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和素质论

博讯螺杆

（原创首发）

“国民性”，主要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个推理，有很多人将它逆向了，表面上看似乎也有道理：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仿佛罪恶的根源是在于国民性，所以也就有了全民反思文革这个谬论。但是，照这个思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裕仁天皇的军国主义日本，还有斯大林的苏联，这些民族不也都有中国文革式的国民性吗？再往前追溯，犹太人迫害耶稣，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迫害，都存在国民性问题了，那么应该反思的国民性，就不止于中国人，全人类都应该反思了，每个人都有罪了，这不就是基督教义吗？所以泛泛的空谈反思，把一埸历史灾难归啻于国民性的说法并不可取。一代人做一代事，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一切历史事件都是时代潮流，国民性必须在这潮流中翻滚，逆流是很难存在的。

即使是全民应该反思，它的意义也仅在否定历史错误，引以为戒，避免重演。但是绝不能忽略追究那些对历史错误有重大责任的元凶，对历史做出正确的定论。在专制社会，群体是跟随领袖的，盲众没有灵魂，统治者们既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模式，甚至控制了人民的思想，那它们就应当承担起这种统治所引起的后果责任。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拿四人帮做替罪羊就是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应该为文革全部负责，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定论。中国某些学者对文革的考察分析很深入，但也不是没有硬伤，这个硬伤就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其实人们所美化的毛泽东所谓理想“史无先例的新体制”（五斗米道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巴黎公社等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太平天国时洪秀全就曾实践过，完全是君临天下救世主那一套，所以把毛泽东看成是理想主义者是错误的，正如历史不承认秦始皇是个理想主义者一样。

“国民性”有时候是一种假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独裁者都受了它的迷惑，这种假象其实是民众随波逐流的本性，在专制社会中，人民大众都有群体盲从的通病，因为人民被剥夺了知的权利，除了统治者宣传的那一套，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专制者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法律，老百姓既然要奉公守法，那就要接受法律化的意识形态，比如过去的“反革命罪”和现在的“颠覆国家罪”，都是以意识形态来判定的，那么谁还敢以身试法呢？所以就要在言行上拥护中共的意识形态。老奸巨猾的毛泽东曾经看透过这种假象，文革后的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指着下边的人群对斯诺说：我看那些欢呼万岁的人有三种，一种是真正拥护我的，一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但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但这种自知之明只是毛的聪明一时，他对民众觉悟的估计从来就是糊涂一世。

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也不理解为什么人民会反对他？临垮台前，他召开的本来是拥护他的万人大会，居然因为一个小记者的振臂一呼，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对他的大会。萨达姆，卡扎菲和齐氏一样，也都坚决相信自己是人民百分百的选票选上来的，全国人民都是拥护他们的，他们就是死了也想不通，人民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度大转弯的背叛？萨达姆怎么会想到，几天前还雄纠纠气昂昂在阅兵式上高呼效忠他的共和国卫队，居然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卡扎菲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帝王之尊被民众污辱的一文不值？连他最忠诚的女保镖们最后也绝情的控诉他奸淫？说到底，就是大独裁者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国民，被“国民性”的假象欺骗了。毛泽东敢于公开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让人民批判”，就是一种愚蠢的自信，“批林批孔”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国民性假象，也是制造出来的，所谓“先进性”，就是从毛共时的不敢怒不敢言“先进”到了胡共的敢怒而不准言，突出表现是钳制舆论大搞一言堂，比如现在的国内网络媒体，就是一片歌乐升平莺歌燕舞，到处都在唱后庭花，凡指向中央的批评，对现政权有危害的负面言论都被和谐了，而且比毛时代“先进”的是，与时并进的允许了一点小骂大帮忙的“异议”来标榜民主，允许了庸俗不堪的低级趣味。淫秽色情反而不是有害信息了，“扫黄打非”，就是以扫黄为理由打非，这个非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即“有害信息”。同时，除了重金收买招安海外知名网络媒体，还发动境内外五毛抢占那些尚未被收编的网站，混入编辑管理层，对“独运轮”暗中下绊子，争夺话语权，挤压“独运轮”言论空间，以言论自由之矛攻言论自由之盾，在海外民主论坛上，如果你限制五毛们大量灌水，他们就倒打一钯反污你搞一言堂。中共这种无赖逻辑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当所有的舆论媒体都充满了五毛的亲共爱国言论时，国民性的假象就制造成功了。

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假象造成了素质论。不错，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确是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多，秋瑾少，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弃医从文，意在唤醒民众。殊不知鲁老先生也是国民性假象的受骗者，秋瑾们再少，辛亥革命不也是成功了吗？从古轩亭口到武昌起义，是不是有个过程？唤醒民众当然是必要的，但使民众觉悟，更重要的因素不在于唤醒，而在于社会的黑暗，梁山好汉并没人唤醒，都是逼上梁山的，社会革命需要催生而不是拔苗助长。现在毛左们坚信中国会发生第二次文革，还在以六十年代的眼光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我看这样的可能是个零，毛左们忘记了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可能有相似之处，但相似号不是等号。比如今天胡主席贴了一张炮打温总理的“我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文革，那么我相信，响应他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脑子进了水。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可以拉人马上井冈山，现在还有井冈山吗？到处都是游客的垃圾粪便了是不是？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公园里，情侣们还能在草丛树林里“搞破鞋”，今天试试？没那个环境了嘛。

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正在富强吗？人民生活好起来了，还能被逼上梁山吗？我说这样讲的人思维很成问题，把贫富差距当成了社会的唯一黑暗，如果说有素质论的话，持这种思维的那就正是素质差的人。先不说今天的中国到底是谁富强了，即使是每个中国人都成了富强粉，也不过是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你拥有的自行车再新再漂亮，能与人家的小汽车相比吗？一切社会黑暗都源于社会不公，当社会不公现象很隐蔽时，社会矛盾就小，比如毛时代，中国民众身边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看上去就很清廉，因为他们没有贪腐的条件，农村社队干部刚刚产生这种倾向，毛泽东就搞了四清运动，毛泽东整肃小干部也决不手软，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毛泽东又一石多鸟的适时发动了文革，即搞倒了政敌，又缓解了官民矛盾。但是毛泽东和中共高干们的帝王贵族生活谁看到了？谁又能知道呢？就算是知道，按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思想水平，也认为是天经地义，打天下坐天下嘛，今天习夫人还敢唱《打天下坐天下》吗？首先她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了，怕观众耻笑喝倒采，仅从这点看，就说明中国人的觉悟已经飞跃性的提高了。

国民素质，只有先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相由心生，心随境转。国民素质，一是要随着时代发展而提高，二是随着社会制度而改变，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民族，都经历了素质改变提高的过程，不然这个世界还会有文明吗？我曾在珠三角一个小乡镇工作过，这个镇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外来“农民工”，但其市容的文明程度，在卫生，秩序，治安方面，决不落后于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这就是环境约束，人的群体行为有一种谐振性，受环境感染暗示的心理因素很多。如果环境是文明的，大家都自动自觉的随大流循规蹈矩了，害群之马就孤立了。广东的文明不但是个传统，也是受了“香港狗”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外来民工接受了珠三角本土人和港商外商的文明，无形中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不在于公众所受教育程度，有些时候，一个乡下农妇反而比一个大学教授要文明的多。

孙志刚事件能在广东引起社会震动，就是环境因素起了作用，因为这类官府践踏人权的事件，在当时的内地简直就不算什么，几乎天天都有发生，也没人抗议和仗义执言。但广东和内地的社会环境不同，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地区，民众的觉悟（素质）也不同，所以“南方报系”才有市场。孔庆东身为大学教授，为什么会怒骂“三妈”南方报系呢？我看并不是他的素质恶劣，而是他落后了，今天的毛左和百年前义和团民的素质还是一样的，义和团民连使用火柴铅笔都视为汉奸洋奴，是真正的排外，今天的愤青一面使用着打火机电脑这些洋玩意，一面嘴里还要骂着汉奸洋奴，是虚伪的排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毛左爱国愤青们，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没有落伍，但他们的思想却落后于先进文明整整一个世纪！

再说说“素质论”者所强调的国民教育问题，“素质论”者说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缺乏民主意识，既然国民缺乏民主意识，就没有搞民主的条件了。但是中共建政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再说这样的话，岂不是对伟光正的否定？教育还是有的，从小就戴上红领巾接受洗脑了，怎么能说受教育程度不够呢？但是专制下的洗脑教育，真的还不如不教育，没有这种教育，中国人还能保留一点人类的天性良知，比如正义感同情心等等，一经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脑子里就全是阶级斗争丛林法则，反而把这点天性抹杀了，归根结底，国民素质低下还是制度造成的。今天胡共搞的“先进性教育”，其实也是阶级斗争教育的翻版，在“八荣八耻”中，不过是将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换成了热爱祖国和人民，其余的就是朱子家训之类的劝世之言，本来就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还用他来重复？

“素质论”不是什么新玩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观点，孔子早在三千年前就提出来了。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都是这个观点，都强调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制度，都说中国人是群体性自私愚昧，落后野蛮，不配享受民主，中国一搞民主就会军阀割据，就会连年战争，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只配专制来“管一管”，毫无根据的断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甚至发出了巫师式的预言：共产党一倒，中国就会天下大乱。但是众所周知，当年的共产党就是高调的民主派，而且大力鼓吹西式民主多党轮政。它本来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夺取政权的，在当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毛泽东就一贯主张乱中夺权，以反专制为名打了三年内战，政权到手了却又鼓吹起专制了，害怕天下大乱了，而且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百年不变，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中共垮台后中国会不会乱？先说说前有车后有辙的苏共垮台，苏共的官僚体系和特权阶层比中共强大的多，肯定不甘心退位，但是八一九复辟政变只折腾了三天就失败了，其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也都是一夜间的事情。中共现在走的正是前苏共的老路，那么社会转型的模式也必将是前苏联式的。所以，即使是改朝换代，中国也乱不起来，因为任何一个新政府都有它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就是承前启后的过程，不仅新政府在积极运作，人民也有自发的治安团体，如果没有政客军阀们折腾，政权的更替就是政府换届而已。

政府换届只是首脑们换了，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公务员班子是没必要换的，比如，民国就留用了大量前清旧臣和衙门捕快，这是因为民国初建，加上文化教育落后，社会缺少行政管理人才，民国初期，在借鉴外国文明的同时，也承袭了大清的全套行政管理制度，比如司法系统就是照搬，只是县官换成了县长，百姓仍然称之为父母官县太爷，警察代替了衙役，枪毙代替了砍头。当然后来，也正是这类遗老才有机会报复革命党人，有机会有能力搞复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就学聪明了，“解放”初期，也留用了一部分国民党和满洲国的军政人员，但很快就过河拆桥，利用镇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肃清了这些“历史反革命”。如果讲清算，中共政权对前政权的清算是最彻底的，所以，中共为一切社会革命树立了一个很恶劣的榜样。

中共建国初期就承袭了国民党的全套行政管理制度，而且在统治手段上比大清更野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也命令日本人在受降前维持地方秩序，甚至接收后也留用了一部分“汉奸”。因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是一种专业，并不是有了学问和善于玩弄权术就可以胜任的，土八路乡巴佬就更不懂了，所以共产党管理了半个多世纪，国家也没见长进。邓小平等中共右派还算懂一点治国，留过洋，见识过文明社会，照猫画虎摸石头过河才把中国山寨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中共右派（走资派）不翻天（毛泽东说他死了以后右派会翻天），那么中国的今天，还应该是北朝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