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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夫
(一) 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 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曰,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 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 演出, “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 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 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 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 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 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二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 ——约占总数 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 厌恶感。
其实,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 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 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 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 这个儿孙手里。到了 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 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 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馀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 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 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 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 智信” 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 “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 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论”的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 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Z F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 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 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 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 形成“众人十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馀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 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发动 “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 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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