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以来,让张老太太最难过的就是错过电话。她觉的,有时候如果对方真想退,他还会再给你打电话。可有些人就很难说,有时回拨过去就没人接了,或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人已经离开了。 每到晚上,张老太太太整夜都不能入睡,她心里总会有不踏实的感觉,害怕自己睡着,漏了电话,所以电话、纸和笔都是放在离她身边最近的地方。「有的电话打进来响两声就停了」,张老太太就要赶紧给他们回拨,「大陆打国际长途很贵,我们尽量为他们节省电话费。帮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真的是不花钱就能买一个平安保险。」 张老太太表示,劝退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人长期在中共党文化的宣传教育下受到毒害,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观点都基于其中,有时很难看清事物的真实性,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善心和耐心去讲。 在劝退工作中,张老太太一天多则可以劝退近五十人,不过有时讲一个小时也难退一个,但她都不会轻易放弃。「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她说,「人们听了,多少就会去思考,脑子里就会有印象。今天不退,可能明天就会退了。」 张老太太接触的人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九评》三退,可是以前没退但后来就退了。不少人还要求寄给他们《九评》等相关资料,也想传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让别人也受益。 张老太太只是成千上万个海外劝三退义工中的一个例子。全球退党中心的负责人高大维博士介绍说,目前在全球五大洲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一百多个区域性的退党服务中心或服务站,有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在为中国民众三退提供各种服务,像张老太太这样的专门接听热线电话的人数,大约有五百多人。 劝退义工中的法轮功学员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也叫「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或简称「退党中心」,GSCQCCP-- 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t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于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应运而生。设于美国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是正式注册的非营利机构,由全球志愿者组成。 高大维在移居美国之前,曾是广东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化工学院的院长,也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他说,目前海外退党服务中心每天都能接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打来的咨询电话和退党名单,最多时一天要接几万人打进来的电话,大部份是为了索取《九评共产党》和了解三退的情况,也包括许多从最初害怕到联合起来维权的民众。 「今年四川一地区抗暴维权的失地农民多次被抓后,开始自觉的和海外媒体保持联系,和国内农民兄弟联系,有组织的在民间形成对抗中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了解到《九评》,一次就报出几千人要求『三退』。 今年五月份,深圳计程车司机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罢工,引发当地其他行业二十万人的罢工大潮。其中一次突破封锁传出好几千人的名字要求三退,还在陆续往外传。」 高大维博士和张老太太都曾经是中共党员,也是最早退出中共的一批人。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受到中共的迫害而选择离开中国。高博士介绍说,目前全球参加劝三退义务工作的,大部份是法轮功学员,由于受到中共的直接迫害,他们最有献身精神。「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大陆民众,有些是基督徒、佛教徒,有些是维权民众,但大部份还是法轮功学员在做。」 「三退」是精神自省和自救 被海外称为退党的运动,实际是退党、退团(共青团)和退队(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简称,所以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称此为「劝三退」。 这场起始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的运动,源于大纪元新闻集团发表《九评共产党》的长篇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全面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共产党在中国造成的人道灾难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因此许多中国人认为必须退出中国共产党和所属的相关组织。 截止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中国人数,达到了两千九百万,即将达到三千万人的规模。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高大维博士表示:「中共绝不能代表中国,中共统治五十多年中,迫害了几乎所有社会各阶层的人,上到中共自己的最高官员,下到普通民众,在和平年代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而今的中国社会已是天怒人怨。中共官方的报导二零零五年民间大小规模的维权活动就已超过八万七千次,群体抗暴风起云涌。面对道德、经济、政治、生态等等危机,中共已经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