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大忌 恩格斯否定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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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恩格斯在谈到1844年对共产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时告诉美国工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马克思死后，思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演中，只提到创剩余价值说与唯物史观，根本不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暴力专政及科学社会主义。

晚年的恩格斯还亲自去考察了美国资本主义：1888年8月8日，恩格斯和老友、化学家肖莱马、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其丈夫艾威林乘坐“柏林”号轮船从英国利物浦港出发，开始横渡大西洋的美国之行。8月17日，恩格斯一行到达纽约，这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恩格斯会见了美国工人运动领袖，游览了纽约、波士顿，观赏了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在康克德，他参观了监狱，看到犯人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可以读书、看报，每天可以吃到鱼肉和面包，衣着也和普通工人没有两样，他对此十分赞赏，并说：“欧洲人没有勇气这样做。”

9 月19日，恩格斯乘坐当时最大的远洋客轮“纽约”号离开美国，返回英国。这次美国之旅历时50多天，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伦敦，他给朋友写信说： “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更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看一看。” 〈恩格斯-中文百科在线〉 恩格斯博学多闻，他应该知道美国所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在美国遭到了抵制。

美国的国父——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89～1797年）1793年连任，在两届任期结束后，1797年3月4日他自在离职演说中特别提到：“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与习惯的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那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和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局面。一个人人都损人利己、道德沦丧的共产主义社会能维系吗?”
恩格斯还不知道德国大学者马科斯‧韦伯（1864～1920年）考察美国社会， 1919写出的《新教原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中说:“美国之所以充满活力，资本发展迅速，与从欧洲逃来的新教徒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椄关系，其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包括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起到根基性作用。”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在中国大陆也得到证实：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吹响合作化号角：“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前苏联强行农业集体化早有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运动结束，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1955 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农民仅凭直觉就认定此路不通：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锐减 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

农业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 群众在呼喊：‘ 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合作化还搞“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穷队合并，富队不愿意，上面就是不让。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统筹”，根本无法全面兼顾。农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方言，怕什么）！’”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出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

1960年5～6月，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称北京存粮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

1960年6月，湖南彬县女青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愤贴标语十数张：“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

1960 年3月12日，烈士家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报导称寓意“暗无天日”。国际影响太坏! 何明渊的叔叔与大哥都是红军烈士，何被捕后说：“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因为这属于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人民大救星毛主席! 但是这些个现行反革命都来自拥护中共的工人、红军家属!?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哭诉：“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农村实况：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四壁，一贫如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李先念也去了回来说：“家家户户没有一家不穿白鞋〈戴孝〉的。”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只是“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他还想把它保留下来贻误后代，贻祸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