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领袖”不能由“狱龄”来决定

老实做人

“民主领袖”不能由“狱龄”来决定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的和平奖授予在中国服刑的刘晓波，引发世人疑问：刘晓波是什么人？他何德何能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的确，刘晓波何许人也，不要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没有多少了解和熟悉，一些听说过的人也至多知道他是从事民运运动的极少数异见人士之一，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监狱中服刑。这倒更让人奇怪了：本人在狱中服刑，又是什么人向诺贝尔委员会极力提名推荐的呢？
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近日出版的一本书向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看后让我们豁然开朗——原来如此，所谓的“民运领袖”不过是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集体“吹捧”“制造”出来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这些人“运作”出来的，是他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运作多年的结果。而谁能成为众星捧月的“运作对象”基本是由“狱龄”决定的。
这本名为《逐鹿诺贝尔——民运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秘辛》的书，是一位长期从事民运工作的“老民运”人士的亲历之作，他对近三十年的民运既有近观的感受，也有执玩的体验，比通过道听途说而进行演义的“野史”作者更让人信赖，观察和分析问题也更为深刻。在书中，作者以近乎白描的纪实手法，写出了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方励之、刘青、王丹……这些从1 9 7 9 年“民主墙”开始投身民运事业的民运明星，从七九“民主墙”到八六、八九“学潮”再到“诺贝尔和平奖”之争的始末。其中，还穿插了王希哲、徐文立、魏京生矛盾纠葛的由来，刘青挪用民运捐款案，魏京生的风流韵事，任畹町抓特务……揭开了一座异彩纷呈的民运舞台，揭示了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的民运历史。
从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国内民运到海外民运，从兴盛到衰微，可谓背景复杂，过程纷乱，运作无章，人员参差。任何一项运动都需要一个组织，而任何一个组织也都需要“领头人”，否则无法凝聚思想，团结成员，也就不能发展壮大，形成合力。民运也不例外，它需要“领头人”，更准确地说是需要“领袖”。由谁来当这个“领袖”直接关系到组织的团结，关系到凝聚力，更关系到能否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和资助——这对民运来讲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它就是由境外各种反华势力扶持和豢养的，没有境外机构的资助它一天也活不下去。
然而，恰恰是在推举“领袖”或者选举领导人这个重大议题上，海外民运暴露了它的不健康和不正常。谁能担当民运的“领袖”，理应慎重选择。事实上海外民运组织也的确体现了慎重，但由于运动本身缺乏完整的纲领，没有统一的章程，更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撑，缺乏精神支柱，所以不能形成民运的“核心”——任何一个人都得不到一致性的拥戴。于是，在选举领导人的问题上只能采取最不利于形成凝聚力的论资排辈，最终结果只能拼在逆境中“被迫害”的资历——主要由参加民运早晚和在国内的“狱龄”来决定是否有资格担当大任。纵观海外民运数十年的发展史，多位负责人都在国内进过监狱，海外民运组织几乎成了“狱友”统治的接力赛。
论资排辈，一方面决定了海外民运的衰微宿命，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内部“高层”的勾心斗角。即使在需要一致全力对外的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也是内斗不断，彼此不服气，你写过大字报，我贴过“民主墙”，你当过“红卫兵”，我参加过“六四”，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广泛散发公开信、揭别人老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按说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对民运来讲，应当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理当一致对外，然而从该书的记载看，如此“天大”的事情都没能阻止内斗。结果被一个曾声称“中国被殖民三百年都不够”、在民运组织内部并没有多少声望和影响力的正在国内监狱服刑的刘晓波“渔翁得利”——成就了一个由“狱龄”决定的“民运领袖”。这样的组织怎能让它的成员看到希望？怎么可能健康发展，乃至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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