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杂志:内战结束前夜的中国（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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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易历史　

在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批照片，我们将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这是只有历史才能赋予的新含义。它们不仅让我们看到五十多年前上海的模样，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战争、贫困、腐败、堕落和混乱，最终会变成使中国共产党生长和壮大的沃土。



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1948年1月，上海）



繁忙的十字路口悬挂着巨幅广告牌，画面中的西方女郎在为银行牌香烟作宣传。（1948年1月，上海）



安仁街218号居所外晾晒的衣服和鱼干。（1948年，上海）




一位杂耍艺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动作。（1948年5月，上海）

日子漫长而难熬，我们从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简单，逮着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向街头小贩买些烤红薯充饥。交通也很困难，我们只能依赖美国空军战争公积金项目提供的C-46和C-47型运输机飞行。驾驶它们的则是些“老油条”。他们开起飞机来随心所欲，经常出现一些把人吓得毛骨悚然的险情。有一个家伙吹牛说，他醉的时候开飞机比清醒的时候开得好。所以，他经常在飞行前喝得醉醺醺的。运输机其实就是空中货车，我们只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邮包或者装着上千条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子弹带的木箱上。尽管如此，我们在旅途中付出的种种艰辛还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这两年，伯恩斯和罗恩小组在《生活》杂志上一直保持着版面占有率的最高纪录。

在中国，拍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满洲”零度以下的严寒和华中、华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气候，对摄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常常难以安装、难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个来自欧洲的、无国籍的家伙知道如何拆装摄影器材，可惜对于我带去的禄莱(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这两种相机，他却缺乏专业经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上帝保佑，让我的摄影器材在成千上万次暴露于恶劣气候之后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可是美国杂志派驻中国的、肩负着提供整个东南亚地区新闻这一艰巨重任的唯一摄影记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替所有的美国人充当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眼睛。



一群妇女和儿童追逐着满载棉花的卡车。（1948年3月，上海）


一位被怀疑偷了棉花的妇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