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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政治倾向各有其色彩符号:保守党派以黑色标志,例如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左倾则以红色代表,例如社会民主党(SPD)还有作为前两德共产党后继的左翼党;与黑红黄三色国旗相应还留出黄色给自由民主党(FDP),在需要凸显政党派别的场合他们清一色地佩戴鹅黄色领带。此外,德国从它的历史还因袭了一种特别的政治颜色—褐色,那是右翼、新纳粹的标志,因为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党卫军的褐色制服。
谈论文学家的颜色,似有不恭之嫌;文学家,独立而落拓不羁之士,怎容政治颜色绑架?!但是在德国,我惊异地见证了文学家的政治颜色以及变色。文学家,怎么能够把弥足珍贵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让渡给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政党?也许,是德国历史的命定、是德国民族精神的特异;也许,那独立自由原本不存在。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著名小说《铁皮鼓》的作者,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名,在中文世界也如雷贯耳;他还以其政治色彩著称,中文读者却未必了解。战后几十年来,格拉斯一直是一面飘扬的旗帜,反纳粹、反右翼、反原子武器、反战、反美,不可侵犯地稳坐道德纯洁性典范与德国良心的第一把交椅。战后多年来他一直为社会民主党奔走呼号、为SPD竞选站台。SPD的总理从勃兰特到施罗德,格拉斯一直是他们的座上宾。在德国文学艺术家大多左倾,但是这样投入政治而且是政党政治的还是罕见。格拉斯鲜红色的。
二十年前柏林墙倒了,人们欢呼东德共产党的倒台—那个用枪弹扼杀自由的政权。唯有格拉斯只身站出来运用他的影响和他那些前东德政府官方作家一起力主保留东德国家,虽然他从未准备在那个政权下生活。从此,政治上格拉斯不仅鲜红而且深红。
复活节临近,犹太节日逾越节前一天,格拉斯在《南德意志报》上刊出一首诗“不得不说的”(Was gesagt werden muss),搅乱了一天之后基督教复活节的宁静。那很难算作诗,而是一纸政治檄文,它这样写道,
“为什么我沉默、我隐瞒明摆的事实”—“那个国家掌握着核武器,秘而不宣、不受控制”,“它声称有权先发制人,它发射的核弹会灭绝伊朗人”。
哪个国家?—以色列。“为什么我沉默至今,因为我那带着无法磨灭的污点的出身”,因为那动辄“反犹的定谳”。
以“耄耋之年蘸着最后一滴墨水”格拉斯非说不可,“核大国以色列威胁着那原本脆弱的世界和平”!
说以色列要先发制人动用核武器灭绝伊朗人,说以色列威胁世界和平,显然违背明摆着的事实,以色列可以批评,但格拉斯不能用谎言煽动。德国外长威斯特韦勒当即公开出面批评格拉斯,色列外交部宣布格拉斯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入境。号称当代德国文学批评教皇的拉宁斯基(MarcelReich-Ranicki,前《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主编)认为这种没有文学品味的反犹“诗歌”令人作呕,这种作为显示格拉斯文学上已经江郎才尽。战后的纳粹猎手科拉思菲尔特女士(BeateKlarsfeld),1968年她公开给了曾经是纳粹的西德总理基辛格一个耳光)设问,《铁皮鼓》作者格拉斯这一次敲打出反犹曲调,是以何种身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是纳粹党卫军?
怎么会是党卫军?!这要回溯到六年前。 2006年出版的自传作品《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格拉斯爆出他六十年前曾为希特勒武装冲锋队员的历史,却没有任何悔意的表示,对于六十年前作为持枪党卫军的历史污点、对于六十年来的隐瞒。一旦破了禁忌,便百无遮拦,此时又敲起反犹的鼓点。格拉斯的个人历史,始于党卫军,甩去六十年红色的披风,晚年又回到反犹的褐色起点。
德国文化人这种政治变色,格拉斯不是个案、也不是首例,而是一种类型;回归褐色这一步,德国著名左翼文学家瓦尔泽(MartinWalse)捷足先登十几年。1998年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奖致辞中瓦尔泽大庭广众之下宣称:媒体上喋喋不休地数说纳粹德国的罪恶、就是揭我们德国的历史疮疤、羞辱我们德国人;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历史记忆,还不是为了现实的利益,那时美国犹太人组织正出面为纳粹时期的强迫劳工向德国索赔。瓦尔泽反感“奥斯威辛”这个词,说它早就“堕落”成“道德大棒”,就为用来伤害德国人;已经蜕变为“讹诈的手段”,就为追求对德国的经济要求。他号召大家对这种道德指责背转身去,视若无睹。在两德统一之前美军占领之下,瓦尔泽的颜色比格拉斯更深红:他六十年代访问苏联、七十年代支持德国共产党。这位战后著名的左派文人,1944年十七岁上、于格拉斯进入党卫军的同一年岁,加入纳粹。
八十年代中期格拉斯颜色鲜红的时候我来到德国,一位德国朋友对他颇不以为然:独立的名知识分子,怎么能这样卖身给一党一派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社会,他可通过自己的作品,运用自己的思想。有中国大陆上那种一党一派一种意识形态绑架一切社会生活的经历,他的观点我深以为然;对任何一种过分夸张的姿态,不能不存一分保留。
2006年自曝隐瞒六十年的持枪党卫军历史,这一次发表“不得不说的”反犹之声,格拉斯都是轰动爆料。就像他成名作《铁皮鼓》里那个不肯长大的奥斯卡刺耳的尖叫击碎身边一切玻璃器皿—从玻璃盘盏冲出门窗到路上的街灯,格拉斯以以色列威胁世界和平的耸人听闻击碎对反犹主义的禁忌,倚大师之尊为褐色的声音鸣锣开道。“不得不说”携着格拉斯一向傲慢挑衅的尖锐之声扑面而来,嘎然阻断在空中沉雷般滚过的低音,“死亡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犹太诗人策兰(PaulCelan)不朽的名句(《死亡赋格》(Todesfuge)1952)。
格拉斯们身后留下的政治变色轨迹惊人地相似:出于褐色回到褐色。格拉斯离开了党卫军和党卫军的时代,却没有剥离纳粹的精神。没有抑制不住的内在冲动,八十五岁的格拉斯老人不会如此“不得不”地尖厉呼啸。人近生命的终端,一定要回归本色才得安宁。格拉斯回到褐色,从一个党卫军少年,六十多年转过一大圈,返回到起点,用诗艺供奉褐色的谎言。
格拉斯人生的起伏跌宕不免令人困惑,到底哪一个是真实:鲜红色的呼啸,深红色的宣示,还是尖厉的褐色回归?是策略还是长期压抑的心理爆发?至少,在观察德国和下判断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谨慎了。
还学文,《争鸣》二零一二年7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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