”这件事,我不得不交待几句。在看守所里,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列队报数。然后在干部快要离开时,大家齐声高唱“干部好,干部辛苦了!”

遇上这种情形,我不想说这种话,则默然站立着。特别是早上到活动区去整队后,要齐声高唱“遵守纪律,服从管教,认罪服法,真诚改造”这四句话。对于后两句,我早就跟唐所长和马指导员声明了,“前两句我可以说,但对后两句,我是不会说的。我没有罪,怎么个‘认罪服法’?怎么个‘真诚改造’?”

唐所长和马指导说:“不说就不说吧!”看守们大概知道这个情形,也没有要求我跟其他刑事犯人一样鹦鹉学舌。

有一天早起,大家列队报数后,大家齐声叫喊:“干部好,干部辛苦了!”我则开玩笑说:“好个屌,冤里冤枉被关进看守所,还要喊干部好!”

那位巡查的文副所长听到后,马上说:“谁敢骂干部,站出来,叫小劳改打死克(去)!”

我则站出来说,“是我说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位巡查的文副所长一看是我,就默默然地退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马指导叫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这句玩笑话和其后的过程复述了一遍。

马指导解释说:“看守所只是负责暂时看管犯人的地方,职责是保证犯人的安全。冤枉不冤枉,不由我们管的。你不该责怪我们看守所的……我们的干部态度不好,年轻人嘛!火气大点,可以理解。你不要放心里去……”

我说,“我这样说,也不好。没有考虑影响,就顺口讲出来了……以后注意吧!”

这件事情后,我没有受到干部的处罚,更没有受到小劳改殴打。大家感到很惊讶。我只好把跟马指导的对话过程讲给他们听。他更感到惊讶。而18笼的朱,却对此酸酸的,很不服气的样子。

我在25笼的时候,有一个弱智的年轻人蒋小华,是把化纤旧衣服点着后,顺手搭在楼梯的铁栏杆上好玩。然后就跑开了。不料却引起了火灾,熏死了一对四川籍来全州经商的夫妇。就被关进看守所来了。

他被关进看守所之初,当然先去了“老虎、豹子笼”受训。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调到25笼来的。

他进了25笼后不久,有一天半夜,他感到饿了,就顺手从床边的编制袋中拿了狱友的快餐面啃食。后来被失主发现了,查实是蒋小华所为。

大伙就让他跪在铁门的后面,脸朝门外,说等干部查笼时,让他作自我检讨。

他老老实实跪在那里后,却有几个人相继去殴打他。特别有一个姓包的大个头狱友,他不由分说,上去猛踢一脚,使他的头猛然磕在铁门栏杆上,额头磕破,出了不少血。

后来,他的伤被干部发现了,于是问蒋小华。蒋小华一边哭一边反覆声明说,“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破的,他们没有打我……”

干部心里明白,是被打成那样,就批评了打人者几句,说以后不许这样了。

当问到是谁动手打人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承认。看守就说,我调出录像看了,是那几个人动手打的,我一清二楚,就不点名了。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关你们的禁闭……

那些人虽对干部的批评唯唯诺诺,但待干部走后,却大发牢骚说:“偷了东西不许惩罚,今后岂不是要乱了套……‘笼规’还要不要执行?”

在看守所一个月,在25笼时,还经历了一次武警“查笼”。其恐怖情形,至今让人心惊肉跳。

武警查笼前,大伙根据以往经验,可以估摸着在哪几天来。但究竟是哪一天来,却不能确定。故预先有所准备,把圆珠笔等违禁物品藏好,免得被查抄去,或挨打。

武警查笼那天,那真是“叫嚣乎东西,奔突乎南北”,一片鸡飞狗跳。比《鬼子进村了》,还要恐怖得多。

查笼的武警,都带着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们的人还没进门,就有一个在门外厉声嚷嚷:“还不快给老子蹲下,等会踢死你们!”然后才打开铁门,放他们鱼贯进来。

他们一进来,就分成两组,一组把床上的被子、厚纸板床垫、个人的行李包、用品用具等全部掀开,检查是否藏着违禁物品。被子、床垫、行李、衣服撒的到处都是,且不许嫌疑犯人回头看望。一组则站在双手捧着后脑杓、排队蹲在地上的嫌疑犯人后面。如果有人想歪头看看,就一脚踢过去,并大声训斥——“放老实点”……

翻查完床上,就检查监舍。检查完监舍之后,就挨个儿搜身。要犯人把衣服全部脱下,只穿着一条短裤衩。搜完口袋后,才令犯人穿上。

查笼那天,有一个大概是武警班长的人,一直站在我的身后。他没有对我大声呵斥,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后。这样一来,其他那些比较凶狠的人,就没有过来了。

到翻看我的衣服口袋时,他也没有令我将衣服全部脱下,只让我把口袋翻出来给他看看,就算查完了。而不像查其他犯人那样凶巴巴的。这也许是看守所的有意安排,体现了看守所对政治犯的特别关照。

那名判了死刑、长期戴着脚镣的孙玉双感慨说:“我经过这么多次查笼,教授背后的那位态度最好,很和善。教授真是有福的人啊,总能遇上好人。”

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正在上诉阶段。他不做手工,也不理会很多监规。只要他不自杀,看守所倒对他网开一面。很多事情都由着他。那些去查笼的武警,好像也有某种默契。也不去管他。

查笼武警离开之后,大伙要费上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床铺重新铺上,并找回自己的衣服、用具、用品,并整理好监舍等。要过好几天,才能消除心理上的沉闷、压抑和不快。

在那次查笼中,我妻子托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送进去的羽绒衣,因为送进来时没有破坏得那么彻底,还有一些纽扣和拉链留着。在这次查笼时,所有纽扣、拉链、松紧带等,全都被拆掉了。

既然提到了孙玉双,顺便对他的杀人案件交代几句。不知道他现在还活在人世间没有?

原因在于,我在看守所期间,唐所长找我长时间谈话,说我的案子主要是我的态度问题,只要说几句软话就出去了……并说他也对当前的贪污腐败很痛恨,也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希望我出去以后,多到他那里走走……但我出狱后,打了一次电话,他却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所以就没有实现回去看望狱友的愿望了。

湘桂走廊一带的槐米品质特好,提取的重要药用——黄铜□含量高。连花梗都是提取黄铜□的重要原料。每年,全国各地各大药厂都要来全州采购槐米。能抢购到这一带的大量槐米,才能保证这些药厂优质原料和利润。因而这一带的槐米行情一直比较看好。

这些年来,孙玉双也看中了这一行业,于是承包了一片河滩地种槐树。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孙玉双不辞辛劳地开荒种树,省吃俭用,苦熬苦撑,投下了大量金钱和劳力,种成了50多亩槐树园。

在槐树成林后,需要值守和采摘加工时,孙玉双于是向供电所申请装电。他交了钱之后,催了好几次,庙头供电所才去帮他安装。

孙玉双是那种比较斤斤计较的人,也不善于与人沟通和相处。他认为,自己在村子里是小姓,要恶一点,才不至于被人欺负。他还认为,自己省吃俭用地苦熬苦撑,终于把槐树种成林了。舍不得为招待供电所的人而花钱。

他在供电所交钱之后,在他再三催促下,供电所才到他果园场帮他装电。按照行业潜规则,是要由事主好酒好烟地款待着,他们才感到受到了尊重。但孙玉双却因为那天劳动劳累,而没有“醒水”。并认为自己交了钱,供电所就应该帮他装好。

加上孙玉双又打听到附近乡镇的果园装电,其收费标准比庙头少交了100多块钱。就嘀嘀咕咕地表示不满。于是就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发生了口角。

争吵过程中,双方都动了气,都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

供电所派去的人,于是就不帮他装了。发生不帮他装电的事情之后,孙玉双一不做二不休,则去庙头供电所要求退钱。跟供电所的人吵了一架,供电所感到理亏,才把钱退给了孙玉双。

既然供电所不帮他安装了,孙玉双只好跟附近村民协商,从村民家里拉线用电。但把供电所遗留下来四个多月的电表、开关、表箱等材料用去了(据孙玉双自承,“那些东西放在那里四个多月了,都没有人来过问过,我以为是供电所不要了”)。

用去电表等材料之后,供电所就找到了孙玉双的果园,要孙玉双赔偿用去的电表、开关、表箱的钱,说他没经过供电所批准,而私自接电,还要罚款。并说他是非法用电,要去剪他的电线。

面对供电所的气势汹汹来找岔,孙玉双又跟供电所的人争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孙玉双虽表示愿意赔付使用材料的钱,但声言:谁剪他的电线,就跟谁拚命……

争吵过程中,双方又声称要搞死对方克(去),也推搡了几下。供电所仗着人多势众,有一个干部操起一柄锄头,高高扬起,向孙玉双的头上砸去,却被孙玉双躲开逃掉了。

孙玉双在气愤之中,就转身操起他放在路边准备上果园砍荆刺的长柄柴刀,声称:“现在我们再来搞两下看看”。

供电所的唐有林所长也在气愤之中,就上去跟他“搞两下”。孙玉双于是将柴刀顺手舞过去,结果砍中了唐有林所长的胸部,砍开了胸腔,露出了肺泡,经抢救无效,唐有林就被砍死了。

我想,其实被砍死的唐所长和将被执行死刑的孙玉双,双方都是供电行业的霸王作风的受

害者。

因为这桩严重的杀人案件,孙玉双被判了死刑。每天戴着脚镣,用一条绳子提着脚镣的粗铁链,以免铁链子拖在地上弄脏床上的被子。

大冬天里,孙玉双戴着脚镣睡觉。他说要过很久之后,脚才会有点热气。因此看守所每天傍晚,有一桶热水供应他,让他烫烫脚。

孙玉双常常跟我感叹:他过失杀人,却被判处了死刑。而他看到的好几个预谋故意杀人的人,却被判处死缓。他认为法院对他不公。并认为是因为唐有林的父亲是原县长,有钱有势,上下打点。而他作为一个老实农民,对上级来核查的法官讲的普通话,他都听不太懂。所以他的亏吃得大。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好几次万念俱灰,乃撞墙自杀。唐所长于是再三劝慰他:你的案子很有改判的希望。并一再请求他,希望他不要给他的看守所闹出乱子。所长则声言帮助他诉冤,并给他生活上的多方照顾等等。才重新燃起他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孙玉双问及我的家世,我在闲聊时告诉他:“我祖上是乡村绅士,也算是共产党所说的地主吧。但绝不恶霸地主。相反,我祖上为家乡修桥铺路,兴学办赈,扶危济困等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从百板洞到全州的石板大路,就是我家与百板洞邓培耀两家牵头,挑大份出资修建的。每十里修建一个供客旅歇脚的凉亭。记得我去广坪高中复习时,路过八百岭下一个凉亭。那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云绕长亭缠旅客,乌啼古木唤征人。’书法苍劲古朴,对联的意境高雅。虽然该凉亭的石柱石栏等被砸烂烧了石灰,但在我看了一次之后,就将这幅对联镌刻进了自己的心里。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说,那凉亭是我家建造的。估计那副对联是高祖辈所拟……曾祖父母一再告诫父辈,不让后人去催讨所欠钱米。他说:‘人家有了,自然会送来。人家没有,去催讨,不但还不上,反而把人得罪了……’曾祖母临终前交代后人的四句话是:‘积善积德,覆荫后人;积恶积怨,报在眼前’……共产党所说的恶霸地主,绝大部份是为了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而伪造和虚构的……但我家在共产党占领大陆前,败落下去了。没有被划成地主……”

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乃一再对我感叹:“过去的地主,虽然在在文革中被杀得很惨,但现在只要留下一根苗苗,大都很有头脑,也很有本事……”并一再反省他过去不善于与人和睦相处的错误。感叹说:“家里没有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吃了好多亏……本想勤劳致富的,没想到把命也赔上了……”

2、看守所是榨油机

前文说到看守所有售货小推车,向各笼犯人叫卖日常生活用品。其实这些卖给犯人的东西,价格一般都要翻一番。有的要翻几番。

在邓小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路线指引下,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潮流中,看守所也成了一个获利丰厚的特殊的商场了。

在外面值七八块钱的塑料桶,里面卖给犯人,要20块钱一只。一个薄薄的很容易弄烂的塑料口杯、塑料碗,在外面市场上相当于一块钱左右,在里面卖给犯人,要五块钱一只。牙刷是看守所的专用软牙刷,软软的,很不好用,也五块钱一只。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的价格,一般都是外面市场的一倍以上。

看守所一天两餐,早餐在10点左右,晚餐在16点左右。看守所里面的伙食很差,由于没有油水,进去时间一久,肚子就饿得咕咕叫。需要订购加菜来补充营养,才不感到那么饿。但订购的加菜价格,一般是外面饭店的两到三倍。

看守所里面有电视看。电视机由犯人筹钱,由看守所送来安上。看电视,每半天要扣收10块钱。全天播放,则是每天20块钱。

看守所卖给犯人的普通香烟,是外面市场的两倍以上。如2.5元的甲天下香烟,里面一律卖五块。越是好点的香烟,加价幅度越大。最高是外面价格的四倍。如玉溪香烟,在外面20块钱一包,在里面要卖80块钱一包。在外面两毛钱一盒的火柴,里面要一块钱一盒。

看守所不许家人捎带日常用品或食品进去,只能在里面购买。除非在看守所有亲戚熟人,才可偷偷地捎带进去。家人捎带的日常生活用品,嫌疑犯人一般也收不到,而被扣下了。进去之初,审问我的警官问我有什么要家人捎带的时候,我曾让他们搭信让老婆送洗漱用品。老婆送了两次洗漱用品,我一次也没有收到。

我想,不让家人捎带东西进去,表面上是为了安全等理由,但客观效果是,让里面昂贵的商品销量大。嫌疑犯人,成了看守所榨取油水的对象。

我被关进去时,口袋里带着1070块钱,准备买什么东西的(忘记了)。进去后,被打成钱票。到25笼的时候,还剩800多块,才过了不到二十天,就被牢头花得精光。后来又再三催促让我家人打钱来,我只好让老婆送进500块。可见看守所的开销昂贵。用狱友的话来说,在里面的100块钱,只相当于外面的40块左右。

听狱友介绍,为了体现人性化管理,看守所内,还辟有夫妻相聚的房间,提供给犯人使用。但狱友笑着说:“在那房间里睡自己的老婆,比在外面嫖妓都贵得多……”

3、看守所是奴隶工场

我在全州看守所的时候,各笼都领着拉彩灯线的任务在做。听狱友介绍说,两个老年笼(18、25)的任务减半。其他笼的任务,得整天赶着做,才能做完。

彩灯线是把49跟15公分左右长的铜线,与50个彩灯头串联起来,算一条彩灯线。每十条扎成一把。老年笼的任务减半,即每天要完成30把。即拉好300条彩灯线。

彩灯头用塑料冲压出来,用编织袋装成一袋袋的送进来。铜线则是另一种编织袋装着送进来。每个彩灯头内有两个触点,需要较用力,才能拉进去卡紧。长期做这种手工活,因而在手指的特定部位拉出厚厚的老茧。有很多人手指的特定部位,被拉烂了。

我在任务减半的18、25两笼看到,有好几个狱友的手,都在用力的地方磨破裂了。但他们只能忍着痛楚,不管不顾地赶忙完成任务。

拉这种彩灯线,也需要在较熟练后,才能保证质量。否则就是制造废品。那个显得弱智的蒋小华,学了四五天,仍然是弄出一堆废品。牢头向干部说明了,以后就免掉了他的任务,不让他做了。

拉好的彩灯线,集中在某个时候,让大家插上各种颜色的小灯泡。这叫“插泡”。“插泡”工作我没有经历过,听狱友介绍说,“插泡要比拉线要难得多,手指头都搞歪了克(去)。插好灯泡后,要进行质检。因为小灯泡是串联起来的,哪一个没有插好,全线都不亮。需要全部检查后,才能发现原因所在。检验合格之后,才能装箱交货,然后由定货单位接走,算钱给看守所。

拉接头时,稍不留意,拉破了小小的塑料灯头,铜线触头的黄铜片就划破手指。大家于是用胶布缠着手指,用来保护手指和皮肤,免得被划伤和磨破。胶布做成可以活动的。做工时套上,休息时取下。被狱友们戏称为戴“金戒指”。

开始几天,由于不太熟练,我手指上被弄出好几道伤口。一用力拉,就流生血。于是我就跟所长声言要休息,不做了。唐所长说你做得了多少就算多少吧。但18笼的朱老二,却因为我没有通过他向所长求情减免任务,而是我自己直接向所长说明情况,所长却爽快地答应了。为此,朱老二却故意说我偷懒,说影响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云云。我没有理会他,只顾自己慢慢地做,做得了多少算多少,让朱把我的任务单独交上去。

我有二十多天在审问,因此我参与做手工的时间不长。且在我因审问完不成任务时,我跟唐所长声言了一下,就减去了一半任务。后来手指拉伤时,就允许我做多少算多少了。而其他人去向所长求情,所长却没有理会。

尽管这样,我做了十来天的活,手上的老茧也很厚。释放出来后,过了好几个月,我的食指、中指和拇指上特定地方一直是木木的感觉。大约过了三个多月,手上的老茧才慢慢消失。手指的感觉才恢复正常。

听一些老资格的狱友介绍,看守所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有几年),一直组装塑料打火机。故中国的打火机特廉价。

透过这种奴隶般的劳役,我看到城市中火树银花、莺歌燕舞背后所掩盖的,是劳改或嫌疑犯人的血泪和辛酸。这就是“盛世”中国的一副生动写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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