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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本台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回顾他
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图片:89年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本人提供)
周锋锁1989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组建
"学运之声"广播站,传递广场信息,救助绝食学生。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周锋锁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后在5月31号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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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是因为,当时我跟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我们在北高联反复通过了让学生撤离广场的决议,但是(5月)26号到28号在广场没法实行,我觉得这个运动快要进入一个人气会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没想到后来会镇压,就是觉得这个人气散掉了,觉得当时我能做的很少,就辞职了。"
周锋锁说,6月1号到3号,他都在清华校园,本来打算4号去内蒙古旅行,但是6月3号的一个消息让他隐约感到政府可能要开始镇压学生,于是在3号下午重返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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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早晨我们听到,广场附近,2号晚上3号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进军,有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被送到学生手里,学生把军车送到了公安局,并留了收据。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中共镇压的过程就是从诬蔑老百姓烧军车开始,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镇压的信号,所以6月3号下午,我和清华筹委会的一些人去了广场。我们到广场的时候闻到很浓的催泪弹的味道,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从那开始冲突越来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点钟,不停的有军队冲过来,有坦克、装甲车冲过来,9点以后就开始听到很重的枪声,开始得到很多死难的消息。当时我们一直在天安门广场,大概最后有3000多人,清华同学大约有100多人,都是从纪念碑下最后离开。我们觉得广场是最危险的地方,尽管在那之前,我们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这个镇压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为着我们在外面抵挡,我们当时还是非常想在那里能够坚持下去,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愿,就是我们并不是不会被吓走,但是后来我们没想到在外围牺牲的市民和学生是最多的。"
周锋锁回忆说, 6月4号凌晨4点半左右,他被赶下纪念碑,
"我是最后被赶下纪念碑的几个人之一,当时还有刘晓波的太太,还有人大的一个女教师。我们被赶走是因为,周围开枪的子弹打到纪念碑上,他们很快冲上来,用枪托砸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想抓我们学生骨干,后来觉得人太多,没办法,就驱赶。我离开的时候我身后就是坦克。"
如果学生在戒严后撤离广场,是否会避免六.四的惨烈结局?周锋锁表示,
"
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也经常回想,作为学生领袖,不管当时是不是自己觉得是,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学生领袖,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所有的力量,保护所有的同学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事情的结局不一样,这当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讲,我对于所有的死难者,还是有一种亏欠吧,这也是我的动力,也是每年尽力寻求真相,为六.四死难者寻求正义的一个动力。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学生领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确是受我们的影响的。另一方面,镇压本身来讲,我们是受害者,没人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冲锋枪来对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们清华有死难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伤者,我都没法相信这种血腥的镇压。而且这么多年,我们也慢慢的对于中共镇压的过程有一些了解,第一就是,6月3号开枪,绝不是6月3号做出的决定,作决定其实最早邓小平冒出‘流血'这两个字,就是‘用20万学生的生命换20年和平',这是在
4月25日,邓小平就讲出来了,所以他整个计划,包括他调动20万的军队,围攻北京等等,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屠杀绝对不是偶然的。"
六.
四后,周锋锁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学生领袖名单中,6月13号在西安被捕,后被关入秦城监狱,没有判刑,1年后获释。周锋锁说,出狱后,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门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其他学生,不许他回清华上课,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阳原5年,后经清华校方交涉,改为3年。周锋锁91年从清华拿到大专文凭,离开了河北阳原的水泥厂,后在国内经商。他曾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专业奖学金,但中共当局拒绝发给他护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共当局突然又给了周锋锁护照,他在
95年1月抵达美国,
9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MBA(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从事金融分析工作。周锋锁从2007年起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并在2007
年与赵京共同设立了"人道中国"组织。谈到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周锋锁表示,
"短期看来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中共政府的高压的确前所未有。现在我看不出任何这个政权会改变的迹象。当然我们一直相信,中国民主的将来,在于一个社会根本的改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包括言论自由、人权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们有一些海外的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了中国的土壤。我相信,中国民主的问题将来对世界会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改变不可能依靠外部环境,必须从中国内部来,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从上而下的改变,很可能是从自下而上,但我们并不清楚从下而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周锋锁为中共政府封杀言论自由感到担忧,他认为,即使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相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转型的根本,否则中国可能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现在的执政者到时也必将成为受害者。周锋锁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从现在开始寻求整个社会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将来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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