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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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

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

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

“我们对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像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发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2卷第10期，离“极权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已不到一年。签名的除了朱光潜，还有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胡先骕等16位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篇“反动文章”，恍如一梦，不幸的是，他们的忧虑几乎全部成了事实，只不过他们所想像的“经济平等”连影子都没有。仅仅一年后，朱光潜在公开检讨时自称只是“签名附和”而已。其实，这些观点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潜以及他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有些观点在他本人“见解错误的文章”中也不难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认为苏联在政治上代表集权专制、经济上代表共产主义，美国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经济上代表资本主义，“都是极错乱的结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纠正这种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带有很显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种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平等，伴随着专制集权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经过20世纪以来多少世变沧桑之后，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今天来看，朱光潜“签名附和”的《中国的出路》正是“极权主义”在中国全面登陆前夜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呐喊，尽管他们的理念本身还有模糊之处，如他们关于“经济平等”的认识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反对极权主义，这样的声音在一年后就是“反动”的，而且再也无法发出了。朱光潜应该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份自由主义历史文献上签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耀之一。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朱光潜在专业研究之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诚如他本人在“检讨”中说的，“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

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谓‘小组织’上勾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贵“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薰天的二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时代言论的空间。我不知道朱光潜的见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知识分子遍地犬儒、媒体全部为朝廷垄断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无比。

在朱光潜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一点也读不出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大体上没错，我以为最能够体现他内心思想的还是这两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在《香港民国日报》发表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文中说：

“……自由分子虽无组织，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重心与共同倾向。因为实际上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往往占多数，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而这多数人的立场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们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自然是很客观地就国家全局着想，他们所见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党是党非。所以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较稳健纯正而又富于代表性，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就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挤在夹缝里，“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没有一个缓冲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结果社会上两种对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冲突，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论》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文艺本质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抑压与摧残”。文艺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哲学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应声虫，他反对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对文艺以外的任何力量来奴役文艺，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励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来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愿、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乌托邦的试验品、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尊严和灵魂的工具。此时离朱光潜公开在《人民日报》“自我检讨”不过一年多，我不认为朱光潜真心诚意改变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他的检讨只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后作出的反应而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光潜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检讨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中注定了没有存身之地，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暴力，与国民党那种有限专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光潜，一个深谙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当他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时，他早就深知一旦极权主义获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除了“检讨”，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是，朱光潜没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检讨”，并转而学习《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而逃过“极权共产主义”来临后的那些灾难，历史也忘不了北大广场上那缕飘动的白发。

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朱光潜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怎么“检讨”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处极权中的人们不会放过一个曾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在接踪而下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首当其冲，成为北大两个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并不是孤立的。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都曾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

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远在海外的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极权主义”时代，朱光潜和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1960年代，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感到羞愧。“顾虑、胆怯，不诚实”的又岂止一个朱光潜呢？

2003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