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折射的政治焦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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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发表 于 十月 4, 2012
今年如果不是中南海那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抢去了世人的眼球，中国的教科书问题肯定会成为热门话题。
香港人反对中共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其核心就是反对使用大陆强加给香港人的政治教科书。在这问题上，香港人算是抓到一个根本问题了。教科书对成长期的青少年影响有多大？请看美国经济学界泰斗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言：“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者谁起草高深的条约。” 他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被奉为经典，真正将我带入经济学之门的书就是萨缪尔逊这本《经济学》。
香港人抵制的是中共用于洗脑的政治教科书，中国的东南亚邻国面临的“中国问题”之一则是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观察已经有若干年，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教科书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一、如何构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包括该国是否曾位列中国的藩属国，20世纪与中国的关系是友好还是对争。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牵涉到中国过去的尊荣；从现实利益看，则有个领土疆域问题。
二、如何评价1949年以后的中国，包括“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里牵涉到其它国家是否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即是否认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


本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一般都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用来教育本国青少年，并不关其他国家的事情，也很少成为外交关系中的大问题。但任何事情遇到中共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中共的特点是喜欢统一思想，看到别人说的、想的与自己不一样就不舒服。这不舒服，有机会就要发作，是否发作则是看实力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闭关锁国，自成一体，别国的教科书如何编，它管不着；在改革开放早期，翅膀没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但21世纪零年代以后，中国（或者说预期自己将）“和平崛起”，中国要向周边国家推广“软实力”了，东南亚各国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自然也都出现了。
近年来，中国在与东南亚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总是强调一条听起来很生猛的理由：“某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愤青们还不忘记补上一句“某国在历史上，向中国明朝、清朝纳贡称臣”，仿佛一说出这句话来，自身腰板就直了起来。但中国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从来就不告诉国人，这些邻国就自身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各有一套说法，这些说法，与其说是对历史真实的叙述，还不如是折射了某国对自身与中国关系的现实政治焦虑。
以越南为例，在40-60前半期出生的中国人，一定还记得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解放军如何帮助越南兄弟抗击美国侵略者，将穷凶极恶的“美国狼”（有时候美国军人又被说成是不能打仗的“少爷兵”）打得鬼哭狼嚎，取得了抗美援越的胜利。后来越南忘恩负义，于是邓小平大人又果断领导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狠狠教训了一下越南人。徐良那首《血染的风采》成了这场战争最炫目的标记。
对历史熟悉一些的人，还会知道到19世纪为止，大清是越南的宗主国，对中国要纳贡称臣，这种宗主与藩属国的关系直到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后才结束。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清政府同意对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但这段历史如今被越南说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大西洋月刊》2012年6月号发表一篇“The Vietnam Solution”，记述了作者见闻。在河内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图画和硕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的是焦虑不安的越南人于11世纪、15世纪和18世纪抵抗中国宋、明和清朝帝国的入侵。罗伯特•坦普勒在其1998年有关当代越南的《影与风》一书中写道：“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是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正如一位越南外交官所说：“历史上中越交战有17次。而美国入侵墨西哥只有一次，你看看墨西哥人对美国入侵多么敏感。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都在讲抗击中国的民族英雄的事迹。”对于越南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霸权。即使目前越南与美国关系修好，越南人还是担心美国有一天会出卖越南，如同当年尼克松向中国打开大门，为中国进入越南提供了地缘战略条件——其实，越南讲述“中国侵略越南”的历史并非始于两国关系恶化后，一位曾于上世纪60年代末带兵援越的前辈曾对我讲过，军队开赴越南之后，团级以上军官都被越方请去看过中国侵略越南历史展览，每个人回来都气鼓鼓地。
由于越南现在不买中国的帐，昔日“鲜血凝成的友谊”曾降到冰点，现在也就是高那么几度而已。北京就只好对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假作不见。先解决在经济关系中渐居被动状态的日韩两国“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关专家专门研究了日韩两国教科书有关中国内容存在的问题（见《国外中小学教材有关中国内容的研究》，人教网，http://www.pep.com.cn/kcs/ktgl/gj/zg/201010/t20101021_939832.htm）最严重的当然是日本，从远古到对“六四”事件性质的判断，全有问题。这里先列举韩国教科书被研究出来的“问题”。
据研究者叙述，发现韩国教科书对于中国内容的描述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十大问题，它们分别是：（1）高句丽和族源问题；（2）间岛问题；（3）渤海国问题；（4）满洲考证；（5）宗藩关系；（6）抗日战争；（7）朝鲜战争；（8）民族、国家与疆域的问题；（9）历史地图中存在的问题；（10）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部分行文中不当之处，等等。
这十个问题当中，高句丽族源问题确实是人家的“内政”，你要人家接受你的解释，就好比某家生了个儿子，母亲说由自己在某天某地生下的不算数，一个不在场的邻居的认证才最重要。最实在的可能是8、9两个问题。至于高丽与明清两朝的宗藩关系，并非高丽一国的问题，清朝廷的藩属国就有20来个，泰国、缅甸、尼泊尔全是，人家不一定都认帐，如越南就将这种关系硬说成是侵略的结果。如果要认真计较并让这些昔日的藩属承认、纠正这些“问题”，那真会成为影响现实外交关系的因素。
让这些国家的历史学者与教师聚集在一起，合编教科书，是不是会减少歧见？这个有创意的想法终于被近年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合作甚多的斯坦福大学付诸实行。
结果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