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赵紫阳质疑的力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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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学潮定性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对此质疑∶谁在领导？如何计划？什么预谋？黑手是谁？说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说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有什么根据？

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是他调集几十万军队的唯一根据，是他下令向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发起进攻的唯一根据，是他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的唯一根据。

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后来又反过来，成为被党国领导年复一年背诵的结论。在某些可以回避的场合，当局宁愿韬光养晦；遇到无法回避的场合，当局就只好“明确”宣布，对学潮的血腥镇压，是“英明果断”的决策，“稳定”的源泉，“繁荣”的保证。

事实上，连邓小平亲手组织的专案审查，也只能不了了之。——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指出∶以王任重为首的专案组，从1989到1992年，进行了三年审查,编写了三十个“问题”，但审查报告始终没有拿出来，非但没有向全党全民公布，甚至没有向政治局和中央全会报告。不了了之，必有说不出口的苦衷，什么苦衷，可想而知。于是，六四镇压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黑箱。

赵紫阳的质疑，从事实和理性的制高点出发，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六四以后，邓小平理论入宪，在它的示范下，中国出了一批批的“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上行下效,此乃官场之常情。大邓小平冲锋，小邓小平为什么不能跟进？中央以出了大邓小平而自豪，为什么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自己的小邓小平，不应该应运而生？凡是随意动用武力来对付老百姓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人人都是小邓小平。凡是被武力镇压下去的群体性事件，件件都是小天安门事件。二十年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边陲，小天安门事件难道还少吗？在每年爆发的八万至十万起群体性事件中，靠武力和权力镇压下去的到底有多少，党和政府本来应该有义务如实公布。但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和那个大天安门事件一样，都是党和国家的机密，都是不可以告诉全国全民的。

当局捍卫六四镇压的王牌叫做“党和政府已经有了结论”。微微有点不同的，过去说那个结论是“正确的”，今年改说是“明确的”。明确，可以正确，也可以未必正确，随你去琢磨吧，不过倒是更像一面求饶的免战牌∶“不争论”。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六四不翻案，只要军警镇压民众仍然是“天经地义”，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就一定会不断地生产再生产，万岁万万岁。同样，只要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层出不穷，赵紫阳的质疑就必然始终存在于老百姓的心中，挥之不去。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月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