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认识西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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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无法追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西藏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思念，直到有一天，自认为了解了西藏，才合上书，背起背囊，上路了。从哈尔滨出发，经过北京，西安，西宁，格尔木，我去了敦煌。又从敦煌返回格尔木，坐上了开往拉萨的汽车。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夜行，天亮时，车，停在了一个叫安木多的小镇。颗粒状的雪出其不意地飘来，抚摸着我，既不粘腻，也不凛冽，是清爽，还有平和。这是一种我从没有过的体验。不远处，四、五个人在转一座老旧的，环绕着经幡的塔，很专注，连一眼也没有朝我们这边看。那似乎油渍斑驳的长袍，和电影、电视里的藏装截然不同，不夸张，不喧闹，呈现着一个有形的，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这才发现，我读过的那几本书，不过是一些僵硬的概念，西藏深深地隐在那些文字的后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后来，我不能自已地选择了到西藏工作，并陆续地发表了一些以西藏为主题的作品。这时，我又有了第一次启程西藏时的自信。可是，一位读过我的文字的藏人悄悄地告诉我，“你并没有理解我们的文化，你只是汉人中的好人。”

“什么地方出了错？”

“你会知道的，有一天。”

有一天，一位藏人学者和我谈到了莲花生大师，他说，“古如仁波切还活着。”

“在哪里？”

“不在这个地球上，在很远的地方。这个地球的西边还有一个星，他在那里，你知道白玛文巴吗？”

我点点头。

“白玛文巴取财宝的地方，有个海，海里有个岛，岛上住着魔鬼，古如仁波切就在魔鬼那里，把魔鬼的心变成善心。他就在那边，现在。”

“莲花生大师，他没有生也没有死？”我惊讶地看着这位西藏学者。

惊讶，就是我对西藏文化不够了解，是我的无神论在和有神论撞击。按照我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解释这件事，立刻就找到了答案：迷信。什么是迷信？就是对那些无法解释的，超出我们思维惯性的事物的粗暴否定；是毫不知耻地炫耀自己的无知；是居高临下地对弱势群体文化的鄙视。事实上，西藏人有着足够的证据告诉世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中国人的物质世界一样真实，甚至可以触摸。

从藏人那里，我不仅知道了古如仁波切仍然活着，还知道了须弥山的准确方位和高度。尤其当我看到他们为死者释放灵魂的情景时，震撼是无以言表的，几乎颠覆了所有的中共灌输给我的“知识”！我从不知道前生和来世这样具体，生命这样循环往复。而我的文化，总是围绕着这一世的需求……我们丢失了生命的历史和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变得短视，焦躁，浮浅，并且，像狼一样，无动声色地

捕捉着利益。

那以后，每当我听到中国人——我的同胞，对藏人的习俗品头论足的时候，就不自主地脸红，为我们井底之蛙的标准而无地自容。在拉萨，一位主编曾和我抱怨：“我让一位有名的作家写雪顿节，可是，通篇都是对雪顿节的误解。”是的，认识一种文化不容易，那是一次拓宽视野，超越民族，走向博大的过程。当然，也是举步维艰的过程，是一种逆向思维，不得不把自己的骨络拆开，重新组合，又痛苦又漫长，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重建一个更好的框架。因此，很多中国人都选择了捷径，也就是沿着思维的惯性，轻而易举地否定别人。

尽管我们与西藏毗邻，可是，并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我指的是精神）。西藏，在中共媒体的宣传下，成了只有靠中国治疗、援助才能维持下去的一块毒瘤。而西藏文化，在中共的所谓剔除糟粕的借口下，五十年来来，被不厌其烦地遮蔽和改写，从政治、宗教、历史，到文学、建筑、艺术……无一例外，愚昧和欺骗了一代信息闭塞的中国人。事实上，西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是一个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糟蹋都没有了痕迹的异族可以评估的，更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浅表宗教常识的中共政权可以断言的！

西藏文化越来越明显地在这个世界里，显现出独一无二的价值。很多具有宇宙视野的中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只有依靠西藏文化，才能拯救中国的观点。是的，中国也照葫芦画瓢地建起了藏学研究中心，可是，对西藏文化的研究，始终被定格在“西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的“主流”思想里。帝国式的，或者说大国沙文主义式的占有欲和物质观，仍然可怜地主宰着中国的大多数。就不难理解，站出来任意涂抹西藏的，总是那些在中国藏学机构里工作的所谓的“藏学家”。其实，这些人，仅仅以殖民统治者的面目，把中国的藏学研究圈进了自留地。其结果，必然是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肢解。

远在欧洲和美洲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西藏文化研究。当中国各个民族学院正以汉式的思维模式同化西藏年轻一代的时候，中国以外的藏学机构，已在保护西藏文化和藏学研究方面，为后人铺出了一条长路。但是中国人不屑一顾，我们已习惯了以自己的狭隘，测量别人的无垠，以自己的侵略意识，指责别人对个性文化的尊敬是居心叵测。六十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离开物质领域，就都成了迷路人。

恩格斯说，“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人类到了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适应现代科学需求，又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必定是佛教。”孙中山说，“佛学仍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
可是，那些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中国人，却无所畏惧地对世界公认的西藏宗教领袖进行批判，甚至破口大骂，不仅暴露了中国大多数对西藏文化的无知，也暴露了中共的假共产主义本质和反人类哲学。

我曾在敦煌一座具有西藏风格的岩画前，好奇地问解说员：“这是藏人开凿的吗？”

“没有藏民我们也修石窟，和他们没关系！”

为什么我们不敢正面承认藏人那无与伦比的建筑及绘画艺术呢？难道这时，西藏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了？难道我们在宣传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时，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一定作为救世主、老大哥的面目出现？中共治下的教育体系是可怕的，不仅使个体鼠目寸光，也必然使一个民族山穷水尽。

我们都是在“砸碎旧世界”中长大的，从来都没有机会拥有巨人的肩膀。但是，有些时候，尊重和理解也许会成为一双翅膀，引领着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看见西藏昨日的辉煌和今天的苦难，还有西藏文化的精髓，如同上一世纪的查尔斯·
贝尔、享里其· 赫瑞尔、还有今天的约翰. F.艾夫唐一样。

了解另一种文化不容易，尤其被谎言层层包裹的西藏文化，但是，我愿意朝着那个方向继续下去，这一次，不再坐汽车，而是步行，双手合十，一步一个等身长头。

2009年4月完稿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