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行动”曾营救赵紫阳之子赵二军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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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行动”曾营救赵紫阳之子赵二军一家
   

自由亚洲电台


     八九年六四遭到镇压后，被通缉的民运人士在香港一大批热心人的帮助下成功逃出大陆，而有香港媒体周五披露：当时，逃亡中的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也在被“黄雀行动”营救之列，前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前海南省长梁湘都曾出手相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曾经多次参与“黄雀行动”的香港《前哨》杂志主编刘达文星期五对本台谈到了营救赵紫阳儿子赵二军的情况。他说：赵二军一直觉得危险，就跑到海南岛，用了化名，拿了一个叫陈学阳的护照，海关发现有疑点，觉得事态严重，就向海南省长梁湘请示，梁湘去海南做省长是赵紫阳点的将。
   

    星期五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引述“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的话说,梁湘表示，护照有效便可放行，因此赵二军得以逃到香港。但之后，梁湘就被调往北京受审查，说他支持学运，支持赵紫阳，并免去他海南省长职务，致使梁湘在九八年郁郁而终。
   

    其后，“黄雀行动”又帮助赵二军的妻子及女儿成功来到香港，刘达文表示：他们营救母女俩时遇到过很多紧急情况，可以说“黄雀行动”之名与营救她们母女也有一定的关系。
   

    刘达文说：他的太太和女儿原来在北京就一直受到很严密的监视，为什么叫“黄雀行动”，那个细节跟她母女出走也有点关系，母女俩从北京下来广州，国安部某处的人一直跟踪、监视她们，到了广州。六哥他们派人跟她们接头，绕了好多圈，最后把那个处的人全部摆脱掉了，整个处的人后来都受了处分。讲到为什么叫“黄雀行动”呢？就是因为有些行动会准备两、三部车，接上头就上一部汽车，那跟踪的车跟着开出去以后，“黄雀”后面还有一部或是两部车，在后边监视，为什么说“黄雀在后”，就是因为后边这部称为“黄雀”的车就跟着国安的车，指挥前边的车怎么来摆脱它，就好像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而在帮助她母女俩通过偷渡到达香港后也曾遇到惊险的一幕。在乘车到市区途中遇到警察设路障截查，但由于车上有枪和偷渡者，使得情况处于危急状态，情急之下陈达钲打了个秘密电话，（后来）才知道对方是时任港督的卫奕信，卫奕信?了他?的情况及身在何?後，设路障警察收到上级电话，没有检查车辆就放行了。
   

    本台记者星期五打电话给在香港的赵紫阳的五儿子赵五军询问有关情况，他表示不知情，但他对六四的烛光晚会发表了感慨。
   

    他说：我们看了很受感动，都这么多年了，香港人还走出来表达自己的心中所想，感到香港人非常可爱，非常可敬，甚至可以说非常伟大。
   

    至于为何近二十年这些情况才曝光，刘达文表示，因事情敏感。他说：二十周年了，大家觉得现在已经是中共怕人民了，他们也不可能再对这种事去追究了，所以大家比较放胆讲一点，但是还是有好多朋友到现在不愿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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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行动策划者陈达钲：永不后悔记者：
海涛
香港
Jun 1, 2009
黄雀行动策划者陈达钲1989年六四枪响，不少学生和知识分子四处逃亡。在海外人士帮助下，不少人通过秘密渠道来到香港，继而转往西方国家。十多年前，这个救亡行动被称之为“黄雀行动”，主要人物也逐渐浮出水面。六四2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黄雀行动重要策划人物之一--香港商人陈达钲。

*“救人总比杀人好”*

陈达钲，65岁，江西人，排行老六，
在香港，人们都叫他六哥。(现在年纪渐增，也有人叫他六叔)。1972年，陈达钲28岁从广州偷渡来香港，到1989年已在商界和地下社会享有一定知名度。

六四镇压后，中共当局开始通缉在逃的学生和运动积极分子。香港支联会同一个帮派联系因对方要价高而转而找到陈达钲，陈一口答应下来。

六四后20年，陈达钲接受访问说，他们救出了许多八九民运人士，知名者有李录、熊焱、吾尔开希、苏炜、陈一咨、严家祺高皋夫妇、吴仁华、刘再复、苏晓康、远志明、孔捷生......

陈达钲周末在旺角一个介绍黄雀行动的公开论坛上首次露面。会前，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六四已过了20年了。我当年营救行动，我到现在也不后悔，我总觉得，救人总比杀人好。”

据对黄雀行动有深入了解的香港民主促进会长甄燊港说，六四后9个月里，陈达钲他们一共救出133人，动用工具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还有走私快艇，动用人士包括江湖豪杰黑社会老大，甚至包括广东武警人员(广东武警总队7支队(珠海)，六支队(深圳))。

参与营救行动的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曾告诉美国之音，蛇口边防武警一个班当年是救苏小康出来，后来因为陈达钲派出的人在广州出事被捕，这个班的人很紧张，担心此人受不了严刑逼供把他们招供出来。他说：“结果，整个班就开着快艇，连同重机枪一起撤退到了香港，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到了英国庇护了。”

香港电视记者陈润芝在其书《六四20》中说，陈达钲9岁戴红领巾，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共产主义理想，刻骨铭心，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摆脱。”他对美国之音说，暴力镇压人民的政府是不对的。他说：“一个用枪支镇压人民的政府是应该反省的。尽管它现在有点进步，但远远没有达到人民的要求。”

*“没出卖任何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夜路走得多，难免遇到鬼。1996年，陈达钲被不明身份人士连砍多刀，至今左臂和左手功能丧失许多，近似残疾。近年来，海外有人说，陈达钲后来妥协了，背叛了民运事业。

陈达钲拖着左臂对记者说，他的确是在1991年停止了黄雀行动，到北京见了公安部高级官员。他说：“我去主要是妥协，因为他抓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放我的人，我才要去妥协，答应今后再不给他们对着干。但不管怎么说，我没出卖任何人。”

1989年10月，1990年初，陈达钲手下两名弟兄黎沛成、李龙庆先后在广东营救王军涛、陈子明“失风”被捕，分别被判处4年半和4年徒刑。陈达钲北上北京同公安部达成协议：中国放人；陈达钲停止黄雀行动。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陈达钲2007年开始在多维新闻网露面后，一直有人说，所谓黄雀行动根本就是中共公安部和高层策划的，对此，陈达钲说：没有这么回事，绝对是胡说八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有人说：所谓黄雀行动有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海外情报机构插手，陈达钲说：“也可能有小小参与，但是我不知道。”陈达钲说，他们这次营救行动大概花了一千万港币，主要是支联会提供的。

*从未有过黄雀行动？*

针对黄雀行动和陈达钲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曾询问了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他对美国之音说，20年来，他一直不对此事发表评论，因为时间未到。他说：“对这个事情，我从来都是不表示意见的。等到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说。我现在只说一句话：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去做。”

不过，司徒华也谈到了黄雀行动所花费的一千多万港币，他疑惑地问道：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记者说：说是你们支联会给的啊。司徒华说：我可没这么说。

至于说，所谓营救行动是“北京高层和公安部国安部统一安排的，起码是他们默许的”，司徒华对这个问题颇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理解有人又被抓了呢？”

罗海星第一天于广州出狱同李龙庆、黎沛成前后脚被捕的香港商人罗海星不仅不承认是公安部安排的黄雀行动，他根本就不认为当初曾有过一个黄雀行动。他说，从逻辑上来说，这是说不通的。他说：“这个讲法不妥。当时听说是取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那你这个黄雀、螳螂和蝉的关系如何解释？共产党这个螳螂，难道给你这个黄雀咬掉了吗？”

罗海星说，他参与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完全是出于对流亡者的同情和对镇压的愤慨，基本是都是单枪匹马行动的，只是在深圳海关被捕后，当局才把他和李龙庆、黎沛成并案处理，说他是头目，李龙庆、黎沛成是手下。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李龙庆和黎沛成。他说，而当局判他徒刑，却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只有一张没有名字的深圳到广州的火车票。

陈达钲他们搞的黄雀行动历时9个月，救人133名，损失“弟兄”4名，两人是快艇完成救人任务返航时大雾中撞上水泥船，当场死亡，两人是快艇救人遇上中国巡逻船，高速逃亡，失控翻沉，遇溺而亡。陈达钲每个死者给予50万抚恤金。对于坐牢的弟兄李龙庆和黎沛成，每人给予10万压惊费，支联会每人出1万，陈达钲出9万。

罗海星说，他因为是“单打独斗”，虽然也在中国坐了几年牢，却没有人给他任何“压惊费”。不过，据他听李龙庆黎沛成说，他们的压惊费是支联会出的。

苹果日报曾报导，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曾为天安门学运出钱出力，但是，他“从未参加过黄雀行动”。他说，也有人找过他要求帮忙，但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公安的“卧底’，所以没有答应。

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曾捐出相当三个月的工资1万美元支持台湾策划的黄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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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89民运时被捕的美国人瓦莱丽•萨姆森2009-06-08

在89六四那一天，至少有10名外国人在天安门广场被捕，旧金山居民瓦莱丽•萨姆森是其中的一位。对于美国人瓦莱丽来讲，中国的89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她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法新社

图片：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
一位不知姓名的外国记者被扶出戒严部队与学生冲突现场。（法新社）

瓦莱丽•萨姆森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赛颂菲。她1988年获得美国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中国民族音乐。记者早前曾报道，89民运爆发，赛颂菲用摄像机拍摄下运动的全过程，以及六四血腥屠杀的现场。在今年纪念六四20周年前夕，制作成2个小时的纪录片《天安门
1989》，是最详实记录那场运动的一部影片。

赛颂菲会讲中国话。她说，六四清晨，亲眼看见解放军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的灯突然熄灭，她身边一位老太太的话深深触动了她：“她告诉我，这是49年来第一次，她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没有光亮。天安门广场好像国家的心脏，如果没有光，就没有心跳了。过了大约40分钟，突然有光了，我真的吃惊，我看到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军人从阶梯上下来，来到马路上。”

赛颂菲说：她了解的89民运时的中国人，和现在的大不一样，那时的中国人常常令她流泪。表述内心深处的情感，她只能用英语，她说：“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当我看到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矗立起来的时候，我哭了，我觉得中国充满希望。当六四的坦克冲向人群，我哭了，我的内心从来没有那样受伤。89民运是中国人最崇高的时刻，人们之间慷慨和关爱，甚至对陌生人。”

6月4日清晨5点，赛颂菲被解放军逮捕，经美国大使馆交涉，获得释放。但她没有打算离开中国，她说：“我愤怒。我感到他们要所有外国人离开中国，但我在中国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要站在长安街上数那些军车，我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外国人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怎样杀人。”

中国的89民运和六四屠杀，许多中国人忘记了，美国人赛颂菲没有忘记。她告诉那些忘记六四的中国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有中国人对国家的命运都负有责任。政府是国家的问题，是人民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89民运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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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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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当时自由的香港，后果真是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