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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四日后的第一场雨之后的北京大街。
我十三岁时的一个晚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人天皇宣言,那句"日本将忍人之所不能忍",使我心有震颤,却并未理解。直到吉普女郎伴随美国大兵疾驰在东交民巷,差点撞倒我的自行车,又直到我站在宣武门外学校门前,含泪欢迎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这才醒悟:日本投降啦!我不是亡国奴啦!没有几天,是的,没有几天,。国军伤兵嫖娼砸妓院,重庆来的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仅仅三年半时间,我从热切希望变为彻底失望,何其速也。
国民党在民怨沸腾中兵败如山倒。1949年1月31日下午1时,一支从东北开来、士兵都带着大皮帽子的队伍,举行进驻北平的入城式。一个儒雅军人登上前门箭楼。广播里说,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啊,从来只有"司令官"的叫法,怎么他也是一个"员"!不知道我这个高中二年级学生,能否在未来也成为其中一员?这是我刚满十七岁的梦。
1949年3月14日,我乘坐短途列车到达长辛店,进入解放军最高学府--华北军政大学步兵科学习。"成为其中一员"的梦想成真,全程只有45天,这一人生转变,又是何其速也。
获得十三年半军龄后,我转业到地方,开始教书匠生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上街游行,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绝食学生的民主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顾虑重重。"站脚助威"不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态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欢迎老师参加我们的游行!"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著: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著,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当中。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学生多来自石家庄郊区、井陉矿区和市属四县。地区闭塞,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著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学到了用双指做
"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他们把份内的职责和真实的感情表达融为一体。市民在街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不少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抓出,连零带整,看也不看,悉数塞入捐款箱。天气很热,路人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进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亲友邻居说不定就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行进到河北省委大院门前坐了下来。河北省委书记岳歧峰正手持扩音喇叭,
带著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他见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实惠,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有油水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就算不错。
现在知道,当时正值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激烈政治交锋中。邓小平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赵紫阳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邓、赵分歧暴露于世,党内外均觉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此种政治态势,对于作为中共股肱大吏的岳奇峰来说,非同小可。他不知道下一步的"党中央",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他正脚踏着两只船,必须严格遵守"一站、二看、三通过"的官场游戏规则。"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
韩愈:《山石》)经历过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见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待鸟、兽之战的胜负略见端倪的最佳当口,出来宣布自己原本属于哪一类,才见真功夫。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戌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六月四日前后,我真的是僵卧在石家庄的陋室,靠夜阑卧听敌台,思考着国家命运的。通过VOA、BBC、法国和台湾等"敌台"的广播,我紧紧把握了北京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得知北京屠杀消息。让我惊心动魄的是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报道。杨宪益翻译的英译《红楼梦》和汉译萧伯纳名著《卖花女》,是我爱不释手的范本。这位翻译家、著名学者,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按:当时"杨家将"当红,代表军方露面多是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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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毁的装甲车,中间有被市民涂写的纳粹符号。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全国电台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耳听枪声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极大感染。后来,这两个人均被逐出央视,薛飞去东欧经商。大约1999年,我在纽约上网搜寻朗读材料自娱,不期而遇,听到薛飞朗读《海燕》,声音依然铿锵。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唤回我对六四的种种回忆。
还有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作为英语教师,我时刻注意搜集英语听说材料。六四那天,我收听北京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的广播。广播员用英语说出这样的意思:"今天凌晨,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啊,电台此举,不正是阵前倒戈吗!这是要"军法从事"的呀!我及时把这段话录到音带上,次日在课堂上作为"听力训练"放给了学生听。我也倒戈了一把,但没有学生向校方告密,包括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后来我在美国各大图书馆见到的有关中国六四书籍,几乎都有王维林赤手空拳以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照片。我认为,薛飞、杜宪、杨宪益,以及国际广播电台的英雄们,用声带的肌肉对抗屠城的达姆弹,其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同王维林一样日月经天。
正像风暴中有海燕也有潜水鸟一样,那班曾经声名赫赫的元老、政客、文人,以及毛毛虫干部,面对血泊中的民主先行者和无辜北京市民的尸体,都由一度观战的状态中跳出来鼓噪了。
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以及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希望他们出面为学生说几句公道话;他们也回答学生代表,说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云云。但待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老军头说恨不能亲自上街制止暴乱,元老遗孀则拿出礼物,慰问戒严部队。
《人民日报》开辟了表态版面。一些我平时颇为尊崇的作家,突然面目狰狞,为屠城擂鼓呐喊,让我心惊、心碎、心灰。他们中间有巍巍,刘白羽。还有一个三十年代老作家,曾写诗说什么死了的还活着,活着的已近死了,我看他才是活着却已经死了!这帮无耻文人的名单是很长的,我不敢凭记忆道出。希望有条件看到那年六月份《人民日报合订本》的人,把他们的大作,集印成册,立此存照。
1989年暑假后,紧锣密鼓地搞"党员登记",实则是秋后算账。党员经评议后,分为四个等级:一是优秀党员,二是合格党员,三是基本合格党员,四是不合格党员。要达到"优秀"这一等级,必须是始终紧跟党中央,即紧跟邓小平。对于此一荣光,人们似乎感到不大舒服,都辞谢以表谦虚。"不合格"则被"劝退",失去党票,也非所愿。所以实际上,登记只是两级,"合格"和"基本合格"。
评议结果,院党委正式宣布:除开两人外,都是合格党员。而这两名"基本合格党员"中,就有我一个!
我是无法逃脱这个另册的,因为我事先已经知道,党员登记中有一条硬标准:凡参加过游行支持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最多是个"基本合格"。我参加了那次5月17日的游行,还有何话可说?两人中的另一个是刚调来的青年女会计,属年轻无知,情有可原。而我这个有27年党龄的老家伙,则是挨批焦点中的焦点了。
问题是,那天参加游行并同学生一起高呼口号的教师和职员,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为什么都成了好人呢?
实际情形是,那天游行中,有几十个学院的中层干部也和我一样走在游行队伍里。学院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来了,学生处长来了,各班班主任都来了。我绝对不会想到其中有诈。因为我旁边一个专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干部,频频擦着眼泪。我相信他是为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强烈情绪所深深感动了。最忙的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告诉大家,院长正组织食堂包饺子,等你们胜利归来。
如前所述,5月17日那天,情势扑朔迷离,观战的大小蝙蝠们,对学生和群众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激情,个个表现得那么理解,那么体贴。可以设想,若是出现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着胸脯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是对的,还特意让食堂包饺子给他们吃呢!
现在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我揪出来,便可彰显学院领导立场之坚定,路线之分明,当然有助于保住乌纱,邀功请赏。那么其他参加游行的人呢?他们是"由领导派遣、现场维持秩序、保护学生"的!谁能想到,这些人背离职业道德,充当学生运动中的第五纵队,监控学生言行,现在却都成了功臣!怪不得列宁有一句话:"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向地狱。"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作到和学生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理应遭此回报。否则,就违背共产党的常理了。
平心而论,评我个"基本合格",尚属宽大。我不只参加游行,还在课堂上反过党。除了给学生放送过北京国际台的那段倒戈广播外,还向学生朗诵过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为他们壮行:"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们的人民,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的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我有军人喊口令的功底,朗诵声冲出教室,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石家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面对"基本合格",我沉默不语,心中却跌宕不已。六四期间的一幅幅画面,烙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例如那幅印有21名通缉学生照片的通缉令,每幅照片都有面貌特征说明。这些可敬可爱的莘莘学子,被描绘成三角眼、鹰钩鼻、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匪徒。古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逃犯",国民党的悬赏大洋、追捕共党,都没有这次来得凶焰漫天。我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对无论哪里的学生,关爱是我的天职,对此不能不产生极大愤懑。电视画面里,警车驰骋,今天捉到这个,明天捉到那个,时时揪着我的心,也揪着我周围老师的心。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因他姐姐、姐夫报警而被捕,大家议论纷纷,实际是借题发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对中共恶行的诅咒。
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印迹是"民主女神"的悲惨倾倒。从六四凌晨起,中共的电视节目里,都是独裁者严格把关的"平暴功绩"的画面。他们当然不会让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处理尸体、冲洗血迹、修补弹孔的操作过程。他们刻意多次播出了"得意之笔":一帮军人扯着绳索,绳索另一端系在矗立广场四天的民主女神像的几个部位上,然后军人们喊着号子,一齐用力,雕像扑地。女神倒了,我的心也碎了。他们欺人忒甚!
四十年前,我作为不懂事的高中生,提着脑袋上共产党的船,现在该再提着脑袋下船了。上船容易下船难,我要讲点策略。
六四"反革命暴乱"定性后130天,我递交了"退党声明"。声明原文如下:
党支部:
我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
这期间,我一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忠诚老实,在教育战线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读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写的《致留苏学生信》,其中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我主张多学科学技术,少学些政治。"我虽是老年人,但很愿意本照这种精神,将残年余力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决定自今日起退党,请予除名。今后,我将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特此声明。
(签名)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这份声明写得"内紧外松",有我的想法。其一、我的退党,直接导源于"六四",文中却一字未提,心照不宣,没有给他们可抓的把柄;其二、"除名"是党章中对退党者使用的带有极大贬义和蔑视的字眼,我在声明文字中抢先提出,以示针锋相对;其三、"政治挂帅"、"讲政治",是共产党钳制党员个人发展的利器,然而毛泽东在给他儿子毛岸英的信里透露出,核心人物对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账,即从不放松培养真本领,以期太子们成为储君,好让中国人永远统治在他们家族手心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利己主义。我在声明中,搬出毛的书信原文,证明我的不讲政治、专心业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书信的影印集就在图书馆放着,不信,你就去看!至于那句"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表明了我的真实思想历程,五年前我就萌动摆脱中共思想枷锁的念头了。
匆匆20年过期了。回顾这份"退党声明",有我的勇敢和机智在,但和那些献身民主事业的志士比,显然有我的恐惧感和软弱性在。这是我一直感到惭愧的。
我参军时,十个人睡一盘土炕。夜间区队长和中队长为我们盖好被子,白天为我们讲述革命道理。有两次指导员的讲话,我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批"共产党来了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他告诉我们,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一个压迫阶级推翻另一个压迫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替代另一个剥削阶级。而共产党则是永远、彻底地推翻了压迫者和剥削者,使人民大众永远当家做主。我听后心悦诚服,对党的崇敬感倍增。
第二次是批"共产党的恩情永远报不完,所以我们要永远跟党走。"指导员说,这种"报恩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不是施恩图报。这话显示了何等广阔的胸怀!
然而几十年后,回想指导员的话,我只能哑然失笑。中共和历朝历代相比,可谓集压迫者和剥削者暴戾和谎言之大成。最近有一件咄咄怪事,正是中共孽海之一滴--一名中共官员在性侵一名女子遇到抗拒时,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试问,中共把百万生命送到朝鲜当炮灰,从事不义战争,扶植金日成家族的无赖政权,至今夸耀那是保家卫国;人为制造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至今把主谋的巨幅画像高悬天安门;六四屠城,至今回避杀人决策者的罪行,反倒肉麻地吹捧"百年小平"......。一切的一切,哪一件不是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们把民主和人权的呼声,把弱势群体的据理抗争,视若寇仇,屏蔽,狡辩,抓捕,酷刑......,一个如此被盗取的"强国",让青年去爱。青年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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