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解放军清场压垮帐篷，民众烧坦克反制！

swiper

亚洲周刊童清峰／八九六四清晨，台湾《中国时报》特派员徐宗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流弹击中，子弹从后颈进去，从口中出来。后来被送医院急救倖免一死，但他右半身终生没有痛觉和温度感。六四不但未削弱徐宗懋对中国的感情，反而激起他改变中国的使命感。 [SIZE=-6](博讯 boxun.com)

   
    二十年前「六四」事件爆发时，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在戒备森严的北京，学生罕见的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吸引全球目光，台湾各大媒体均派遣记者前往採访，由于佔据天安门广场持续两个月之久，很多媒体纷纷加派採访人手，其中台湾《中国时报》也指派驻东南亚特派员徐宗懋前往支援，那次採访所留下的创痛，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徐宗懋长期关怀近代历史，在六四的关键时刻，他没有缺席，在广场上守候至最后一刻，见证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直到六月四日清晨中弹倒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当时的一切，如今彷彿历历在目。
   
    回忆那段历史，徐宗懋心情相当沉重。他表示，六月三日晚间一部分军队已经进到广场，坦克和大批解放军喊著口号忙著清理广场，并压垮帐篷，也有民众烧坦克反制，一时之间火光冲天，他和几位同事决定先回旅馆发稿，稿子写到很晚，忘了有无睡觉，大约到了凌晨五点，他建议同事赵慕蒿、杨渡再出去看看，于是他们一伙又回到天安门，「我们在广场东南边，从箭楼那边过去，学生刚好从那个地方撤走，看到学生队伍最后一个尾巴，士兵慢慢压进来，坦克慢慢开进来，佔了一半位置，后来就慢慢逼近」。
   
    谈起当时的情景，徐宗懋表示，现场可以看到有几个排的部队坐在正阳门下面待命，「广场上都是兵，军队就从我身旁经过」，紧张情势让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他和赵慕蒿、杨渡各自分散，赵杨从东郊民巷撤走，徐仍留在原地，「后来看气势汹汹，我也往后撤，撤的时候就受到枪伤，当场昏倒，事后有人跟我说，同时有三个人倒下去，我的伤是最重的」。徐宗懋表示，当时士兵一直朝天空打枪，并不是朝特定对象开枪，他研判自己是被乱枪打到，否则不可能有三个人同时倒下。
   
    那颗子弹击中徐宗懋颈部的左后方，子弹从口中穿出，打碎了好几颗牙，一位过路的扬州工人紧急将他送到附近一家小医院，但该医院无法处理，又送协和医院急救，先止血、输血，后又转至天坛医院进行脑外科手术，过程顺利，才倖免一死。徐宗懋指出，验伤报告指出，他是小口径、短距离受的伤。但他怀疑这种说法，因为他印象中背后并没有什麽人拿手枪对著他。
   
    徐宗懋伤得很重，「受伤初期，半边身几乎瘫痪，到现在我的左手还是不正常，我的交感神经被破坏，右半身完全没有痛觉跟温度感，必须靠目视，所以我很容易受伤」。枪伤所留下的后遗症，还包括他无法做激烈运动，至今他仍无法跳跃，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他，以前打篮球跳起来就可以轻易摸到栏框，现在他只能望球兴叹。
   
   
     
    他在医院整整躺了两个月，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并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而受伤，而是把它当作是工作上的意外。回首看六四，徐宗懋认为，六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城市经济改革造成经济上的混乱、政治上的不明确，政策上何去何从还不清楚。他形容六四，就像一艘大船要转一个大弯，当然就会掀起比较大的波浪，「这个船毕竟已经慢慢地转，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就转了一个大弯，什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已经没有什麽争辩了。」
   
    徐宗懋表示，六四的历史意义还是不断在重新看待，一种认为是中共的武力镇压，另一种是学生策略上有误。他认为这两种说法或许都各对一半，不同的历史解释会随著不同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出现。
   
    虽然六四的历史意义尚未定论，但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当局已经和当年参与六四的学生达成和解。徐宗懋指出，当时参与六四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四十几岁，很多从商，有的从政，担任政府官员，差不多是局长、处长级的，甚至有少数是地方的市长，即便少数民运人士出走海外，最近十年也陆续回大陆，他们与中共达成协议，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很多人对六四有更深刻的体会，理解到民主不只是游行，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改变包括制度上的、行为上、价值体系上的等，都需要很长的过程，这种认识现在是有的。」
   
    六四影响无远弗届，也对台湾的政治生态造成衝击，有一派的论点是说当年海外只有左右两派的争斗，台独势力尚未成气候，但六四助长了台独的正当性，很多人因为中共的军事镇压而改变政治立场，台独势力顿时高张起来。
   
    徐宗懋并不这麽认为，他表示，文革所导致的破坏、对人权的侵害，远高于六四，但都没有激起台独，「在台湾长年反共教育下，共产党就是坏人，六四不过是共产党又干了一件坏事」。他认为，这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心理衝击，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这样，反而是对中共长期存有幻想的人会感到奇怪。
   
    现为历史文化工作者的徐宗懋强调，台独兴起与六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台独的出现是因为台湾本身的民主化，产生与大陆关系的现实感，产生与自己角色的现实感，加上老的外省的统治阶层，佔有太久政治跟经济资源，且没有改选，过去教育没有那麽普及，人们参政意识没有那麽强的时候，这问题不大，可是当人们参政意识很强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不能被接受了，何况那些不改选的资深民代，确实无法代表大陆行使职权，种种原因使得台独势力获得更高的正当性。」
   
    徐宗懋指出，只能说六四使得台独在反中国方面找到一个符号上攻击的理由，「这并不奇怪，并不是只有六四，之前共产党所做的那些错误，都是国民党恐中、恐共情感的根源，只是恐中与恐共常常只是符号上的变化，心理的基础是一样的。」若说六四对台湾造成何种衝击，徐宗懋认为，这更印证了台湾长期教育认为中共不行、是坏人的概念，「并没有额外的衝击」。
   
    徐宗懋举例指出，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前副总统吕秀莲都是在六四之后去大陆访问的，一个是一九九零年、一个是一九九一年去的，所以无法说六四激起他们的台独意识，否则他们不可能有返乡探亲的做法，后来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去大陆访问，前不久去大陆访问的高雄市长陈菊也去过大陆，当时她是去见魏京生，支援大陆民主。
   
    徐宗懋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六四并未动摇他的政治立场，「六四让我对共产党有更现实、更感性的认识，对中国现实的政治有更实际的看法。」他说，很多年后他又回去，后来还去採访，还跟官方打交道，「就个人人生来讲，这是个不幸，因为身体受伤，当然不舒服，但就整个大的环境来说，并没有因此削弱我对中国的感情。」
   
    徐宗懋亲眼看到强大的坦克部队对著手无寸铁的学生动武，但并未激起太大的震撼。「我是读史的，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太多了，我自己是战地记者，走过很多战地，当军队把抗议的人当作另外一个敌军的话，就会干这样的事情，他开这个枪，也是上级要他开的，这并不奇怪。」
   
    写文章推广多元理性
   
    六四不但未削弱徐宗懋对中国的感情，反而激起他改变中国的使命感，现在他更想尽自己一份力量来改变它。「我在大陆写文章、做历史的回顾，一直希望能推广多元理性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事，希望中国人能有更多包容的精神，接纳多元的胸襟，这是文化的铺垫，短期可能看不出成效。」徐宗懋坚信，他所做的不是喊口号，也不是挥拳头，所以不会那麽引人注意，可是想要有长远的影响，就必须长期去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