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的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

老实做人

民运的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

—评《逐鹿诺贝尔——民运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秘辛》


尽管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被授予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却并没有改变海外民运日渐势微的困局。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海外民运的积极分子已不过二三百人。许多之前曾踊跃投身民运的人士，包括部分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民运骨干”甚至也相继退出民运组织，终止民运活动，转行从事正常的民商活动，与海外民运断然切割。
从文革后期的“民主墙”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批追求民主的年轻学生和个别学者由国内到国外，成立组织，接受资助，发展队伍，形成了致力于改变中国现状的“民运组织”。特别是在“六四”以后，大批民运骨干由国内“输出”，促成了海外民运的“最景气”时期。然而，十多年后，海外民运由强变弱，人员减少，组织涣散，资助撤退，很快进入不被人重视和关注的时期。此时此刻，一些资深民运人士认真回顾和反思民运由强大变势微的经验教训，写成著作，公开发表，以警示世人，提醒“后人”。
《逐鹿诺贝尔——民运竞逐诺贝尔和平奖秘辛》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重要著作。它由一位民运人士撰写，而且这位人士长期从事民运工作，对民运活动主要时期的事件都亲历亲为，是许多事件的见证人。作者的这本书以魏京生、方励之、王丹等民运明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从七九“民主墙”写到八六、又从八九“学潮”再写到“诺贝尔和平奖”之争，几乎涵盖了从民运的出生到衰落的全部成长时期，为我们全面认识民运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和一个新视角。从中我们充分看到了民运的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而这些恰恰注定了民运“青年而衰”的历史宿命。
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方励之、刘青、王丹等人不仅是民运的明星，而且是民运不同时期的骨干乃至领导人即民运领袖，他们的素质、品质和人格力量直接关系到民运组织的命运和前途，因为他们能否大公无私、能否团结一心、能否包容公正，将严重影响民运组织能否具有号召力、凝聚力，特别是能否放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团结壮大。同时，这也是民运能否走远的先天基因，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民运组织的发起人和创立者。
由于他们前期所受的“十七年教育”，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均从“民主墙”下走过，但却没有正确理解和承载“民主墙”的精神，相反却将文革的遗风发扬光大，表现出无权威和反权威的性格特征。“造神”和“造反”成为这些人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因而，他们只知道“造反”，却不知道为什么造反，不明确基本目标，不知道应该向何处去，从而导致后来的民运缺乏基本纲领，随意性大，甚至最终演变为接受反华、反共势力的资助，唯华与唯共是反。同时，“造神”情绪促使一些民运明星为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一己之利，拉帮结派，树立个人形象和权威，贬损他人地位和威信，而“造反”的习惯则让“大佬们”之间互不服气，彼此拉山头结梁子，勾心斗角，甚至不惜公开争斗，牺牲整体大局。这就注定了整个海外民运杂乱无章，一盘散沙，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这些都属于先天缺陷的话，那么，一些民运骨干陆续出国后的民运活动轨迹，就表现出后天不足的病征。其实，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特色。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是由国外反华和反共势力直接资助和培植起来的，不过是反华反共势力手中的一个工具和棋子而已。特别是一些民运人士在国内呆不下去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反华反共势力助力把他们弄出国，因而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主子与奴仆关系，主子出钱，奴仆出力，后者必须按照前者的意愿行事，前者也不可能允许后者拿着自己的钱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也一方面造成了民运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更不可能依据政治纲领制定一套完整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由于活动的几乎全部经费均由资助单位提供，谁有能力获得资助者的青睐，谁就有权管理和支配民运组织，安排民运活动，于是必然造成组织内部人员的内斗，当然也注定了民运组织的最终命运与反华反共势力是否资助直接挂钩。当民运组织对它们用处不大的时候，减少甚至终止资助是必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先天和后天条件都注定了民运是一场闹剧。

fangongxia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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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fangongxianfeng 于 2012-9-18 09: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